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互动的重构-互动仪式链理论对大学德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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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互动的重构:互动仪式链理论对大学德育的启示
大学德育困境的根本在于忽视生活互动。

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个体在一定会话际遇下的微观互动进行了阐释,为反思大学德育提供了新的启示。

当前德育活动的形式化导致空洞或强迫的互动仪式出现;德育活动空间的虚拟化使会话际遇脱离了现实,德育的个体化倾向导致群体团结的减少和神圣物的祛魅。

改变现有困境需要重构已有的互动仪式,增加真实情境下的会话际遇,让互动符号与群体道德返魅。

[标签]德育互动仪式链互动重构
据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判断上,73.6%的大学生认为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是当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多数人追求的是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德育困境日益凸显,找到新形势下德育困境的原因所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笔者认为,大学德育的根本问题在于德育在促进道德个体化方面出现了问题,即德育无法与大学生活结合,导致社会价值观念无法转化为个体的道德判断、信念、意志和行为。

本文以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为理论视角,探讨德育困境,并分析了德育如何与个体的社会互动结合促进道德的个体内化问题。

一、互动仪式链理论及其对大学德育的意义
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

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体在情境中的互动构成的。

人们总是在不同的会话际遇中互动。

每个人不断拓展的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构成了社会。

即互动仪式链在时间上经由具体情境中的个人之间的不断接触而得到伸展。

当人们参与越来越多的会话际遇,组成的社会空间也就越来越大,最终会形成宏观社会。

人是道德的存在,道德与生活是一体的,社会道德是在个体道德生活的互动中形成和体现的。

德育也必须充分考虑到生活互动,脱离生活的德育不能成功。

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构建、学校独特精神的传承都必须落实到生活中,落实到学校德育空间中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

只有学生接受了某种价值观念,并带着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互动中不断扩大自己的互动仪式链,这种价值观念才能得以传播、才能被更大的“圈子”认同和接受,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某种习惯和常规,最终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包括:(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因此不管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3)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

当前的德育工作也注重让学生参与各项活动和仪式,这种互动仪式满足了柯林斯所讲的前两个要素——在场并对局外人设置了界限,但问题出现在学校组织的各项德育活动和仪式却让许多人成为了仪式上的“看客”,成为“局内的局外人”。

在共同仪式上许多人无法得到同样的情绪和情感体验。

这与柯林斯所理解的成功的互动仪式的后果有所矛
盾。

柯林斯指出,成功的互动仪式会产生积极的后果,包括:(1)群体团结:一种成员身份的感觉;(2)个体的情感能量:一种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感觉;(3)代表群体的符号:标志或其他的代表物(形象化图标、文字、姿势),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相关;这些就是涂尔干说的“神圣物”。

充满集体团结感觉的人格外尊重符号,并会捍卫符号以免其受到局外人的轻视,甚至内部成员的背弃;(4)道德感: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

与此相伴的是由于违背了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或不得体的感觉。

当然,很多互动仪式可能会失败。

最直接的仪式失败的标准是,具有低度的集体兴奋,缺乏即时的回应,根本没有或只有很少共同的连带。

在互动结果的一端,也有更多表明仪式失败的标志:缺少或没有群体团结感,没有固定或变化的个人认同感,缺乏对群体符号的尊重,没有升腾的情感能量,或者说丝毫不受仪式影响的平淡感觉,或更糟糕的是有冗长、乏味与拘谨的感觉,甚至是失望、互动疲乏,有想逃离的愿望。

这些都暗示了仪式是如何一步步从轻微的标记丧失到强烈的仪式憎恶。

而走向最终失败的。

互动仪式出现问题后,会表现为失败的仪式、空洞的仪式和强迫的仪式。

大学德育以对学校生活中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与学校外个体之间互动的深刻理解为基础,尽力创造有意义的会话际遇,建立成功的互动仪式,避免德育互动仪式失败,成为空洞的、强迫的仪式,让更多的德育活动促进个体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增强群体团结和对互动符号的认同。

二、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的大学德育困境
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视角审视大学德育,就会发现,大学德育困境的原因在于不能深入理解学生互动的现实,德育活动与学生互动特点形成较大反差。

“交往并不代表关系亲密”,“参与并不代表心理互动”的德育互动形式化问题比比皆是;网络的普及、信息社会的兴起带来了互动方式的虚拟化;功利色彩造成了集体为个人发展服务的意识更加强烈。

“生活在别处”的疏离感导致集体团结感减少,原有的“神圣物”已被祛魅。

(一)德育活动的形式化:空洞或强迫的互动仪式
大学期间,以正式组织为单位开展的活动很多,如以班级、学院和学校为单位组织的活动。

各种社团活动和比赛活动等数不胜数。

但参与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互动。

比如,运动会被认为是学校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的重要活动,但是在竞技体育观念指导下,体育特长生往往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运动场上的角逐是学校中不同教学单位之间实力的较量。

还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和外语比赛等本是进行德育的良好契机,可以激发学生的好胜心和学习积极性,但只有那些已经在高中具备某些特长的学生可以走上舞台,而更多的“同学观众”只是在其中体验到了挫折感。

当同学得奖后,有人会由衷地分享成功的喜悦,却也可能独自面对内心挫败的苦涩。

从小学始,树立榜样就是德育的一种重要工作思路。

殊不知,有时榜样是遥远的,各种条件的差异使得部分学生难以成长为“榜样的翻版”。

大学的德育思路亦是如此。

这种德育思路往往忽视了互动的参与度和情感体验的
普遍性。

许多互动仪式往往会在亲密互动者的心理中构筑了一份无法分享的特殊情感,也构筑了一个不再开放的心理空间。

德育对许多大学生而言就是“走形式”。

“有活动无互动”是德育的一大问题。

空洞的和强迫的互动仪式导致了德育活动的形式化。

以党团活动为例,目前一些党团日活动存在着“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现象。

“活动开始之前隆重热烈,活动过程令人失望,活动结束无人想起”。

这种活动久而久之会让学生产生抵触和厌倦情绪。

根据2007年一项对20多所高校的6203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党团活动方面,20%的学生认为党团活动是“浪费时间”,非党员中有25%的人持有这样的想法。

在课堂互动方面,有15.6%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什么明显作用。

学生最喜欢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是社会实践活动(39.9%),其次是专家讲座(14.5%),主动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比例仅为4%。

可见,最主要的德育互动是失败的。

(二)德育空间的虚拟化:脱离现实的会话际遇
目前的精神交流可描述为一种遥远的亲近。

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创造更多机会与学生交流,但这种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德育毕竟与现实有距离。

许多网上所教授的道德原则是教师自身都难以践行的,这实质上是更为间接的“言传”,与“身教”的德育原则相去甚远。

说教与“心灵交流”相去甚远。

心灵上更为亲近的朋友可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高中同学,甚至许多在大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找以“符号或数字代码”形式存在的从未谋面,甚至还没有语音通话的QQ好友。

网络在创造机会的同时,使“亲近”也变得“遥远”了。

进行心灵交流的人往往又是陌生的、遥远的,甚至身份和性别都是虚拟的。

有人曾深刻反思虚拟空间给大学生的互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络交往容易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简单化和片面化。

网络是虚拟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里,网络极大地延伸和扩展了人际交流的空间和范围,屏蔽了人与人交流中心理和形象上的障碍,有共同兴趣的人可以不受地域限制而在网络空间聚合在一起。

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专业、出身、种族等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每个人都有机会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理想,不必担忧会泄露自己的隐私,因为在网上没有人真正知道你是谁。

因而这种交往的安全性容易使人获得交往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但现实的人际交往是作为一个有着健全社会性的人所不可缺少的社会互动,是一种综合的心理和行为过程,其运行机制要复杂得多,容易失败。

如果在人际交往中遇到挫折,就过分依赖网络虚拟的交往来寻求安慰和满足,从而更消极地对待现实的人际环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这不能不说是人的异化和片面化。

许多学生本来就陷于虚拟世界无法自拔,而德育教师又试图通过虚拟空间来进行教化,这实际上还是虚拟的互动,不利于生活的互动。

可见,会话际遇的空间虚拟化,也导致了生活互动的虚化和弱化,使德育教师的影响力变小。

(三)德育互动的个体化:群体团结的减少和神圣物的祛魅
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的主体。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许多大学生都将个人荣誉看得重于集体荣誉。

事实上,现实教育目标的过于功利化背离了生活德育的超越性。

知识、真理被窄化为与人的精神、情感无涉的“客观知识”或工具理性,至于其本身蕴涵的有关人生目的和意义的价值理性则被忽略了。

在这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指导下,尽管我们在组织和开展各种德育活动,但却不是在进行“道
德的”教育。

过分功利化导致了各种互动仪式中的神圣物被祛魅,使奖学金、各种奖项和荣誉称号的竞争等都成为个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文化资本,使集体和团结被抛之脑后,个体的竞争代替了集体的竞争,从而使人们归属的正式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部分解体。

许多大学生更倾向于在非正式群体中寻找归属感,在集体中生活的个体反而感觉不到集体的实在感,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疏离感。

群体团结日益萎缩,互动中积极的情感体验变少,神圣物被祛魅等都是因为德育工作者对人的社会互动的特性的理解不够深刻。

大学生活互动的新特点和互动仪式功能减弱等变化被忽视,导致德育难以深入大学生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是德育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

三、互动仪式的重构对解决大学德育困境的启示
要让大学生在真实的生活空间中过有道德的生活,让学校的互动仪式产生良好的德育效果,就应重塑互动仪式,让其变得更为有效。

要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道德,在真实的会话际遇中习得道德,要实现精神团结的再造,让互动符号或群体道德返魅。

(一)互动仪式的重塑:有效互动仪式的改革与创新
当代大学生更希望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来促进自己的发展。

68.6%的学生认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有效地提高自身的能力,其他依次是自学(45.8%),兼职(38.4%),参加社团活动(37.7%)等。

在生活互动中,培养学生的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

因此重塑互动仪式,建设有效的校园互动仪式,增加参与校外互动仪式的机会,是当前大学德育必须重视的。

对互动仪式的改革与创新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增加参与度、增强体验性。

无论是多么有益的间接经验,只有当它与主体的直接经验自然衔接,真正融入主体的认知结构中才能内化为主体的意识,进而外化为行动。

这种认知结构的改变必须要借助柯林斯所言的参与度与情感体验。

对活动的参与度越高,对其理解也越深入,情感体验也就更为强烈,其信念也就更为坚定。

因此,丰富学生的校园活动,让互动具有更强的参与度和情感体验是一条可行的德育途径。

具体而言,首先必须要更新德育观念。

在学校体育活动中,要强调大众体育的观念,而非竞技体育的观念。

在党团活动中,要注重在活动中体现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而不是只关注思想境界的提升。

其次要进行互动仪式的创新,淘汰失败的互动仪式,改革空洞的互动仪式和创造新的喜闻乐见的互动仪式。

再次,要对互动仪式的效果进行评估,克服以书面总结形式的思想汇报等单一的知识性评价,多采用道德行为评价。

(二)生活空间的回归:真实情境下会话际遇的增加
虚拟互动的增加占据了过多的生活空间,这就造成了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互动的缺乏。

互动仪式的发生和扩展都必须在相应的会话际遇中发生,因此在生活中要创造更多的会话际遇。

德育课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目前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较为严重。

因此,既要进行课程内容和课堂教学的改革,贴近生活,加大活动课程的比例,让互动的形式进入课堂,又要让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等方式走出课堂,了解社会和政治,真正让德育课程回归生活。

辅导员与学生的互动应突出生活平等交往的理念,淡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凸显德性生活交往的特点。

真实的面对面的心灵沟通是最为行之有效的互动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德育过程转化为真实的生活过程。

辅导员在组织学生活动时,要寻找学生感兴趣的德育活动,让学生自己创造出更多的会话际遇。

真正实现大学德育由“让学生按某种道德要求发展”向“学生主动建构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发展”的方向转变,在生活会话际遇中实现道德观念的主动建构。

(三)精神团结的再造:互动符号与群体道德的远魅
如果说前面两方面的做法是对互动仪式的改造以及互动仪式条件的改变的话,那么精神团结的再造就是核心道德观念的建设问题。

德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

互动背后所要渗透的道德理念尤其重要。

在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急剧扩张的时代背景下,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的“返魅”必须依靠团体互动仪式的增多,依赖团体互动中集体精神的加强。

新的互动符号的创造是德育的必要选择,即校园活动中的“互动符号”或“神圣物”的再造最为重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各种集体荣誉核心地位的回归。

将集体荣誉放到校园互动仪式中的重要位置,赋予其高于个人荣誉的地位,才能彰显出精神团结的重要性。

当然,获得集体荣誉时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产生荣誉感,从而让学生体验到群体道德的重要性,让集体主义等群体道德重新占据道德的中心舞台。

总之,对德育进行重构,就是对生活互动的重构,因为多重的互动仪式链构成真实的社会生活。

因此,让每个人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互动中提升自己的道德更为可行。

“道德即社会生活”是德育的真正涵义,也是克服当前德育困境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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