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歌的艺术特色

艾青诗歌的艺术特色
艾青（1910—1996年）在新诗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后期，即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引起了诗坛的注目，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

诗人自己宣称，这“芦笛”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评论家也指出从艾青的诗“明显地看得出西方近代诗人凡尔哈仑、波特莱尔的影响”。

这表明艾青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汇入了世界近现代诗歌潮流。

艾青的“芦笛”吹出的第一首歌是“呈给爱我如爱他自己儿子般的大堰河”，艾青的诗在起点上就与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与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联系。

诗人同时还顽强地宣布要在世人的“嘲笑”中坚持“我的姿态”，唱出“我的歌”，表现出独立意志和自觉的自我意识。

艾青早期诗歌所显露出来的世界潮流、民族传统与个人气质的交汇，显然不只属于艾青个人，而是显示了中国新诗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归。

人们自然由此预感到：一个历史期待已久的诗人正在诞生。

这期待没有落空。

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一吹响，艾青即从时代的“流浪汉”变成了时代的“吹号者”，迅速地在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已的位置。

他深入到人民中间，思索着民族的命运，探索新诗通向“民族心灵深处”的道路。

1939年，他献出了第二本诗集《北方》和长诗《向太阳》以后，人们一致地确认：我们民族自己的成熟的诗人终于出现了。

这距离《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发表不过五年时间，但距离《新青年》发表第一批白话新诗已有21年。

1940年，评论家冯雪峰对艾青的历史地位做了理论上的评定：“艾青的根是深深地植在土地上”，是“在根本上就正和中国现代大众的精神结合着的、本质上的诗人”，“中国新诗的创造可以说正由他们在开辟着道路”。

抗战时期国统区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七月派的青年诗人们，一再申明“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觉地以艾青作为他们的旗帜。

另一个重要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的代表诗人穆旦在写作起点上也显然受到艾青的影响。

艾青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新诗人之一，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不久即被译为日文，在日本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至今已传遍英、法、德、西班牙、日、俄、罗、波、捷、匈、保等十多个国家。

艾青的诗典型地表现了中国新诗是20世纪世界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历史特点。

艾青的诗在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上所完成的是历史的“综合”的任务。

一方面，坚持并发展中国诗歌会诗人“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扬弃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批判吸收现代派诗人新诗艺术探讨中取得的某些成果，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新诗艺术，成为新诗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代表诗人。

二、独特意象与主题
每一个有独创性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意象：在这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与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与感情。

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是：土地与太阳。

“土地”的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最深沉的爱；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

把这种感情表现得最为动人的，是他的《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们的祖国，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痛苦多于欢乐，我们心中郁结着过多的“悲愤”，“无止息地吹刮着激怒的风”；然而，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祖国！即使为她痛苦到死，也不愿意离开这土地——“死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

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在近代中国人民中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两句诗，真实而朴素，却来自诗人内心深处，来自民族生命深处，因而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土地”的意象还凝聚着诗人对于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劳动者最深沉的爱，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

艾青说过：“这个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艾青最真切的诗情都是献给中国的农民的：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一个地主阶级叛逆的儿子献给他的真正母亲——中国大地上善良而不幸的普通农妇的颂歌。

“大堰河”，作者说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而她又是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我”的。

这样的是来自生活的，但同时又赋予了“大堰河”以某种象征的意义，简直可以把她看作永远与山河、村庄同在的人民的化身，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化身。

作者在描述“大堰河”的命运时，所强调的依然是她的平凡性与普遍性：不仅她的欢乐是平凡的，就是她的苦难也是平凡的，普遍的。

这是一个“沉默”的大地母亲、生命的养育者的形象：沉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纯朴与坚韧。

这样，在艾青的笔下，“大堰河”成了“大地”、“母亲（乳母）”、“农民”、“生命”多重意象的组合。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艾青的诗的宣言书：他至高无上的诗神是养育了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普通人民，他（她）们的生命存在。

在以后的诗里，诗人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与中国土地合而为一的普通农民的命运。

于是，他写出了“土地一农民”受蹂躏的痛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光凝视着你，看你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乞丐》），这里的每一个字都震撼读者的灵魂。

诗人更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土地一农民”的复活：“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的血液”（《复活的土地》）。

随着历史的前进，诗人终于写出了“土地一农民”的翻身与解放：“云从东方来，天下雨水，到处都好像在笑”（《春雨》）。

诗人正是通过对于土地的痛苦、复活与解放的描绘，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现实的灵魂。

“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

诗人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正是从这种美学思想出发，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

这正是艾青的“永恒主题”。

这一时期写得最好的光明颂是《向太阳》与《黎明的通知》。

《向太阳》全诗九节，共分四个段落：一至三节，“我”从昨天来：“昨天”我生活在“精神的牢房里”，“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为无止的噩梦所纠缠”——这是对旧中国人民命运的高度概括。

四至五节，正面唱出了太阳之歌。

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太阳之歌”，诗人所要追求与表现的是现代化社会的新的理想，因此，人们从太阳里所受到的启示是：创造性劳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革命。

六至七节，歌颂“太阳照耀下”的抗日解放战时代里，祖国山河的苏醒与人的新生。

诗人着重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伤兵、少女、工人及士兵的形象，写出了他们新的精神面貌。

八至九节，转向写自已内心的感受，在新时代里灵魂的改造：
与寂寞、彷徨与哀愁告别，勇敢地走向太阳，走向新生活。

这首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歌颂了抗日解放战争给民族带来的新生。

《黎明的通知》则是以一个更加乐观、明朗的调子宣告着新的时代的来临：“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里，诗人正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与理想世界的呼唤者。

三、忧郁的诗绪
艾青的诗神是忧郁的，在他的诗里，一再地回旋着这样的调子：“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薄雾着旷野啊……”，你悲哀而旷达，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啊”（《旷野》），这浸透了诗人灵魂，永远摆脱不掉的忧郁，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个性的基本要素之一。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艾青式”的忧郁。

艾青自己回忆道，他从一位叫做大叶荷的乳母怀里长大，这位贫苦的农妇“把自己的女孩溺死，专来哺育我。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从另外一个孩子那里抢夺来的，一直总是十分愧疚和痛苦。

这也使我很早就感染了农民的忧郁，成了个人道主义者”。

以后当他徘徊于巴黎街头，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

置身于淫荡、疯狂、怪异、陌生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咀嚼异国游子的内心孤寂的时候，与表现大都会里个人失落感、追念乡村古老的宁静的西方现代象征派、印象派诗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个人境遇、气质与西方文学思潮的结合，形成了艾青早期作品中流浪汉的“漂泊的情愫”。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当艾青辗转于中国的“北方”时，不仅理解了“载负了土地的痛苦的重压”的北方农民的现实苦难，而且对这“古老的国土”所“养育”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的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传统产生了心灵的契合。

从小感染到的“农民的忧郁”与“飘泊情愫”遂升华到新的时代的高度。

这忧郁里，浸透着诗人对祖国、人民极其深沉的爱，更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忠实与思索。

诗人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

这是一种农民式的忠实于生活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

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初期，当大多数诗人都沉湎在廉价的乐观中，预言着轻而易举的胜利的时候，艾青却对生活有更深沉的观察与思索，他在全民抗战的胜利中，看见了阴影、危机，看见了祖国大地的贫穷，战争的真正主人人民还生活在苦难中，诗人说：他“不幸发现了”这样的生活真理：“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的忧郁，正是产生于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长期性、艰苦性的这种深刻认识与体验中。

纵观艾青的“忧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所谓“艾青式的忧郁”正是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文化影响与艾青个人气质的一种“契合”。

艾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仰赖于这种天然浑成的“契合”。

艾青的忧郁当然不表示他对生活的灰心与绝望；相反，正是表现了他对美好生活执著的追求与坚强的信念，因此，他的“忧郁”给读者的是一种更加深沉的力量，诗人自已说：应该“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

四诗的艺术与形式
艾青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方式，其中心环节是“感觉”。

首先是从“感觉”出发。

人们回忆说：“艾青写诗，像印象派画家那么重视感觉和感受。

他常常处在一种沉思的状态里，为的是怎样才能抓住那种刹那间得来的新鲜印象，加以渲染，并且用恰当的诗句描画出来”，艾青在总结自己艺术经验时，也十分明确地提出“诗人应该有和镜子一样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

但艾青同时又不满足于捕捉感觉，反对“摄像师”式的仅仅将感觉还原于感觉，强调主观情感对感觉的渗入，追求“对于外界的感受与自已的感情思想”的“融合”，并在二者的融合中产生出多层次的联想，创造出既是明晰的，又具有广阔象征意义的视觉形象：这就是艾青最常用的艺术方法。

试读他的《旷野》：那“渐渐模糊的/灰黄而曲折的道路”，那“在广大的灰白里呈露出的/到处是一片土黄，暗赭，/与焦茶的颜色的混合”，那“灰白而混浊/茫然而莫测”的“雾”的笼罩的……，既是对外界自然光、色的敏税感受，更渗透着这位心贴着大地的行吟诗人内在世界所感到的“沉重”、“困厄”与
“倦怠”，同时又蕴含着诗人对时代（气氛，命运……）的总体把握与思索，诗中的主旋律：“薄雾在迷蒙着旷野啊……”，与它的变奏：“你悲哀而旷达、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啊……”，一再重复出现形成一种既是单纯、又是繁复的诗的“调子”，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

艾青曾经说过：“一首诗里面，……没有色调，没有光彩，没有形象——艺术的生命在哪里呢？”艾青诗里的色与光，不再是对感觉、印象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暗示、象征，既具有自然形态的形式美，又积淀着社会、历史、心理、哲学……的深刻内容，在形式与内容、色彩与主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的关系，同时又为诗人个性所渗透，可以称之为艾青的光与色。

“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样乌暗，他的皮肤像黄土人一样灰黄”，“呈给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在表现“土地”意象与主题时，诗人所使用的灰、紫、黄的色调与暗淡的光，使现实的苦难更见沉凝。

“黎明——这时间的新嫁娘呵，乘上有金色轮子的车辆，从天的那边到来”（《吹号者》），“你新鲜、温柔、明洁的光辉，照在我久未打开的窗上，把窗纸敷上浅黄如粉的颜色，嵌在浅蓝而整齐的格影里”（《给太阳》），“夕阳把草原燃得通红了”（《刈草的孩子》）——在表现“太阳”的主题时，诗人所采用的通红、金色、浅黄、浅蓝的色调，或强烈或温柔、明洁的光，都使你联想起光明与生活有美好。

灰黄与金红是艾青的两种基本色调，表现着他所拥抱的世界的两个侧面。

正是在强调捕捉瞬间感觉、印象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这一点上，最深刻地显示了艾青的诗艺与西方印象主义绘画之间的联系。

而强调瞬间印象、感觉的捕捉，主观情感的渗入，这恰恰又是西方印象主义绘现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及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原则的相通之处。

这样，通过西方印象主义绘画这个中间环节，艾青的诗，一方面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相联结，另一方面又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取得了内在的联系。

艾青的诗歌，之所以是最具有世界性的，同时又是中国民族的，在艺术表现了，这应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这表明，艾青的诗歌创作，也是通过自已独特的途径，走着中西诗学相融合的道路：这是与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向相一致的；艾青并以自己杰出的艺术成就，成为这一历史归趋的代表。

艾青是自由诗体的自觉提倡者，他说，自由诗体是“新世界的产物”，“受格律的制约少，表达思想感情比较方便，容量比较大——更能适应激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自由体的诗是带有世界性的倾向”。

艾青还专门提倡诗的“散文美”。

认为“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它最接近口语，“新鲜而单纯”，“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艾青诗体的特点是，奔放与约束之间的协调，即是在变化里取得统一，在参错里取得和谐，在运动里取得均衡，在繁杂里取得单纯。

他的诗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或字数、行数的划一，但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变化中的统一，参差中的和谐。

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全诗十三节，少则四行一节，多则十六行一节，少则每行两字，多则每行二十二字；全诗不押韵，但每一节首尾句短而重复，以确定基调与色彩，中间几行基本采用排比句式，且多长句，以尽情抒发与描摹。

艾青的诗正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派的自由诗体所达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