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时期中日女性主义写作比较——以陈染《私人生活》和桐野夏生《异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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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对两性平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涌现出形式多样的女性主义运动，其中，文学成为女性发声的场合之一，女性主义写作则成为女性追求自身权益的重要方式。

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该浪潮影响下，亚洲出现了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其中包括中国先锋小说家陈染，以及日本女性冷酷文学先驱桐野夏生。

本文将以同时期中日两位女性作家的代表作为例，探究两本书中女性主义写作的特点及内容侧重上的异同。

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个人化写作风潮，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以陈染的《私人生活》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以其极具颠覆性的取材和书写解构了一直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写作局面，塑造出众多出彩的女性形象，以女性的视角专注于自我成长历程中的体验，突出了女性意识在创作领域的觉醒。

几乎是同时期，日本作家桐野夏生撰写《异常》一书，其灵感取材于1997年发生在日本的真实犯罪案件“东电OL 杀人事件”，该书着重关注在日本泡沫经济崩盘前后时期，根深蒂固的男权制度下，女性在社会上艰难的生存处境及长久压抑而产生的异常心理，流露出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和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怀。

两部作品都以现代都市为背景，记录女性的成长历程以及心路变化，关注现代化发展中女性
的生存困境，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本文将从女性视角下对两性问题的反思、性的探讨、书中同性关系的描写三个角度入手，对二者的创作特点以及中日女性主义进行比较。

一、女性视角下对两性问题的反思
女性的文学创作行为是女性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女性对自身的关注和思考，自我书写的行为正是女性主义创作，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创作中的践行。

我国性学家李银河曾说:“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

”两本书都从女性视角出发对社会中存在的性别问题进行探讨，以自传的形式刻画人物，拉近文字书写与女性本身的距离，书写女性对欲望的诉求，对女性所遭遇的社会不公平待遇的控诉，传递出对男权思想的批判和背离。

《私人生活》中，以倪拗拗作为中心人物进行书写，以第一人称视角记述了其童年到青年的生命历程。

以倪拗拗作为故事的核心，联系和构造起整个人物关系网，以一个内心敏感纤细的女孩的视角观察旁人，阐发对世界的心得。

在一个典型的父权家庭中长大，有着“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倪拗拗变得孤僻而寡言，在学校中也因备受排挤而感到孤单，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倪拗拗，习惯了独处和品尝孤独，因与外界环境产
[摘 要] 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产生于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进步及后学思潮（后学思潮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简称）兴起的背景之下，其显著特征是为女性争取文化上的平等。

在此思潮之下，世界各地受到压迫的女性群体展开了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并于各国掀起女性主义革命的浪潮，其中女性主义写作也成为该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中日两位女性作家代表为例，将两国女性主义写作进行比较。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女性主义思潮 先锋小说 陈染 桐野夏生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03（2021）04-0033-04
作者简介：杨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时期中日女性主义写作比较
——以陈染《私人生活》和桐野夏生《异常》为例
□ 杨 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生的隔阂封闭，转而关注自己的内心，耽于幻想，满足于寻求自我内心的平静，倪拗拗最终苦于心理疾病，要在“狭长的环抱状”的浴缸中才能入睡。

该书是一部女性成长中的孤独叙事，将视角聚焦于在饱受父权社会的压抑之下，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进行的的社会思考，对隐秘心灵世界的描绘。

《异常》采用多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冷硬的笔调描写了四名女性的坎坷经历。

这四名女性分别是，主要叙述者“我”、“我”的妹妹百合子、“我”的高中同学和惠与美鹤。

“我”和妹妹同为混血儿，“我”的样貌却远不及百合子，在家中自然也远不如妹妹受父母偏爱，为摆脱妹妹的阴影，“我”努力考上当地最有名的私立高中Q女子高中，结识了同学和惠与美鹤。

和惠与美鹤两人都有着优异的成绩，但在其他的方面却完全相反，和惠小气虚荣，其貌不扬，不善交际，美鹤则性格开朗，长相甜美，家境优渥。

百合子随后也转入了Q学园的初中部，其无可挑剔的美貌在学校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却在高二的时候，因私下在校内援交被迫退学。

二十年后，同为卖春女的百合子与和惠意外地以同样的身份重逢了，并且相继被嫖客以同样的方式杀死在公寓中，美鹤在如愿以偿考上东京大学医学系后做了医生并结婚，却因参与宗教恐怖袭击事件被判入狱，“我”在毕业后成了公务员，却因百合子的儿子，容貌如其母一般美艳的百合雄的出现，踏上了歧途，沦为站街女。

《异常》是四名女性的堕落史，在男性眼光注视下，整个社会对美貌和年轻肉体的执着到了病态的地步，女性成为被审视、被物化的对象。

“我”因样貌不如妹妹而长久受到忽视，和惠虽然在大公司工作却无法得到与男性员工相同的待遇，美鹤通过和公认聪明的男人结婚以渡过自我认同的人格危机，百合子因年老色衰而被抛弃，外界和自我之间无法完成的统一，让她们跌进巨大社会机器的夹缝，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二者都通过女性视角的写作，来表达女性主义的反思：《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在成长过程中屡屡受到男性的打压，久经压抑而养成了反叛的心理，不仅限于两性关系，她渴望达成与男性在人格上真正的平等；《异常》中四名女性的沉沦，是无法摆脱男性注视下的审美绑架而引发的悲剧，是女性内部所谓“内卷”下引发的异常化（内卷化，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改变此状况迫切需要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以及教育和职场等社会层面对女性权利的保障。

二、“性”对于女性：解放或是压迫
对于“性”话题的探讨，是女性主义写作中绕不开的话题。

两位作家都以“性”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点，书写男权社会性压抑和性剥削下女性对自我价值认同感的扭曲和对性爱二者割裂的反思。

正视女性的躯体和欲望，突破了男权社会一直以来对女性欲望诉求的压制，对一直以来作为欲望主体地位的男性，和被索求、被需要的女性，二者的位置进行了颠覆，这一大胆的书写是对男权意识的反抗，表现出女性对于自我欲望追求，寻求性解放的正当性。

《私人生活》中出现了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身体写作”，是具有中国女性特色的对于女性身体描写的探索，对于描绘女性心灵欲望所作出的有益尝试。

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对女性身体直露的描写，以女性视角观察女性，从而以女性感官的来描述女性之美。

如描写自己青春期发育的身体，胸部“像两只桃子被缝在睡衣的上衣兜里”，这一描写充满清新自然之美，是对自己身体的坦然直视，也是对美好青春年华的赞美。

如对寡妇禾的描写，“颀长的脖颈弯垂下来，乳房在毛衣里微微隆起”，以一种直白自由而不带猥亵意味的笔调写出了禾寡妇的女性特征，是一种对禾寡妇所具有的母性美的歌颂。

对于女性身体的描写是倪拗拗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她以懵懂探知的眼睛观察世界，不带有任何色情和迎合色彩的描述，是一个少女第一次面对性和未知奥秘所做出的第一反应。

另一方面，该书中出现了以女性视角出发，对男性身体的描写。

确立了女性在书中这一主体地位的同时，也打破了惯常的男性对女性身体审视的描写，对于“性”这一相对私密的话题进行直接地书写。

当T老师向倪拗拗问起“私处”，乃至对她进行了猥亵的行为，她“忽然想举起我的手，在他身体上的相应部位也重复一遍”，这种反抗的意识延续到后文，倪拗拗与T老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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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系，当年那个对倪拗拗蛮横压迫的教师，“徒有其表的高大男子汉身躯，变成了一堆沉重的废料”。

倪拗拗与T老师发生关系并不是因为受到其男性魅力的吸引，而是对T老师怀有着一种报复性的心理，只是想从他身上寻求性行为本身的快感，T老师对于倪拗拗来说并不是平等的爱人，而是一个因为欲望而对拗拗产生渴望，为其倾倒的性爱对象，这也是性与爱产生割裂的体现。

另一个男性角色的书写是名为尹楠的青年，倪拗拗在尹楠离开之前主动要求与他结合，尹楠成了被需要，被索求的那一方，倪拗拗对尹楠的需求是身体和心灵兼有的，是一种爱欲驱使的渴望，这也让倪拗拗在这场性爱中占据了主导。

以女性的身体体验作为书写内容，是对一直以来文学作品中男性权威的挑战，也是建立起女性主义文学语言体系的一大发展进步，不断挖掘女性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性，为女权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在《异常》一书中，没有多余的语言描写性本身，在本书中性更像是一种手段，无关乎爱情。

有着惊人美貌的百合子靠援交在Q学园乃至社会中生存，甚至自小她就以此来讨名义上的“养父”强森的欢心，性交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正如百合子的自白书中所说：“如果说我的处境很痛苦，那倒也不至于，‘我’来到世上本来就是为了当别人的玩具，对男人来说是性爱玩具，对姐姐来说是欺负的玩具……”百合子是表里如一，直面欲望的女人，美貌是使她过上优渥生活的捷径，她利用男人的欲望生存于世，然而青春被榨干后，百合子只能沦为最底层的站街女，直到被杀死她都不愿意放弃这种生活，因为除此之外她毫无立身之本。

和惠生长于典型父权家庭，乖巧顺从、从心底里无条件地接受来自父亲灌输的一切价值观。

父亲的死，同时也代表着和惠原信仰的坍塌：只要够努力便能够得到一切，爬到所处环境的最顶端。

父亲死后，和惠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在这高压之下，和惠尝试着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寻求一种非日常生活，将性作为解放和麻痹自己的工具，同时为自己能够做出无人可效仿的冒险而自我满足，以抵消白天工作无所成就的挫败感。

和本身就代表着欲望的百合子相反，和惠不喜欢性，只是喜欢男性，或者说向往由男性为代表构成的这个世界，通过性这种行为，和惠能够获得被需求的错觉，她寻求的是纯粹精神方面自我满足的东西。

同时她也借由“卖春”这一行为进行报复：“我要毁了公司的面子，嘲笑母亲的虚荣，抹黑妹妹的名誉，败坏我自己。

毁灭身为女人的自己，毁了这个无法安然以女人身份过活的我。

”和惠痛恨着男权社会，但始终没有跳出男性视角注视的眼光，她正是以这种异常的方式报复曾经的情敌百合子，报复家庭、恶劣的工作环境乃至整个社会，最后走向自我毁灭。

而最后，“我”在喜欢上了百合雄之后，也走上了妹妹的老路，作为一个曾经将“性”视为洪水猛兽，将“情欲”视为仇敌，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到今天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百合雄，换言之，性成了“我”抵达爱情的手段。

《异常》一书通过将性与爱二者的分离割裂，道出了在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中精神世界的荒芜，性不再是相爱的人之间水到渠成的情感表达，而是一笔交易，一笔买卖，这样的认知让“我”丧失了对情感的渴望，同时也磨灭了“性”这一行为的神圣感。

对“性”这一话题的探讨，陈染采用“身体写作”，书中大量出现对人体的描写，大胆却不猥亵，旨在打破世俗眼光下两性关系中女性应有的羞耻感，在性关系中消除性别差异，解放女性；在桐野夏生笔下，性由爱欲的自然表达异化成女性的生存手段，乃至一种得到男权社会肯定的“证明”，性压迫成了女性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碍。

三、受害者到加害者——从同性关系看女性意识
陈染书中，倪拗拗对于禾寡妇的亲近，也源于家庭不幸而导致对专横父权的仇视，社会教条之下对异性的防备，这种情绪驱使她从同性的身上寻求安慰与依靠，是同为被男性压抑、加害之下，受害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平等关系。

因此她们相互需要，倪拗拗觉得在禾寡妇身边才能够体会到那种“安全，柔软与温馨的感觉”，而禾寡妇也将拗拗作为自己生活中母性温柔的寄托，两人相互依恋，实际上构建起了一个远离男性伤害的乌托邦，以此作为生活中一个精神得以庇佑的场所，是女性意识深化的表现。

倪拗拗在长久抑郁的心灵状态下，以一种“奇妙的组合以及性别模式的混乱”的方式，想着生命中她亲爱的两个人：禾寡妇和曾经的爱人尹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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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浴缸中自慰。

她将其解释为“审美的体验和欲望的达成”，此处的性幻想对象不再限于与倪拗拗发生过关系的异性尹楠，也有同性的禾寡妇。

禾寡妇不仅是父权之下的温情避风港，同时也是倪拗拗性意识启蒙的老师，两人间的亲昵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倪拗拗审美取向乃至性取向，所以在倪拗拗独身一人，精神衰弱时，她只能从那些美好的回忆中汲取安慰，由此，倪拗拗的性幻想中出现了禾寡妇和尹楠这两个充满温情的对象。

《异常》一书的四个女性角色之间则出现了互相倾轧的倾向。

“我”一开始就对妹妹抱有很强的敌意，以至于到后来向老师揭发了妹妹在校内援交的事，使其退学；出于恶意，欺负在Q学园中与“我”同属底层的和惠，从她那里抢夺存在感，成了“我”的生存手段；而“我”倾慕的对象美鹤，一个在“我”心中作为贬低和惠的标杆，而在她看来“我”居然像是“无法适应社会只能栖息在湿叶片背面的鼻涕虫”。

虽然其中不乏互舐伤口的温情，但更多的是恶意——将社会附加到女性群体身上的恶意投射到个人，又通过同性间的攀比竞争将这种恶意放大，最后女性也成为男权之下的加害者。

其原因是病态的社会环境下，恶性竞争和阶级焦虑带来的共情能力的丧失。

书名“异常”其实已经道出了作者对该现象的态度，这是环境催化下的病变，不论是百合子，还是和惠、美鹤，抑或是“我”，其实都是被这个社会大环境催生出的畸形个体，通过该类形象的塑造以表达对女性命运的理解与同情，揭露并批判了当代日本家庭制度下的父权体系社会，为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发声。

两书对于同性关系的书写差异基于主人公所处的不同社会背景。

倪拗拗与禾寡妇的亲近是在环境相对封闭的邻里间，两个备受压迫的受害者互舐伤口的抱团，二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而在《异常》一书中，无论是学校抑或是社会，女性都陷入男性注视下，为转移外部的焦虑，出现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成为加害者——也就意味着成为鄙视链中向下倾轧、剥削的一环。

同性之间的相互倾轧及为适应社会而实现的身份转换，正是在男权社会规则之下，利益争夺中的心理异化。

四、结语
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出路在何处？两本书都没有给出答案。

可以说书中女性皆以一种反面教材的形式给读者以警示，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女性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如何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达成社会认可，如何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如何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僵局，都是女性个体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话题。

陈染以内心世界丰富的倪拗拗视角，描写一名女性的成长历程，折中了女性的感性浪漫和现实的残酷无奈，整篇小说以哀而不伤的笔调，记录下倪拗拗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发展；桐野夏生以冷硬的笔调书写女性故事，在日本“耻感社会”下苦苦挣扎，想要以一己之力实现阶级跨越，与男性共同参加社会竞争又无法放弃性别优势的女性，在欲望的漩涡之下，终究迷失自我。

两本书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自身独特的视角，对大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现状进行探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近代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但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中日男权社会具有相似性，由此也导致中日两国女性在自由平等意识被引入之后，仍长时间处于男权压抑之下，女性主义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中日两国女作家以明确的性别身份进入文化视野，以文学创作的形式为女性发声，对长久以来男性注视下构筑的社会文化层面进行颠覆，在冲击传统男性写作的同时，向封建意识残余的男权社会发出挑战，是剖析和反思女性意识在两国发展状况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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