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电影观后感

《赛德克·巴莱》电影观后感
《賽德克·巴萊》上映了，據傳上集上映三天票房就破了一億新台幣。

一張票價格不菲，算它 250 塊吧，那就是四十萬人看過了。

這簡直是打選戰的規格。

偶像、金主、悲情、拜票、假想敵、造勢晚會，一應俱全。

和它的本土主義號召相映成趣，這恰恰是一部十分「非我族類」的電影。

電影中不論原住民還是日本人，他們的信仰、價值觀跟人生態度，都和我大相逕庭，和我所認識的大多數台灣人（受儒道佛三教薰陶）也大不相同。

為何如此異文化的事物，如此充斥仇殺跟血腥的故事，能在三天之內吸引四十萬台灣人走進電影院里？真是想不透。

只是廣告行銷的魔力使然？還是在這個社會溫良恭儉讓的表層底下果真潛藏著一條由累世無明的仇恨、殺伐與血腥匯合成的伏流，這部電影只是喚醒了或點燃了觀眾的集體潛意識，教他們經歷一場集體出草與血祭？就在這種時刻，特別使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有其長處。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伯夷說「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也」，這兩句話就是我給這部電影的最終評價，也希望所有看這電影的人別忘了這兩句話。

在我看來，原住民的勇士氣概、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都太偏頗狹隘。

可以理解，但不能同情，更不可能服膺。

本片成本據聞是七億台幣，如果七億成本只為了回應武士道精神的感召，那真是可惜了。

另外有幾點心得。

第一，有人批評此片對日本人的惡行揭露太少，相形之下賽德克人過於野蠻。

我認為導演本來就不覺得日本人壞，抗暴不是他的主題。

事實上日本人的理蕃政策必有其長處，否則難以解
釋為什麼原住民在二戰期間踴躍從軍、大規模同化。

第二，有人批評此片對賽德克人的祖靈信仰、出草習俗交代得太過簡略空泛（例如如何血祭祖靈完全沒演，若回不去祖靈天家會去哪裏也沒說明）。

我也認為如此。

原因何在？我認為和導演的基督教信仰有關。

交代得太清楚，便有所謂偶像崇拜、祭祀邪神而違反教義之嫌。

導演是虔誠的基督徒（長老會），男主角更是。

男主角在現實生活中根本就是長老教會的牧師，他不可能只為了一齣戲違背自己的神職。

上網一查，今年 8 月 15 日，台灣長老教會總會曾發文勸諭：「最近，原住民部落為因應鄉公所舉辦的傳統祭典，許多地方開始興起祖靈崇拜，並築壇拜祖靈。

…若沒有經福音轉化和信仰連結，實在令人憂心。

」在電影里，別說祭壇了，任何祭祀儀式一概闕如。

第三，長老教會希望原住民的信仰能夠「轉化」、「連結」上基督教。

我認為導演正是這麼做了。

他拿「彩虹橋」來表徵賽德克人的信仰，應非偶然。

因為在《舊約·創世紀》里，彩虹正是人神和解的象徵，彩虹的一頭是人間世，另一頭是永生。

另外，電影里又說祖靈住在天家，天家有肥美的獵場，「天家」的基督教色彩比「天堂」還濃厚。

「彩虹橋」和「天家」都是把原住民信仰往基督教連結、轉化的中介。

第四，莫那魯道的仇恨根源為何？確有殺父之仇，但導演淡化處理（頗難理解）。

顯無奪妻之恨（女性都是配角）。

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因素比重很低，阿凡達式的生態主義貢獻不大（獵場二字雖然常掛口邊，但比較夢幻，缺乏一個阿凡達式的地景聖物發揮錨定作用）。

我認為：電影文本給的答案仍然是宗教信仰（死後必須回到祖靈的天家），而且是頗為原教旨主義的宗教觀（不獵人頭、保護不了父祖的獵場，成不了真正的(男)人，死後就必定上不了天家）。

有太多熱心的觀眾一再告誡我們：片中原住民的殺戮行為不帶仇恨甚至還可化解仇恨。

這奇突的教諭，正是依循一種宗教思維。

非常可能，這部預算與票房雙破紀錄的台灣電影，其實是部帶有基督教色彩的宗教電影。

本片的票房持續累積，媒體已逐漸（率先）退燒，但電影埋下的種子已札根發芽，不知道明年春天來時會結成怎樣的果實？不知道經歷了這場集體出草與血祭的年輕觀眾，你們的彩虹橋究竟在哪裏？
2011 年 10 月 20 日後記：本片下集 9 月 30 日上映，據說下集殺得更兇更久，有人看了連做三天惡夢。

如此少兒不宜，三個週末下來台北票房仍然破億，真不簡單，難為了那些行銷高手。

我還沒看下集，等二輪吧。

隨緣吧。

據說下集結束時畫面上真出現了一條特效不甚靈光的七彩虹橋，一眾原民武士的靈魂真在觀眾見證之下載歌載舞遊行上橋走向天家消失不見。

有人刻薄它說像是二十年前台灣鄉土神怪連續劇常見的八仙過海戲碼。

究竟七億台幣搭起的彩虹橋真面目如何，還請親眼看過的網友不吝賜教。

純粹猜測：我猜導演非要「殺很大」、非弄條彩虹橋不可，也是緣於信仰之故。

殺戮是衛道殉道，過橋是淨罪救贖，哪樣也不能少。

2015 年 7 月 26 日後記：讀 B. Riftin (李福清)教授《從神話到鬼話》，得知 1930 年德國學者 Otto Scheerer 到北台灣山區采錄的泰雅族神話，其中就有一個「死人靈魂過橋上天堂」的神話，被認為是台灣原住民族神話受到基督教影響有文獻可考的最早例子。

《賽德克‧巴萊》所講述的霧社事件恰好也發生於 1930 年。

但是關於霧社事件自身的史料，畢竟不存在能夠證明莫那‧魯道乃是出于相同或近似的神話信仰而自殺的證據。

因此，本片的彩虹橋，仍然只宜看作是後來的台灣人根據
自身的基督教信仰（如導演魏德聖）或者受到基督教影響的神話信仰（如泰雅族牧師林慶台）而回溯建構的歷史想像。

由於原住民族自身沒有文字歷史，給人乘間抵隙的機會太多，這就讓本片提供的歷史想像獲得了遠超出聊備一說的通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