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doc

摘要：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相应的国际环境。

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命题后，江泽民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在率团出访及一些重大的多边外交场合，多次讲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并从基础、核心、途径、亮点、主力军的多个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阐述和分析。

他的论述是对“中国威胁论”舆论的最好回应，昭示了中国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是新形势下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新发展，是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江泽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命题的含义所谓国际秩序是指某一时期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围绕着一定的目标，在某种利益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

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超级大国凭借其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垄断国际事务，侵略、压迫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然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还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及时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命题。

江泽民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在各种场合论述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多次重申这个观点。

在1995年10月下旬，江泽民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讲话，全面阐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涵。

他指出：“半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向我们提出庄严而迫切的要求。

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我们要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

”[1] 在2002年4月，江泽民在出访德国时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在以下方面共同作出努力：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

”[1]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江泽民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应发挥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

他针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从维护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等方面论述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为各国正确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提出积极的建议，他倡导的一些原则，既有以往实行而又行之有效的，也有新提出并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这些论述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和谐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命题的主要内容（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同一时代的各个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上不可能是一致的，处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这是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前提和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的基础。

关于这个问题，江泽民有过多次论述。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率团访问苏联时，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欢迎宴会讲话中说“这种新秩序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因为这些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1] 1999年3月下旬，江泽民出访欧洲，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变化了的世界，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新秩序……产生于五十年代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它确立半个世纪以来，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是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的有力武器，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的行为准则，也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
斗争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国际法原则之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不仅因为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是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制定的，它运转了多年，早已根深蒂固、约定俗成，还因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既有道义层面的抽象原则，又有具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那么，在这众多的要件中，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呢？1991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时说：“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试图用某种单一的模式来套住丰富多彩的世界，是不现实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

”[1] 1995年10月下旬，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讲话中说：“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涉。

”[1] 1999年11月初，江泽民在访问沙特时发表演讲中说：“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 明……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异，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难免的……那种认为本民族文明至上，忽视甚至鄙夷其他文明，在文明的差异上大做文章，企图挑起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做法，是错误的，它有害于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1] 只有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通过交流、借鉴来取长补短，整个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60亿人民才能和睦相处，整个世界不仅不会单一化、同质化，还会变得更加和谐，更有生机和活力，变得更加兴旺发达。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途径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有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一是认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是世界矛盾冲突的根源；二是认为只有欧美式的文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才是最先进的，是普世价值，应该在全世界推广。

基于这种理念，一些国家可以把本国的法律作为衡量别国体制的标杆，可以充当世界宪兵到他国指手划脚、行使权利，甚至动辄干涉他国内政……1991年10月下旬，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时说：“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而是看双方是否有共同利益，是否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不应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

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1]
1995年5月上旬，江泽民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相同的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历史表明，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

今天，世界经济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迫切。

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

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求得共同发展。

”[1] 1998年6月下旬，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中美关系时指出：“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大国应该站在推动历史前进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摒弃冷战思维，努力寻求和扩大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和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1] 世界是由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的。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就在于它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文明。

中国哲学强调“君子和而不同”，推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彼此交流的起点，如果国家之间能够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将是一个太平的世界。

（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亮点是新安全观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一个国家为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采用发展军备和与他国结成军事联盟的两种方式。

殊不知这不仅耗费大量的资源、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导致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和国家关系中的严重失衡。

1999年3月下旬，江泽民在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

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只有建立新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

”[1] 2001年7月中旬，江泽民在出访俄罗斯时，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和
平不能依靠武力来实现，更不能依靠军事同盟来维持。

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

摒弃冷战思维，破除唯武器论，各国各地区树立并贯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新安全观是江泽民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首次提出的，其含义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各国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新安全观的理念被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采纳，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末端，而既有的国际秩序与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改善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利。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历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和战略依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的正义事业，支持他们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立场。

1996年3月下旬，江泽民在与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

[1] 1999年8月，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他们占联合国成员国的绝大多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最大受害者，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

[1] 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这就注定了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虽然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对比中占优势，但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也有改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发达国家已不可能抛开发展中国家为所欲为，它必须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以便获取后者在重大国际事务或国际冲突中的支持与配合。

发展中国家只有在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才能显示其力量和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江泽民在党中央工作的十四年里，以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胸怀，深入思考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及作用等问题，在许多重大的外交场合，他从基础、核心、途径、亮点、主力军这五个方面深刻分析和论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重要思想，这些论述不仅使这一论断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而且站在了人类道德正义的制 高点。

三、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一）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需要相应的国际和平环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几代领导人追求的理想。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生前曾说过：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应当为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并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那时，鉴于自身实力的原因，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字眼，但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确是中国外交实践中的重要内容。

英国路透社曾这样报道：“中国在自从共产党政府执政以来的22年中，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多事的国家壮大起来，达到超级大国的地位。

这个国家在古代达到顶峰之后，曾沉睡了数百年，现在已经觉醒了，成为一个工业和农业上的巨人，世界的五大核大国之一。

自从这个共和国在1949年建立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是在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时候，也一直对世界事务发挥深远的影 响。

”[2]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以后，审时度势，用宽广的世界眼光分析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在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鲜明地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这个倡导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和多边外交活动等内容一起，共同构成新时期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

建国后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使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无数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互利共赢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思维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共同繁荣息息相关。

几十年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一做法丝毫不因中国国力的变化和地位的上升而动摇。

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突出内容。

继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不断表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立场。

正如他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3]上述内容是胡锦涛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念的新解读，特别是他对“新秩序”中经济、文化、环保内容的新见解，对于回应外界长期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具有重要的化解作用。

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导致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然而，伴随着“金砖四国”、“钻石五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昔日超级大国一家独霸的威风已经不再，区域组织的纷纷建立，“G20”在国际事务中活跃的身影，都显示这样一个迹象：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和各国人民一起坚持不懈地努力，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共同繁荣、国际关系民主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