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郑振铎、王云五、邹韬奋等人在实地考察过欧美、苏 联、日本等地的出版业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而从各种相关统计资料来看，在晚清民国时期，我国的文 学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份额基本上均在15—20%左右， 以此推算，其时我国文学出版业的规模（年营业额）约为 美国《星期六周刊》杂志的十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
如此印书，不如不印。初出头之作家宜不在书贾眼里。 人间乃势利如是，夫复何言。
……总之，目下我在文坛只求打出一条道来就好了。 更大的希望留待日后再实现吧。
自清末以来，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中国文学的活动机 制与活动方式也随之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
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学出版实际上已成为整个文学活动机 制中的核心环节，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能否“合法”问世、 进入公众阅读视野的裁决者和把关人，还在很大程度上扮 演着文学活动中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角色。
在绵延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历史奇观。
可以想见的是，若非经济动力的驱使，林纾不可能一鼓作 气，在短短20余年间就翻译了18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总 字数在3000万字以上；
张恨水也不可能“日写三千字”，30年不辍，创作总量达 3000万字，仅小说作品就多达100多部，2000万字。
这使得那时我国文化市场空间相当狭小 。
同时，我国的现代出版业又刚刚兴起，和同时期西方国家 相比，不仅起步时间晚了近200年，产业规模也小得可怜。
按照1932年陆费逵的说法，其时我国人口总数是美国 的四倍，但整个印刷出版业的年营业额尚不到3000万 元，仅相当于美国约纽市一地出版业年营业额的百分 之一左右。仅美国《星期六周刊》一种杂志的年营业 额，就相当于我国印刷出版业一年营业总额的两至三 倍。
清末文坛流传的写作致富“神话”：
西方小说家，负盛名者，英国有柯南道尔所作《福尔摩斯 侦探案》，名满世界，长篇数种，短篇数十种，前后所获， 殆不下数十万金，其它稿售之美国书肆，每千字竟得六百 金元，则一书之成，不犹得一小金矿耶？
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内文坛，梁启超、吴趼人、林纾、鲁 迅、林语堂、张恨水等作家，都堪称是写作致富的典范。
闻一多：
我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故必须早早做出个名声出 去以为预备。多半三年（美术学院毕业）我即归国，‘未 雨绸缪’，未为过也。
我要立刻将《红烛》送出去，不然我以后的著作恐怕不容 易叫响 。
今接诗稿将寄与泰东承印，版权归他们，可以得到一点稿 费，也到底不知多少。……稿费底事，在我们本不好太执 著，还价是讲不到的，只好随便一点，落得出版以后，销 行可望广一点。初出头的作家本来是要受点委屈的……
在1910-1930年间，我国电影创作界90%以上的电影编
剧人员均来自鸳蝴派作家群。
在1917—1927年间，当成千上万的归国留学生和高校毕业 生面临就业，并意欲“在文学界做生涯”时，他们既无布 迪厄所谓“象征资本”（名声、地位等），又恰逢清末以 来我国文学出版资源最为紧缺的时候，于是，对文学出版 资源的激烈争夺也就不可避免。
我的全家，那时都来了北京，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 全是为了图利。已不是我早两年为发表欲而动笔了。所以没有什么利 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的写作兴趣。
老实一句话，写的时候，无论拿到多少稿费，写完了我可以拿去出版， 就是一笔收入，我完全看在收入上，又给《世界日报》写了一篇《斯 人记》 。
米价越来越贵，千字斗米运动，终于成为泡影。那时，我也就死了那 条卖文的心……
他们中的不少人，还需要直接从事出版活动以作为谋生手 段。这就使他们对文学出版资源的紧张和出版业竞争的残 酷更加有切肤之痛，无形中也就更加会加剧他们对文学出 版资源和文化市场空间的无声争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突出现象，如“意气之争”频发、 文学社团林立等等，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 ——
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
“意气之争”不仅使作家更容易“出名”，赢得更多的出 版和发表作品的机会，包括在更高质量的报刊和出版机构 发表、出版作品的机会；也有利于提高自己所办刊物的知 名度，使之在同时期众多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强势媒体 并促进刊物的销量。
经济杠杆也就由此进入现代文学的活动机制当中，成为影 响作家写作和文学史进程的强劲驱动力之一。
在它的驱动下，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一大特点 得以形成，亦即文学作品数量的猛增——在晚清民国时期 约50年间出版的文学创作书籍种数，就大致相当于我国现 存古籍中文学书籍的总和。
小说书籍的情况就更是如此，据陈平原教授统计，仅 1898-1911年的14年间出版的小说，就比此前250年出版 的小说种数还要多。
对此，不仅许多当事人心照不宣，旁观者也是洞若观 火的。
1925年，闻一多致梁实秋信：
“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 来。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故你的《批评之批评》一 文非作不可。用意在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煞而代之以正 当之观念与标准。上沅又将作五年来之中国新剧，本意亦 在出人以下马威也。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 人物亦足哄动一时。此问题与问题一乃是争点正面与反面， 孰舍孰从，请示知。”
20世纪以来的中，中国作家的经济生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 历史巨变，科举制度的废止、市场经济制度和以聘用（雇 佣）为主的现代人事制度的推行，使他们失去了中国古代 作家那样通过科举而“一劳永逸”地生活，也无法像计划 经济时期的中国当代作家一样，可以靠国家给予的固定工 资生活，而被迫要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寻求自己的生计资 源，在社会动荡和市场沉浮中迅速学会“冲浪”。
第一讲 清末民初： 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中国文学的千年之变
文学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 清末民初：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中国文学的千
年之变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 一件大事。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业的兴起， 我们简直难以想象，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 种怎样的局面。同样，没有20世纪以上海为中心的现 代出版业的崛起，我们也无法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是否还会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是否还会有 文学研究会……
如果说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写作主要是他们消情遣兴 的方式，那么，对中国现代作家来说，稿酬与版税已 成为他们的一种生计之源。
但另一方面，由于此前的千百年间，我国推行的是一 种贵族式、精英化的教育，平民普遍没有接受教育的 权力和财力。
因此，到清末为止，我国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民国时 期虽大力推行平民教育，但因教育基础薄弱，加之战火频 繁，经济凋敝，教育经费窘迫，收效甚微。直到1940年代 末，我国文盲率依旧高达80%左右。
尤其是在“五四”时期（1917-1927），堪称是整个晚清 民国时期文学出版资源（作家的生计资源）最为紧张的时 候——
一方面，随着此前十余年间出国留学人员的纷纷回国（仅 留日人员就有数万人），以及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人才也 陆续毕业，因此，需要就业的文人数量持续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此间战事频繁、交通受阻、经济凋敝 等原因，无论是教育界的发展还是出版界的发展都不 景气。
好在找我写稿子的人，倒是机会不断。于是我又先后写了三个长篇是 《一路福星》、《马后桃花》、《岁寒三友》。但这三篇小说，都因 稿费的商榷，不能得着一个合理的解决，都没有写完。
吴趼人：《新笑林广记》
我佛山人终日营营，以卖文为业。或劝稍节劳，时方饭， 乃指案上曰：‘吾亦欲节劳，无奈为了这个。’或笑曰： ‘不图先生吃饭，乃是咬文嚼字。
在晚清民国时期，我国仅出版过文学书籍的作家和翻 译家人数就多达4528人。
如此庞大的一个作家群体，所争取的文学市场份额 （经济资源）总量却不及美国一家杂志的十分之一，
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在晚清民国时期，作家直接参与文学出版活动并以 此谋生的情况也相当普遍。
比如在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以100字以 上连续篇幅重点介绍的165位作家中，直接从事过文学出 版活动的就达128人，占总数的78% 。
1914-1930年间我国历年出版文学书籍种数
800 600 400 200
0
11111111111111111999999999999999993222222222211111109876543210987654
1914-1930年间我国历年新增文学书籍出版机构数量
80 60 40 20 0
11111111111111111999999999999999991111112222222222345678901234567890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10余年间，堪称是整个晚清 民国时期，我国文人就业压力最大、文学出版资源又恰恰 最为紧缺的时期，尤其是对新文学界（或新出版业）来说 就更是如此。
因为相对而言，“旧”文学已经培育了较好的文学消费市 场，同时也拥有了一定的出版资源，而且，经过近10余年 的努力，“旧”文学作家也积累了一定的生存资本（财富 和名声），使他们可以做到“东边不亮西边亮”——当文 学出版业的不景气时，新兴的文化行业又为他们提供了较 为丰厚的生计资源和施展才华的机会。
文学活动也不再只是一种以作家为核心的审美文化活动，而 是由作家、文学编辑、出版商、市场和读者等多种主体因素 共同参与的公众化的文化产业活动。
文学写作也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职业，成为作家的一种谋生方 式，作家不再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 导权，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文学编辑、文学媒介、文 学市场和国家的文化统制制度等诸多“文学外部因素”。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都是从‘五四’开始的……连文人 圈子之间的流派之辩与意气之争也是‘五四’开始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未必是从“五四”开始，中国现代文 人的流派之辩与意气之争成为风尚，却确确实实始于“五 四”时期。
只不过，导致这种“意气之争”的原因，却不是学术界过 去普遍认为的文学思想差异和青春意气等因素所能完全解 释清楚的，其中还隐含着作家（文人）争夺文学出版资源 尤其是优势出版资源的潜在动机在内。
作家的文学史主导作用也随之弱化，而文学编辑、出版商、 读者等主体因素，以及文学媒介、文学市场、文化统制制 度和文学教育等客观因素的文学史建构功能，则越来越凸 现出来，成为现代文学活动中举足轻重的活力因素。
现代文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和数以万计的文 学文本，实际上都是这些因素的合力所致。
简言之，忽视了文学出版，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 进程的许多重要因素就会遭到忽视。
以高等教育界为例，如1914年，我国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人 数约为3.2万人，1915年亦有2.8万人，1916年则下降为 1.7万人，1925年才又上升至3.6万人，此后又有下降，如 1928年降为2.5万人，1929年2.9万人，1930年才又回升到 3.7万人。
相比而言，文学出版界的情况则更糟，除文学期刊出 版规模（创刊数量）总体上好于清末民初外，在文学 书籍出版规模和文学出版机构数量还不如清末民初， 为整个晚清民国期间的低谷时期。
对中国现代作家群体来说，他们所能赚取的稿酬资源总量， 和欧美、日本等地作家相比，本来就少得可怜——
陆费逵：[中华书局创始人]
“说到买稿，欧美我不知道，日本则原稿一页约五百字， 最低者售二元日金，最高者五十元；即每千字四元至五 百元。稿费越大者销路越好，各书坊越争买其稿。我国 通常稿费每千字二元至四元，五六元的很少；小书坊甚 至收每千字五角至一元的书稿。试问著作人每日辛苦著 作，得数元乃至十数元的酬报。倘无主顾，只好自己鉴 赏。照此情形，著作人哪能安心从事著作呢？”
现代稿酬制度的影响：
它一方面促进了作家的职业化，使文学写作成为一种谋生方式， 也使作家在经济上得以独立，而经济的独立则带给作家在文学主 张和创作上的自由；
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动机与创作心态。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
由于我穷，我也就开始自找出路。我不是《小说月报》吗，……在背 页的广告上，月报有征求稿件的启示，并定了每千字三元。我很大胆 的，要由这里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