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林徽因译_夜莺与玫瑰_

简评林徽因译《夜莺与玫瑰》
郑锦怀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要：针对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林徽因翻译活动所进行的研究之不足，着重探讨了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原著、林徽因所翻译的童话作品《夜莺与玫瑰》在外国文学汉译史上的意义，并分析了该译文的语言特征、归化倾向，以及误译、漏译等等，旨在抛砖引玉，争取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对林徽因翻译活动的研究中来，以期对其有更加全面、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林徽因；翻译；夜莺与玫瑰；译作分析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６２９（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８９－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９—０４
作者简介：郑锦怀（１９８１—
），男，福建泉州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翻译批评与翻译（文学）史。

龙岩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ＮＧＹ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２５卷第５期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７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自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热播以来，一代才女林徽因的名字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学术界似乎也因此刮起了一阵“林徽因风”，对她的研究与探讨变得多起来了。

在ＣＮＫＩ上以“
林徽因”为“篇名”进行检索，可以查到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６年之间的８６篇相关文章；如以其为“主题”或“
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则多达三百余篇。

但仔细一分析，这些文章中小部分是传记或回忆类，其他大多数探讨的则是林徽因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其诗歌与小说。

而令人遗憾的是，林徽因的翻译活动似乎被忽视了。

①就笔者所见，似
乎只有张筠艇的《闽籍女性翻译家群体》
［１］
一文对林徽因的翻译活动有所涉及，但也只是粗略介绍而已，并无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同时，迄今为止几本重要的翻译（文学）史专著，比如马祖毅编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８４）、
罗选民主编的《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与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都未提及林徽因的翻译活动，而现有的几本重要的翻译词典，如《中国翻译家词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８８）、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等等，也都未曾收录“
林徽因”这一词条。

事实上，翻译活动在林徽因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她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一篇译文，即王尔德的童话名篇《夜莺与玫瑰》，而她在其主业建筑与美术研究活动中也常常要从外文的书刊杂志翻译材料。

要研究林徽因，就不能避开她的翻译活动。

在此，笔者打算抛砖引玉，仅就她翻译的《夜莺与玫瑰》进行初步的论述。

一、林徽因译《夜莺与玫瑰》的过程与意义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林徽因进行的翻译活动并不多，其译作也不过两篇而已，即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原著的《夜莺与玫瑰》（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与前苏联学者窝罗宁所写的《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

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不足１０篇，却博得了童话大师之誉，可见其功力之高。

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正是他的力作之一，风行全球，在中国也很受读者欢迎，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名家翻译过此文。

在林徽因之前，周作人在中国第一个提到了王尔德的这篇童话名作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

他在由东京神田印刷所于１９０９年７月出版的《
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卷末列出了以后将陆续出版的篇目预告，其中便包括王尔德
（当时译作“淮尔特”②
）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当时译为《杜鹃》）。

［２］８２
但由于市场反应不佳，《域外小说集》只出版到第二集便停止了，周作人也并未将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Ｒｏｓｅ译成汉语。

１９２０年，胡愈之在中国首次将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
Ｒｏｓｅ译成汉语白话文，当时译作《
莺与蔷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１７卷第８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５日）上，署名“愈之”。

［３］５１－５７
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０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穆木天的
童话译文集《王尔德童话》，收录了包括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当时译作《莺儿与玫瑰》）在内的五篇王尔德童话，也都是使用白话文。

［４］４３０
继胡愈之、穆木天之后，林徽因于１９２３年５月也用白话文翻译了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当时译作《夜莺与玫瑰》。

林徽因的这次翻译与她后来的丈夫梁思成有着直接的关联。

由于林徽因之父林长民与梁思成之父梁启超是故交挚友，两个家庭往来甚密，林徽因在旅欧、留英之前，就与梁思成两人相互认识、熟悉起来，产生了朦胧的感情。

１９２１年她回到北京之后，两人感情日益深厚，陷入了爱情的甜蜜海洋。

１９２３年５月７日，即袁世凯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这一天，梁思成与其弟梁
思永骑摩托车想去与同学一道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途中不幸被军阀金永炎的轿车撞倒，受了重伤，被送入医院。

由于庸医误人，他的伤腿没来得及做手术，结果导致残疾。

在梁思成住院期间，林徽因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为免梁思成疼痛难忍，她便读小说，背新诗，讲同学和弟妹间有趣的事，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可能是怕梁思成因为自身残疾而自惭形秽，林徽因为明心志，便决定翻译奥斯卡・王尔德礼赞“比生命更可贵的爱情”的童话作品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

梁思成本人亦是中英文皆佳，翻译水平很高。

早在清华学堂读留美预科期间，他就与同班同学吴文藻、徐宗漱等一起翻译了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于１９２２年３月完成，１９２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本，１９２９年又入选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此次林徽因初译《夜莺与玫瑰》，尚无任何经验，便不时地向梁思成请教。

林、梁二人对着英文原作，一句句地讨论着，尽量最准确地理解原文，并挑选出最贴切的汉语词句来表达。

林徽因能顺利译出《夜莺与玫瑰》，梁思成功不可没。

虽然此译文最后以《夜莺与玫瑰—奥司克魏尔德神话》之名发表在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时只署林徽因的笔名“尺棰”，但实际上梁思成也参与了翻译，因而应当算是林、梁二人合作翻译的成果。

［５］２５－２６林徽因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翻译介绍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这一童话名篇的女性译者，同时也是王尔德童话作品的第一位女性汉译者，可谓是中国新女性参与翻译活动的典范之一。

而且，有必要一提的是，林徽因之后的绝大多数译者翻译这一篇童话时都是沿用她选用的《夜莺与玫瑰》这一译名。

可惜的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林徽因的这一译作长期埋没在历史的大潮中，不为人所知，也使得人们长期认为林徽因直到１９３１年才发表作品。

但到了１９８５年，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作为《林徽因诗集》的编选者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林徽因的另一位终身好友美国人费慰梅女士（ＷｉｌｍａＦａｉｒｂａｎｋ，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的夫人）回忆称梁思成曾告诉过她，林徽因在１９２３年第一次发表的作品便是她翻译的《夜莺与玫瑰》。

［６］１９９４年，费慰梅的晚年回忆录《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中也出现了她的这一回忆，而该回忆录于１９９７年由曲莹璞等译成汉语，并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使得读者对林徽因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

［７］但遗憾的是，这两本书都未明确指出林徽因翻译的《夜莺与玫瑰》到底是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像费慰梅在书中就只是说该译文可能是发表在北京或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

到了１９９９年，林徽因研究专家曹汛在首都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一本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找到了这篇署名“尺棰译”并加题注“奥司克魏尔德神话”的《夜莺与玫瑰》［８］，这才使得林徽因的第一篇译作完整地出现在世人面前，而后来才得以被收入陈学勇编选的《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及其主编的《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翻译卷）》（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从此广为读者所知。

二、林徽因译《夜莺与玫瑰》的语言特征：文言遗痕
翻译活动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译者的翻译观、翻译方法等等总是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产出的译文中也难免留下当时主流的语言文化规范的痕迹。

林徽因翻译的《夜莺与玫瑰》自然不能免俗。

通过对林译全文全面而仔细的审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译文的语言表达带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林徽因所使用的语言带有文言的痕迹。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盛行文言文，白话文一向被轻视、忽略。

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以及封建统治在中国的终结，人民大众日益觉醒，知识分子也极力想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

从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９月起改名为《新青年》）起，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其主张中就包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逐渐流行起来，但由于先天不足，其语言依然十分贫乏，很不成熟，曾受到鲁迅、傅雷等翻译家的批评。

人们或者极力主张通过翻译输入新的内容与新的表现法，以改良、丰富现有的贫乏的白话文，比如鲁迅主张“硬译”；或者主张要继承文言文成熟的体系，将其融入白话文中，比如周作人就坚持文言与白话相互结合补充，亦文亦白。

但总的说来，由于积重难改，当时这两派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实际上都难免带有文言的痕迹。

林徽因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了大约８年之后的１９２３年５月翻译《夜莺与玫瑰》的。

而在此之前她既接受了新式教育，但同时也受到传统国学的巨大影响，她所使用的白话文里也不免带有文言的残余。

《夜莺与玫瑰》这篇译文从总体来看是白话文为主，但文言的成分也不少。

比如林徽因在译文中也用到了“何曾”、“亦”、“在我……在他……”等等比较明显的文言表达。

比如她不区分“他”、“她”、“它”，以及“的”、“地”、“得”。

此外，白话文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体系，比较清晰地划分了词类，名词、动词等的用法各有规定，一般不能把名词当作动词使用，而文言文中名词常可用作动词。

林徽因的译文中有这么一句，“王子今晚宴会跳舞我的爱人也将与会。

”“宴会”原本是名词，但在这个句子中却被当作动词使用，意思是“举办宴会”，明显受到文言用法的影响。

其次，林徽因译文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可以从其标点符号的使用中窥见一斑。

中国古文言文中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只能靠人的经验来完成，而西方完整的标点符号在清末民初被引入中国，在现代白话文中广泛应用。

但人们对外来的东西毕竟要有个适应期，在使用上难免有所疏漏。

像前文提到的“王子今晚宴会跳舞我的爱人也将与会。

”这一
句，林徽因就忘了在“跳舞”之后用上逗号。

不过这种例子很少，说明新式的标点符号系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已经深入人心，知识分子们基本上已经用得比较得心应手了。

但不管怎么说，由上可以得出结论，林徽因的译文确实受到当时特定的社会、语言、文化等条件的影响，难免留下了时代的痕迹。

三、林徽因译《夜莺与玫瑰》的翻译方法：总体忠实，部分归化
从总体上来说，林徽因在理解上力求忠实于原文，在表达上则力求通顺流畅，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此笔者主要想讨论她在某些词语翻译上的归化倾向。

这主要表现在她好用四字格，好用中国所特有的事物来译原文词汇。

比如“ｔｈｅｗｉｓｅｍｅｎ”明明可直译为“智者”之类不带明显的民族与文化特征的词汇，但林徽因却译成“古圣贤”，以为这些人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等先贤；“ｓｔｒｉｎｇ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非得用中国独有的“丝竹”来表示，女孩子的“ｆｅｅｔ”就是“莲步”，她一跳舞就必定“翩翩”，青年男学生的呼吸（ｈｉｓｂｒｅａｔｈｉｓｌｉｋｅｆｒａｎｋｉｎｃｅｎｓｅ）居然是“若兰的吐气”，而“ａｂｏｙａｎｄａｇｉｒｌ”本可直译为“男孩女孩”，却用上了四字格“稚男幼女”。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归化译法虽然使得译文就如同用目标语完成的原创作品一般，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却在有意无意间牺牲了原文的某些特征，也侵犯了读者了解尽可能真实的原文的权利。

从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取的。

同时，这种归化倾向也正反映了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规范。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包括林徽因在内的广大知识青年历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基本上接受了白话文与西方语言学体系，但中国长期以来文言文根深蒂固的影响、文人普遍讲究文采的阅读与写作习惯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与翻译活动。

尽管林徽因等人也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但江山易改本性却是难移，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用上了“四字格”等，以彰显文采。

四、林徽因译《夜莺与玫瑰》的不足之处：错译、漏译
林徽因当年翻译《夜莺与玫瑰》时不过２０岁，此前没有任何从事英汉笔译的经验；而她在某种意义上的合作者梁思成虽然已经有过一定的翻译经验，但由于正处在病痛之中，并无法潜心于翻译中。

因而，其译文中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

关于误译，最明显的一处是林徽因居然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ｅｇｉｖｅｓａｂａｌｌ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ｎｉｇｈｔ．”译成了“王子今晚宴会跳舞……”，今、明不分。

这一错误固然出现在该译文首次发表于其上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中，在迄今为止收录此文的各种文集中也依然如故，未曾有人提及或修改。

此外，“ｈｏｌｍ－ｏａｋｔｒｅｅ”（圣栎树）被误译成“橡树”，“ｆｉｎｅｏｐａｌ”（猫眼石）被误译成“玛瑙”，“ｔｈｅｈａｒｐ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ｏｌｉｎ”（竖琴与小提琴）被误译成“弦琴”，“ＧｒｅｅｎＬｉｚａｒｄ”（绿蜥蜴）被误译成“绿色的壁虎”，等等。

关于漏译，例子有：“ｐａｓｓｉｏｎｈａｓｍａｄｅｈｉｓｆａｃｅｌｉｋｅｐａｌｅｉｖｏｒｙ”被译成“挚情已使他脸色憔悴”，并未将原文中的比喻“ｌｉｋｅｐａｌｅｉｖｏｒｙ”（苍白如象牙）完整地译出，未能让读者全面地了解源语文化。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ｆａｃｙｎｉｃ”被译成“本来就刻薄”，漏译了“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ｆ”（有点儿），使得译文与原文相悖。

再如，“ｓｗｅｅｔａｒｅｔｈｅｂｌｕｅｂｅｌｌｓｔｈａｔｈ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ｖａｌｌｅ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ｔｂｌｏｗ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ｌｌ”被译成“山谷里的吊钟花和山坡上野草真美”，且不说“ｈｅａｔｈｅｒ”是指“石南花”而并非“野草”，而且译文也漏译了“ｔｈａｔｂｌｏｗｓ…”这一定语从句。

五、结语
至此，本文主要探讨了林徽因译《夜莺与玫瑰》在外国文学汉译史上的意义，并分析了该译文的语言特征、归化倾向，以及误译、漏译等不足。

简言之，林徽因译《夜莺与玫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理应在中国的翻译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林徽因的译文绝非白璧无瑕，而是存在着不少可以纠正、改进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她是在八十多年前的１９２３年翻译此篇童话的，当时可资利用的词典、参考书等资源不如现在这么丰富，对英文原文的理解不免会出现偏差，而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日常用语与文学语言均与现代汉语有着不小的差异，因而我们对其译文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注释：
①本次检索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０日进行。

以“林徽因”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查到８６篇相关文章，其中有２２篇探讨林徽因的诗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四篇为一稿二发，故实为２０篇），有１５篇探讨其小说艺术，还有探讨散文艺术及其在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方面的成就的。

之所以以此“篇名”检索的结果作为分析的主要依据，是因为这样得到的结果绝大多数是直接以林徽因为研究对象的，而“主题”或“关键词”检索的结果很多并不与林徽因直接相关。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多数关心的只是林徽因的文学创作，而忽略了她的翻译活动。

②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在提到《域外小说集》第二集末的篇目预告时则是将“淮尔特”误作“怀尔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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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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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清悠〕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ｉｎＨｕｉｙｉ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
ＺＨＥＮＧＪｉｎ－ｈｕ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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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ｎＨｕｉ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ｎｎａ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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