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的“诗史”和“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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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际的“诗史＂与“崇雅＂
浙江大学 史伟
易代之际，社会、历史、文化的亟变给士人心态、价值取向等所造成的巨 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自然也体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就 诗歌而言，如果说诗歌之形式、体制等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那么诗歌之内 容、风格，以至诗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则不能不相应起极大的变化。宋元 之际亦是如此。
又如谢枋得《诗传注疏》，虽日：“注疏”，但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能不寓 有身世之感，而感同身受处，确有深心独会，发前人所未发的精义，清王丽煌 “弁言”评日：
宋谢叠山先生《诗传注疏》……先生生板荡之朝，抱黍离之 痛，说诗见志，于小雅忧伤哀怨之什恒致意焉，而于经义发明透畅， 文非空作议论者比。解《无衣》之“与子同仇”寓高宗南迁之失，论 《皇父》之“不遗一老”刺似道误国之奸，至疏《蓼莪》之四章，详明 恺恻，令人读之欲泪，孔子兴观群怨，先生盖深有契焉。是编者可 以论世，可以知人矣。
这仍然是《诗序》的发挥。“《诗》、《春秋》皆史也。”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诗 经》也是要明乎得失之迹，从这个角度讲，诗即史，故可以明得失之迹，可以 观时世之变。“观风者不徒观之《周南》、《召南》，观于《幽风》、《下泉》之诗
①《文献集》卷五。 ②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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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观雅者不徒观之《文王》、《大明》、《绵》，观之《荡》、之《伤》、之《闵》 可也。观颂者不徒观于《猗那》、《清庙》，观之正考父之犹能存商，季孙行父 之犹能请命于周，可也。”更进一步，如赵德亮所言，“自其变者观之，康衢之 谣、虞廷之歌，果诗之本始乎？”达事变怀旧俗，诗或许即兴于世变，亦存于 世变。这诚然是激于时变的极端之论。但正缘于此，世人所重乃在于变风 变雅。马廷鸾承浙东史学，有以接中原文献，《宋元学案》把他列入《东莱学 案》，他以史学世家而留意于诗，故有“《诗》、《春秋》皆史”之论。同样浙东 天台以史学名家的舒岳祥，亦是以“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① 而欲以诗存史的，均可见其渊源有自。
一、从风雅正变到“诗史”观
关于杜甫“诗史”说，论者多涉及唐孟柴《本事诗》。方孝岳说：“后来诗 评里，有一种说本事的，像孟柴的《本事诗》，说明做诗的人因某事而做某 诗，使读者容易领会他的意义。这本是取法于《毛诗·诗序》。再上推之， 实在是由《左传》开其端。”①他在《吴季札的诗史观》中又说：“我们看后人 说杜甫是诗史（《新唐书·杜甫传》），因为他的诗善陈时事，诗中有史笔，就 他的诗，可以观察当时政治风俗的得失。”②则杜甫“诗史”观，远源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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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以降，杜诗之于士人的意义，几无异于《诗经》，所以可以称“诗 圣”。而人们加诸《诗经》的许多微言大义，也同样见诸杜甫身上。大致说 来，宋人有得于杜诗，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艺术技巧，而其核心，就是黄庭 坚所说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元一字无来处”。第二是杜甫“一饭 不忘君”的忠爱之忱，其中当然涉及“诗史”说。而关于杜甫“诗史”，时人所 论大体不出两点，第一点言杜诗叙述史实之核实、博瞻，所谓“以诗证史”、 “以诗存史”、“以诗补史”；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言杜诗于史的叙述而外， 尚有褒贬，重讽谏，寓微言大义。正因于此，杜诗有以与《春秋》，与《诗经》 之风雅正变联系起来，作等量齐观。关于这一点论者已多，这里只想强调一 点，就是杜甫“诗史”观的形成和确立，同样与理学家的推阐密切相关。朱 熹《与巩仲至》第四书论及杜诗之编选云：“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 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壕》、《夏日》、《夏夜》 诸篇……”①真德秀《文章正宗》诗选完全体现了朱熹的观点，除开宋人经常 论及的《哀江头》一首之外，我们现在熟知的杜诗中平实且纪实性最强的 “三吏”、“三别”均入选，而在此前除白居易特别提到外，②注意的人并不是 很多。在此之后，“三吏”、“三别”逐渐成为杜诗“诗史”的代表。⑨于是宋 代乃有仿郑玄《诗谱》为杜诗做谱者，魏了翁为之作序云：“谱三百五篇诗自 郑氏，不尽用郑谱而别为谱，自国朝欧阳氏考世次以定先后审正变以观治 忽，谱之作，不但为诗而已，抑当代之编年也……杜少号（按当作陵）所为号 诗史，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前之为谱者有吕氏，后之 为谱者有蔡氏，所以忠于少陵者多矣。”④可以代表一时之观念。
①方孝岳：《（左传）的诗本事》，《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页。 ②同上，第１５页。 ·２９４·
至《左传》所载季札观乐，而其直接的源头则是《毛诗》大序风雅正变之说。 诗之风雅正变，其主旨在于“明诗与时代之关系”，①更进一步说，就是
诗与史的关系，从儒家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角度看，诗与史实则是同义的，所 谓“王道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②郑玄《诗谱序》分“正风正 雅”“变风变雅”以相对待，且遍释《诗经》中风俗名物以申其说，汉以下直迄 唐代，多承其说。③郭绍虞评汉儒诗学称：“大抵汉人说诗，都是沿袭以前的 旧法，或是传述以前的旧闻，并没有什么创见。”④这个评价应是不错的，但 正因其无创见，恰恰却具备普遍的意义。而《诗经》作为文学性最强的一部 作品，既被列为“经”之一种，其在观念层面对人们的思想造成的影响，源远 流长，又根深蒂固。
①舒岳祥：《题潘少白诗》，《阆风集》卷二。 ②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一三。 ③见马廷鸾：《书汪水云诗后》，《增订湖山类稿》，第１８６页。 ④《集杜诗》白序。 ·２９８·
集序》于此颇有申发，云：
《三百篇》，诗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风》自正入变，《雅》、《颂》 熄矣。《风》、《雅》、《颂》，经也；赋、比、兴，纬也。以三纬行三经之 中，六义备焉。一变为《骚》，再变为《选》，三变为五七字律。盖自 晋、宋、齐、梁而下，义日益离；李杜手障狂澜，离而复合。其他掇拾 风烟，组缀花鸟，自谓工且丽，索其义蔑如。古者闾巷小夫，闺门贱 妾，其诗往往根性情而作，后之士大夫反异焉，何也？《诗》，一言以 蔽之，日“思无邪”。无邪者，诚之发。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 哀，当乐而乐，《匪风》、《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变风发乎情， 止乎礼仪”；不变者，犹于变见之，谓非丰镐遗泽，可乎？
予数从公游，啸吟泉石，每一篇出，有飞出宇宙之意；已而敛入 丝粟，寂乎无声，使人三叹不能已。前辈评宋南渡后诗，以陆务观 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夫同其所以诗 之心，则亦同其诗，谁谓务观之后无务观也。①
关于元初遗民பைடு நூலகம்风雅正变观，可以马廷鸾《题赵德亮诗论后》所论为代 表，其言：
郑康成以《三礼》笺诗，儒者未之讦也。今君以《春秋》评诗， 可乎？余应日：“不然，《诗》、《春秋》皆史也，《序》之言日：国史明 乎得失之际。以《春秋》评诗，讵谓不然？”六经惟《诗》、《春秋》 当。自其变者观之，康衢之谣，虞庭之歌，果诗之本始乎？诗之兴 也，谅不止于上皇之世，先儒有是言矣：达事变怀旧俗，诗之所为作 也。君著诗论以为仲尼删诗于鲁哀公十一年，而作《春秋》于十四 年，其事相因不偶然也。谓非自其变者观之乎？故观风者不徒观 之《周南》、《召南》，观于《幽风》、《下泉》之诗可也。观雅者不徒 观于《文王》、《大明》、《绵》，观之《荡》、之《伤》、之《阂》可也。观 颂者不徒观于《猗那》、《清庙》，观之正考父之犹能存商，季孙行父 之犹能请命于周，可也。否则，成汤高宗微子之云为文武……诗之 兴非事变云乎哉。②
以上对两汉以迄南宋风雅正变之说作了大略的描述，下面即论杜甫 “诗史”观。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９页。 关于这一点，朱自清：《诗言志辩》“著述引诗”一节有很好的论述，可参看。 可参朱自清：《诗言志辩》“风雅正变”一节。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４８页。 黄焯：《毛诗郑笺平议》，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序第６页。 见朱自清：《诗言志辩》“温柔敦厚”一节。 可参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其中于“变风”、“变雅”及“风雅之再变”颇有发挥。
本文不拟对宋元之际诗风和诗学思想作全面、系统的分析，而只着重考 察“诗史”与“崇雅”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诗学观念，即考察这 些源远流长的诗学观念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 更重要的是考察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宋元之际，“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 “崇雅”说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了愿意认可元代政府，甚至与之妥协、合作的 士人的一种心态。论者言及宋元之际，多谈“诗史”，但事实上无论就其发 生的影响、作用，还是在当时所获得的响应，“崇雅说”都应是主要的趋向， 所以到延｛；占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是想体现出这种史 的脉络的。
至宋代，疑经惑古，其解经亦于两汉注疏章句之外别开生面。黄焯《毛 诗郑笺平议》序于此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毛诗序传》，自郑君作笺后，迄于唐世，皆遵信无异词。自南 宋郑樵倡言排击，而朱熹信之，降及元明。诗学几废。惟其间犹有 宗毛郑者，不为新说所夺，如吕祖谦《读诗记》、严桀《诗辑》之类， 盖有可取者。⑤
南宋解《诗》概有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破序以解经，《诗集传》所明者，重在 “诗无邪”一义。⑥另一派则以吕祖谦为代表，尚承旧说。但事实上，朱熹所 不满于诗序者，在于其穿凿，就风雅正变而言，即朱熹亦无异词。④吕祖谦 尤着意于此，其《吕氏家塾读书记》卷一“纲领”之“大小序”、“风雅颂”条即 明风雅正变之旨，正文解说中，何者为正风正雅，何者为变风变雅，起于何 时，止于何时，均有明确的论析。这样的观念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会集 中、激烈地激发出来，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到这一点。
明末清初士人论诗，多属意于风雅正变，尤其是变风变雅，异代同音，有足以 相契者。
在《诗经》为变风变雅，在杜甫则为“诗史”。马廷鸾《跋舅代南溪翁渔 唱集后》云：“此其诗似凛凛乎工部《北征》、《道州》、《春陵》之上矣。布衣 怀当世之忧，草茅关天下之责……”②其于汪元量诗亦有“诗史”之目。⑨文 天祥尝论及杜甫《诗史》云：“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记载 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④可以见史实，也可以 寓褒贬，这是杜甫“诗史”的精义，是《诗经》“变风变雅”的精义所在，也是 《春秋》的精义所在，就是在这一点上，三者结合在一起。林景熙《王修竹诗
概见也。①
即谓此也。而在哲学思想方面，人恒言“朱陆合流”，但另一方面，其时士人 于朱学末流之执著性理、空谈误国已深恶痛绝，甚乃拟之于魏晋之清谈误 国，程钜夫、袁桷等仕新朝、将以有为的新贵且不论，即如金履祥、马廷鸾、王 应麟、舒岳祥等遗民亦莫不究心于史鉴，系心于时务，迥异于寻常腐儒，乃促 成宋末元初事功一派学术之振起，这也可算异代之际共有的思想倾向。所 以在《诗》学方面，在延｛；占年间朱子之学未被定于一尊之前，吕祖谦一派的 观点或更易引起一般人的反响。故宋末元初诗论，乃多留意于风雅正变，不 仅仅于“思无邪”而已。所不同者，由于时遭世变，故更属心于变风变雅；而 于“诗史”，除杜甫而外，更以“诗史”自任，以“诗史”许人，希图以诗存一代 之史。其感同身受，与前宋之就事论事，又不可同日而语。下面分别论之。
蒙元灭宋，士人身历鼎革，目击艰辛，触目伤情，皆起兴亡之感、身世之 悲，黄浯《方先生诗集序》云：
（方凤）遇遗民故若于残山剩水间，往往握手欷欺，低回不忍 去，缘情托物，发为声歌，凡日用动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属，靡不 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虚，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废兴之迹，皆可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四。 ②见自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５９页。 ③见洪迈：《容斋续笔》“唐诗无讳避”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杜 子美尤多，《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终篇皆是。”故宋遗民林景熙《宋景元诗集序》称宋诗： “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亡恙。然则诗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庐子关等作得以独雄千古也。”《林 景熙诗集校注》卷五，第３３６页。 ④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 ·２９６·
浙江大学 史伟
易代之际，社会、历史、文化的亟变给士人心态、价值取向等所造成的巨 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自然也体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就 诗歌而言，如果说诗歌之形式、体制等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那么诗歌之内 容、风格，以至诗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则不能不相应起极大的变化。宋元 之际亦是如此。
又如谢枋得《诗传注疏》，虽日：“注疏”，但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能不寓 有身世之感，而感同身受处，确有深心独会，发前人所未发的精义，清王丽煌 “弁言”评日：
宋谢叠山先生《诗传注疏》……先生生板荡之朝，抱黍离之 痛，说诗见志，于小雅忧伤哀怨之什恒致意焉，而于经义发明透畅， 文非空作议论者比。解《无衣》之“与子同仇”寓高宗南迁之失，论 《皇父》之“不遗一老”刺似道误国之奸，至疏《蓼莪》之四章，详明 恺恻，令人读之欲泪，孔子兴观群怨，先生盖深有契焉。是编者可 以论世，可以知人矣。
这仍然是《诗序》的发挥。“《诗》、《春秋》皆史也。”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诗 经》也是要明乎得失之迹，从这个角度讲，诗即史，故可以明得失之迹，可以 观时世之变。“观风者不徒观之《周南》、《召南》，观于《幽风》、《下泉》之诗
①《文献集》卷五。 ②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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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观雅者不徒观之《文王》、《大明》、《绵》，观之《荡》、之《伤》、之《闵》 可也。观颂者不徒观于《猗那》、《清庙》，观之正考父之犹能存商，季孙行父 之犹能请命于周，可也。”更进一步，如赵德亮所言，“自其变者观之，康衢之 谣、虞廷之歌，果诗之本始乎？”达事变怀旧俗，诗或许即兴于世变，亦存于 世变。这诚然是激于时变的极端之论。但正缘于此，世人所重乃在于变风 变雅。马廷鸾承浙东史学，有以接中原文献，《宋元学案》把他列入《东莱学 案》，他以史学世家而留意于诗，故有“《诗》、《春秋》皆史”之论。同样浙东 天台以史学名家的舒岳祥，亦是以“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① 而欲以诗存史的，均可见其渊源有自。
一、从风雅正变到“诗史”观
关于杜甫“诗史”说，论者多涉及唐孟柴《本事诗》。方孝岳说：“后来诗 评里，有一种说本事的，像孟柴的《本事诗》，说明做诗的人因某事而做某 诗，使读者容易领会他的意义。这本是取法于《毛诗·诗序》。再上推之， 实在是由《左传》开其端。”①他在《吴季札的诗史观》中又说：“我们看后人 说杜甫是诗史（《新唐书·杜甫传》），因为他的诗善陈时事，诗中有史笔，就 他的诗，可以观察当时政治风俗的得失。”②则杜甫“诗史”观，远源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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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以降，杜诗之于士人的意义，几无异于《诗经》，所以可以称“诗 圣”。而人们加诸《诗经》的许多微言大义，也同样见诸杜甫身上。大致说 来，宋人有得于杜诗，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艺术技巧，而其核心，就是黄庭 坚所说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元一字无来处”。第二是杜甫“一饭 不忘君”的忠爱之忱，其中当然涉及“诗史”说。而关于杜甫“诗史”，时人所 论大体不出两点，第一点言杜诗叙述史实之核实、博瞻，所谓“以诗证史”、 “以诗存史”、“以诗补史”；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言杜诗于史的叙述而外， 尚有褒贬，重讽谏，寓微言大义。正因于此，杜诗有以与《春秋》，与《诗经》 之风雅正变联系起来，作等量齐观。关于这一点论者已多，这里只想强调一 点，就是杜甫“诗史”观的形成和确立，同样与理学家的推阐密切相关。朱 熹《与巩仲至》第四书论及杜诗之编选云：“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 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壕》、《夏日》、《夏夜》 诸篇……”①真德秀《文章正宗》诗选完全体现了朱熹的观点，除开宋人经常 论及的《哀江头》一首之外，我们现在熟知的杜诗中平实且纪实性最强的 “三吏”、“三别”均入选，而在此前除白居易特别提到外，②注意的人并不是 很多。在此之后，“三吏”、“三别”逐渐成为杜诗“诗史”的代表。⑨于是宋 代乃有仿郑玄《诗谱》为杜诗做谱者，魏了翁为之作序云：“谱三百五篇诗自 郑氏，不尽用郑谱而别为谱，自国朝欧阳氏考世次以定先后审正变以观治 忽，谱之作，不但为诗而已，抑当代之编年也……杜少号（按当作陵）所为号 诗史，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前之为谱者有吕氏，后之 为谱者有蔡氏，所以忠于少陵者多矣。”④可以代表一时之观念。
①方孝岳：《（左传）的诗本事》，《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页。 ②同上，第１５页。 ·２９４·
至《左传》所载季札观乐，而其直接的源头则是《毛诗》大序风雅正变之说。 诗之风雅正变，其主旨在于“明诗与时代之关系”，①更进一步说，就是
诗与史的关系，从儒家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角度看，诗与史实则是同义的，所 谓“王道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②郑玄《诗谱序》分“正风正 雅”“变风变雅”以相对待，且遍释《诗经》中风俗名物以申其说，汉以下直迄 唐代，多承其说。③郭绍虞评汉儒诗学称：“大抵汉人说诗，都是沿袭以前的 旧法，或是传述以前的旧闻，并没有什么创见。”④这个评价应是不错的，但 正因其无创见，恰恰却具备普遍的意义。而《诗经》作为文学性最强的一部 作品，既被列为“经”之一种，其在观念层面对人们的思想造成的影响，源远 流长，又根深蒂固。
①舒岳祥：《题潘少白诗》，《阆风集》卷二。 ②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一三。 ③见马廷鸾：《书汪水云诗后》，《增订湖山类稿》，第１８６页。 ④《集杜诗》白序。 ·２９８·
集序》于此颇有申发，云：
《三百篇》，诗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风》自正入变，《雅》、《颂》 熄矣。《风》、《雅》、《颂》，经也；赋、比、兴，纬也。以三纬行三经之 中，六义备焉。一变为《骚》，再变为《选》，三变为五七字律。盖自 晋、宋、齐、梁而下，义日益离；李杜手障狂澜，离而复合。其他掇拾 风烟，组缀花鸟，自谓工且丽，索其义蔑如。古者闾巷小夫，闺门贱 妾，其诗往往根性情而作，后之士大夫反异焉，何也？《诗》，一言以 蔽之，日“思无邪”。无邪者，诚之发。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 哀，当乐而乐，《匪风》、《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变风发乎情， 止乎礼仪”；不变者，犹于变见之，谓非丰镐遗泽，可乎？
予数从公游，啸吟泉石，每一篇出，有飞出宇宙之意；已而敛入 丝粟，寂乎无声，使人三叹不能已。前辈评宋南渡后诗，以陆务观 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悲惋实同。夫同其所以诗 之心，则亦同其诗，谁谓务观之后无务观也。①
关于元初遗民பைடு நூலகம்风雅正变观，可以马廷鸾《题赵德亮诗论后》所论为代 表，其言：
郑康成以《三礼》笺诗，儒者未之讦也。今君以《春秋》评诗， 可乎？余应日：“不然，《诗》、《春秋》皆史也，《序》之言日：国史明 乎得失之际。以《春秋》评诗，讵谓不然？”六经惟《诗》、《春秋》 当。自其变者观之，康衢之谣，虞庭之歌，果诗之本始乎？诗之兴 也，谅不止于上皇之世，先儒有是言矣：达事变怀旧俗，诗之所为作 也。君著诗论以为仲尼删诗于鲁哀公十一年，而作《春秋》于十四 年，其事相因不偶然也。谓非自其变者观之乎？故观风者不徒观 之《周南》、《召南》，观于《幽风》、《下泉》之诗可也。观雅者不徒 观于《文王》、《大明》、《绵》，观之《荡》、之《伤》、之《阂》可也。观 颂者不徒观于《猗那》、《清庙》，观之正考父之犹能存商，季孙行父 之犹能请命于周，可也。否则，成汤高宗微子之云为文武……诗之 兴非事变云乎哉。②
以上对两汉以迄南宋风雅正变之说作了大略的描述，下面即论杜甫 “诗史”观。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９页。 关于这一点，朱自清：《诗言志辩》“著述引诗”一节有很好的论述，可参看。 可参朱自清：《诗言志辩》“风雅正变”一节。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４８页。 黄焯：《毛诗郑笺平议》，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序第６页。 见朱自清：《诗言志辩》“温柔敦厚”一节。 可参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其中于“变风”、“变雅”及“风雅之再变”颇有发挥。
本文不拟对宋元之际诗风和诗学思想作全面、系统的分析，而只着重考 察“诗史”与“崇雅”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诗学观念，即考察这 些源远流长的诗学观念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 更重要的是考察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宋元之际，“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 “崇雅”说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了愿意认可元代政府，甚至与之妥协、合作的 士人的一种心态。论者言及宋元之际，多谈“诗史”，但事实上无论就其发 生的影响、作用，还是在当时所获得的响应，“崇雅说”都应是主要的趋向， 所以到延｛；占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是想体现出这种史 的脉络的。
至宋代，疑经惑古，其解经亦于两汉注疏章句之外别开生面。黄焯《毛 诗郑笺平议》序于此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毛诗序传》，自郑君作笺后，迄于唐世，皆遵信无异词。自南 宋郑樵倡言排击，而朱熹信之，降及元明。诗学几废。惟其间犹有 宗毛郑者，不为新说所夺，如吕祖谦《读诗记》、严桀《诗辑》之类， 盖有可取者。⑤
南宋解《诗》概有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破序以解经，《诗集传》所明者，重在 “诗无邪”一义。⑥另一派则以吕祖谦为代表，尚承旧说。但事实上，朱熹所 不满于诗序者，在于其穿凿，就风雅正变而言，即朱熹亦无异词。④吕祖谦 尤着意于此，其《吕氏家塾读书记》卷一“纲领”之“大小序”、“风雅颂”条即 明风雅正变之旨，正文解说中，何者为正风正雅，何者为变风变雅，起于何 时，止于何时，均有明确的论析。这样的观念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会集 中、激烈地激发出来，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到这一点。
明末清初士人论诗，多属意于风雅正变，尤其是变风变雅，异代同音，有足以 相契者。
在《诗经》为变风变雅，在杜甫则为“诗史”。马廷鸾《跋舅代南溪翁渔 唱集后》云：“此其诗似凛凛乎工部《北征》、《道州》、《春陵》之上矣。布衣 怀当世之忧，草茅关天下之责……”②其于汪元量诗亦有“诗史”之目。⑨文 天祥尝论及杜甫《诗史》云：“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记载 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④可以见史实，也可以 寓褒贬，这是杜甫“诗史”的精义，是《诗经》“变风变雅”的精义所在，也是 《春秋》的精义所在，就是在这一点上，三者结合在一起。林景熙《王修竹诗
概见也。①
即谓此也。而在哲学思想方面，人恒言“朱陆合流”，但另一方面，其时士人 于朱学末流之执著性理、空谈误国已深恶痛绝，甚乃拟之于魏晋之清谈误 国，程钜夫、袁桷等仕新朝、将以有为的新贵且不论，即如金履祥、马廷鸾、王 应麟、舒岳祥等遗民亦莫不究心于史鉴，系心于时务，迥异于寻常腐儒，乃促 成宋末元初事功一派学术之振起，这也可算异代之际共有的思想倾向。所 以在《诗》学方面，在延｛；占年间朱子之学未被定于一尊之前，吕祖谦一派的 观点或更易引起一般人的反响。故宋末元初诗论，乃多留意于风雅正变，不 仅仅于“思无邪”而已。所不同者，由于时遭世变，故更属心于变风变雅；而 于“诗史”，除杜甫而外，更以“诗史”自任，以“诗史”许人，希图以诗存一代 之史。其感同身受，与前宋之就事论事，又不可同日而语。下面分别论之。
蒙元灭宋，士人身历鼎革，目击艰辛，触目伤情，皆起兴亡之感、身世之 悲，黄浯《方先生诗集序》云：
（方凤）遇遗民故若于残山剩水间，往往握手欷欺，低回不忍 去，缘情托物，发为声歌，凡日用动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属，靡不 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虚，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废兴之迹，皆可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四。 ②见自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５９页。 ③见洪迈：《容斋续笔》“唐诗无讳避”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杜 子美尤多，《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终篇皆是。”故宋遗民林景熙《宋景元诗集序》称宋诗： “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亡恙。然则诗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庐子关等作得以独雄千古也。”《林 景熙诗集校注》卷五，第３３６页。 ④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 ·２９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