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卿相邵夫子

白衣卿相邵夫子
作者：晏建怀
来源：《醒狮国学》2016年第01期
在宋代，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

许多读书人，无论出身富贵之家还是白屋寒门，都把读书作为步入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敲门砖”，出现了大批异常刻苦、特别发奋的典型。

范仲淹“划粥断齑”，昼夜苦学，终于金榜题名，经纶济世之才得以施展，成为了一代名臣；司马光“患记问不若人”，“用力多者收功远”，成为了一代名相。

而同时代的邵雍，也是一个“读书种子”，不过他走的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他通向人生理想的道路更曲折，更艰辛，也更传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范阳（今河北涿县）人。

邵雍大致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这一时代，恰是宋代倡导读书的一段黄金期。

宋真宗《劝学诗》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给了读书人莫大的希望。

邵雍受时代风气所感染，从小读书用功。

十多岁时，他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后，为了专心学习，他在离家不远的苏门山下百源（今称百泉湖）之畔，另筑一室，闭门谢客，海量读书。

一天，邵雍掩卷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

”意思是学习古人经典，必须与古人为友，不单单读他们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他们曾经游历过的地方，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

于是，邵雍溯黄河、越汾水，考察江淮流域，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故城废址，用脚丈量古人文化的跨度，探索他们思想的源头。

经过数年艰苦的游历，邵雍眼界大开，幡然顿悟说：“道在是矣！”从此，他回到家乡，著书立说，不再远游。

其实，邵雍隐居于苏门山，既无科举功名，又无著作问世，布裘蔬食，生活困顿，除了一个爱读书的名声外，几近潦倒。

然而，就是他这一爱好读书的名声，引来了地方官共城县令李之才的造访。

据说，宋代易学从宋初的陈抟传至种放，种放传至穆休，穆休再传李之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

李之才惊异于邵雍的好学和博学，主动提出把自己所学传授于邵雍。

邵雍师从李之才后，写作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

德才兼备，内圣外王
邵雍一生，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结下不解之缘。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定居洛阳。

定居洛阳之初，《宋史·邵雍传》说：“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

”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
忧，不露戚戚之穷，读书耕种，平和淡定，讲学交友，不亦乐乎，“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

”
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甚至挂冠而去，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征求他的意见。

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他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

投劾何益耶？”
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不仅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钦佩，而且赢得了朋友们的特别尊敬。

富弼、司马光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阳定居。

邵雍虽然一介儒生，一贫如洗，但这些声振寰宇的老宰相们，却齐了心似的，都以结交邵雍这位后生为荣。

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
园。

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三十多间。

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在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感谢之情，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

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这些士大夫们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不是金钱，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不是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不是钻石。

终生不仕的白衣卿相
年轻时的邵雍，也曾像范仲淹、司马光们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这一“敲门砖”，投身仕途，进军科场，“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

”（《宋史·邵雍传》）及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洞悉草木之情、古今之变，深谙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尤其是大通物理、性命之说后，如同凤凰实现涅槃，修行者得到彻悟，一夜之间改变了初衷，从此归隐于田园山水间，读书著作，安贫乐道，不问仕宦。

邵雍非但不主动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对于朝廷的免考授官——这种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都一一拒绝。

嘉祐六年（1061年），爱才若渴的宋仁宗下诏求贤，要求各地方官广泛察访，举荐人才，西京留守王拱辰举荐了邵雍。

宋仁宗授予邵雍将作监主簿，邵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熙宁年间，年轻的宋神宗为图振兴，大力启用人才，在科举一途之外，还要求各地大力荐举逸士，不拘一格降人才。

御使中丞吕诲、三司使吴充等人，联合推荐邵雍。

宋神宗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但邵雍又推辞了。

宋神宗求贤甚切，连下三道诏书给邵雍，要求他接受朝廷的任命。

邵雍看到实在推辞不掉，只得先应承下来，但随后就以疾病缠身为由，坚决不去赴任。

他还在诗歌《不愿吟》中明白地表达志向，诗曰：“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

唯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

”（《伊川击壤集》卷十六）
邵雍两次拒官，是他潜心学问不求宦达的表现，是他安贫乐道不求荣贵的表现。

《宋史·邵雍传》说他：“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足见其人品德行的高贵。

温柔敦厚、从容旷达的邵雍，得到过上至国君大臣的青睐，下至平民百姓的拥戴，却超然物外，终生不仕，就这一点来说，邵雍邵夫子，才真正是千百年难得一遇的“白衣卿相”！
熙宁十年（1077年），邵雍在洛阳的“安乐窝”因病去世，享年67岁。

邵雍晚年疾病缠身，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旷世大儒们侍汤弄药，早晚陪伴，如同对待自己的师长。

其他文朋诗侣和近邻交好，时时存问，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邵雍很感动，他在《病中吟》诗中说：“尧夫三月病，忧损洛阳人。

非止交朋意，都如骨肉亲。

荐医心恳切，求药意殷勤。

安得如前日，登门谢此恩。

”邵雍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还出钱出力，为他操办后事，朝廷追赠邵雍为秘书省著作郎，赐谥号“康节”，后封“新安伯”，配享孔庙，尊称“邵子”，给予了很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