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理论视角下综合档案馆发展探析

社会记忆理论视角下综合档案馆发展探析
作者：蒋冠
来源：《档案管理》2010年第03期
摘要：档案是承载与传递社会记忆的工具，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

依照社会记忆理论，可以提出当前我国综合档案馆的生存与发展策略：广泛合作策略、资源竞争策略、贴近民众策略、主动服务策略。

关键词：崔海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记忆理论成为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新兴领域，并且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展开，“记忆”被引入档案界，逐渐进入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成为继“信息”与“知识”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

社会记忆理论为认识和研究档案与档案管理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促发人们对档案和档案事业进行新的思考，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成果与观点。

在此，笔者试从社会记忆理论的角度，对综合档案馆的发展策略问题略陈管见。

1社会记忆理论视角下的档案与档案馆
1.1社会记忆理论。

“社会记忆”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集体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的问题时的一个专有名词，它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演变而来。

一般地说，社会记忆的实质内容是对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

哈布瓦赫是社会记忆理论的奠基人，他开创了以“集体记忆”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为社会学研究耕耘出一片专属的领域。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指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也不是依据个体记忆的简单累加而构建的，回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现时的需要、观念和利益，也就是说，“集体记忆”的构建是为现在的需要服务的。

从整体来看，记忆呈现选择性，过去的事件，有些被强化，有些则被遗忘，表明决定记忆的社会机制的存在。

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原创性”研究，拉开了社会记忆研究的序幕，逐步形成了社会记忆理论，其中“权力”和“选择”是两个重要的主题概念。

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后，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批判地接受了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理论，尝试着把“社会记忆”概念引入社会学，主张社会是有记忆的。

他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什么是社会记忆，社会如何记忆的问题。

社会记忆的提出颠覆了传统记忆观，认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

哈布瓦赫所开创的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取向不仅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新方向，而且也以其理论
研究的深刻性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对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理论界对社会记忆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其理论成果也因其独特的解释力而日益应用于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和社会实践中。

1.2档案与档案馆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

那么，从社会记忆理论的视角出发，档案以及集中保管国家与社会重要档案的档案馆，在社会记忆建构中有何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档案是承载与传递社会记忆的工具。

社会记忆理论认为，“社会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和描述，而是对过去的重构。

“社会记忆”是集体情感、心理的重构，不是史实本身，所以“社会记忆”不能同史实画等号。

社会记忆由人群当代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等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

因此，作为一种固化信息的档案本身不是社会记忆，而是一种承载社会记忆的工具与传递社会记忆的媒介，这一功能主要源自它承载着一定的文字、图像等记录符号。

符号的意义代表了一定客体的信息内容，它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指称而实现着客体信息与主体思想之间的相互转换，充当着主体观念的掌握客体的中介。

它能够以具有共同的、普遍意义的感性形式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凝固起来、固定下来并得以延续和传播，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人类活动相互联结的纽带。

档案本质上就是人们为了辅助记忆与保存记忆而制造出来的，作为一种符号的载体，记录着特定的历史事实内容，从而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在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档案学者形成了共识：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知识的存储器，是知识咨询和转换的媒介，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

这是对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做出的最佳阐释。

第二，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

社会记忆是人们的共识，是一种主观体验，它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个体记忆的过程相似，同样是一个经历信息接受、体验分析、储存、新信息输入、激活再现或遗忘、交融产生新意义等环节的循环过程。

只不过，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是众多社会个体共同参与，并在复杂与激烈的斗争与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的，所形成的社会记忆是一个群体的共识。

档案馆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集中保存历史记录的场所，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记忆建构的社会选择机制。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档案馆正是以其社会记忆的工具价值而存在的，以档案为物质基础和工作对象而建立的档案馆的工具价值就体现在其是人类自觉创建的社会记忆的信息控制系统。

如前所述，档案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一种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工具与媒介，档案馆则通过对档案的鉴定与筛选，按照现实的需要，决定哪些历史事件需要保存下来，哪些历史事件不应该存留，哪些要广为传播，哪些要严密封锁，从而形成一定的馆藏结构，遗留后世，确立档案的历史话语霸权地位，这实际上就为社会选择和框定了记忆的基本内容。

同时，档案馆通过对馆藏档案的开放利用和传播，进一步发挥着对社会中的记忆过程进行搭桥、引导与控制的功能。

2综合档案馆的发展策略——基于社会记忆理论的启示
我国的综合档案馆是集中保管党和国家重要档案的基地，是社会各方面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中心。

截至2008年，全国共有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3161个。

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以来，综合档案馆整体功能不断完善，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服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综合档案馆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对档案工作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社会各界对综合档案馆的关注度不高，综合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较弱，始终处于一种社会的“边缘”状态。

因此，如何改变综合档案馆的弱势地位，改善综合档案馆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一直是档案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社会记忆理论不但能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档案与档案馆的本质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而且可以为寻求当前我国综合档案馆的生存与发展策略提供新的启示。

2.1广泛合作策略。

所谓广泛合作策略，就是指档案馆要与社会各界广泛开展合作，积极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活动，并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前所述，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

而社会记忆建构是一个全社会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只有多主体共同参与，才能使各种社会记忆载体充分交融，广泛传播，从而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记忆。

综合档案馆收藏着大量的作为社会记忆原料的档案，要使之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积极与社会各界开展合作。

然而，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各级综合档案馆一直比较“内向”，喜欢单兵作战，与系统内部交流、与外界的合作很少。

相比之下，在社会记忆建构上与档案馆功能相似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兄弟机构却要活跃得多。

例如，200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澳门基金会，经过充分的沟通、酝酿和策划，决定共同合作和构建“全球中华寻根网”，希望借着专业力量和资源的互补与合作，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科技，让全球华人可通过自己为基本点，便捷地寻根访祖，获取所需家谱的有关信息。

2005年4月1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物报社、《炎黄春秋》杂志社等单位共同发起“抢救民间家书”项目，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散落在民间的中国家书。

这一大型公益文化活动目前已征集到家书4万余封，公开出版了系列图书，将通过征集、保管、编辑、出版、展览、研讨等方式保护家书遗产，展示家书内涵，传承亲情文化，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图书馆与博物馆较好地发挥了其在社会记忆建构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形象。

从广义上来讲，民间家书与家谱都属于档案的范畴，这些极富创意的合作项目，即便不能由综合档案馆牵头，至少也可以参与其中，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综合档案馆的封闭与内敛传统，已经成为制约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合作意识的缺乏，使档案馆的社会形象长期得不到改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因此，积极寻求广泛的社会合作，是综合档案馆改变当前生存窘境的一个根本策略。

只有打破综合档案馆的封闭局面，解除其在体制上和观念上的桎梏，积极寻求广泛的社会合作，改变“单打独斗”的做法，充分融入社会记忆建构与文化建设活动之中，综合档案馆才能够克服自身的诸多缺陷与不足，使档案资源通过与其他资源、技术、资本的融合而
转化为文化产品并实现价值。

广泛寻求社会合作的策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综合档案馆不但要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还须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联手，以发挥资源互补的优势；其次，综合档案馆必须同影视公司、电视台、出版社、网络公司与旅游公司等商业性文化机构合作，共同开发文化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

2.2资源竞争策略。

社会记忆构成了人类文明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正是这种记忆信息的贮存、管理和传播的制度化体现。

对于档案馆、图书馆与博物馆等社会记忆的收藏机构来说，藏品就是资源，藏品的质量、种类以及规模决定着收藏机构的社会竞争力，藏品的质量高、种类多、规模大，对公众的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就会越大。

因此，档案资源是综合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必要条件，获取更多更好的档案资源是综合档案馆一切工作的根本立足点。

虽然，我国综合档案馆一直奉行“馆藏丰富，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馆藏标准，但实践情况却令人担忧，远未达到上述标准的要求。

馆藏数量不多、内容单一、种类不全等问题，在各级综合档案馆中普遍存在。

当前，在社会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繁荣兴旺的大环境下，各种文化机构之间竞争激烈，都在积极改善自身服务，拓展社会功能，提高社会影响力，以寻求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综合档案馆不改变狭隘的收藏思路，仍然恪守现有的收藏模式，其馆藏资源将丧失优势，社会功能将日益萎缩，社会定位将会越来越边缘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会越来越尴尬。

因此，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为了避免逐渐被边缘化的厄运，综合档案馆必须尽快转变收藏观念，改革收藏模式，推行资源竞争策略。

一方面，综合档案馆必须树立“大档案观”，改变传统的档案收集方式，极力实现来源的多样化，大量收集反映社会各个层面活动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生动素材，从而实现馆藏来源多元化，增加所收藏“社会记忆”的广度与厚度；另一方面，综合档案馆应该树立“大收藏观”，即突破仅仅收集与收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资料的做法，同步收集一切与社会生活和文化有关的各种材料，如家族谱牒、口述档案、民间文献等，积极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争夺文化资源，不断丰富自身的馆藏，从而确保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处于优势地位。

2.3贴近民众策略。

贴近民众策略就是指综合档案馆要面向社会，走近公众，为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维护自身权益和日常生活服务。

而其核心又在于要广泛收集社会大众的记忆材料，构筑贴近民众的馆藏结构，并确保这些记忆材料能够被民众公平、便捷地获取和利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全民、全社会更多地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才能形成完整、真实的历史记忆。

因此，综合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不应局限于来自官方组织、权威集团，而应来自全社会、全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应只反映精英群体和统治阶级的情况，而应该反映社会大众的情况，不应该为精英导向和制度框定下的主流文化内容所独占，而应该吸收草根文化、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

否则，综合档案馆形成与保存下来的社会记忆将是畸形、不完整的。

要使综合档案馆树立起独特的社会形象，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在于档案馆里应保存着尽可能广泛的社会记忆材料。

当前，在综合档案馆中，我们为社会精心保存的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却很少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由于社会记忆与权力的紧密联系，造成了官方或少数精英分子对于档案资源的保管与利用的垄断和控制。

档案馆中保留的历史记录主要是官方组织档案和精英记述，而鲜有私人档案和民间档案，馆藏的社会化、平民化程度根本不能满足社会与民众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保存在档
案馆中的档案并未真正表现为一种社会记忆，而只是一种集团的记忆，或者说是统治者严格控制的为统治者所需要的记忆。

因此，要改变综合档案馆的形象，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就必须做到回归社会，走向公众，关注平民档案和民间记录，构建贴近民众的馆藏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