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及对社会发展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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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特别是宋代之后，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逐渐被发掘开发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向东部输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

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区域调配，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

我们知道，地处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而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资源的跨大区域调配十分频繁，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大。

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政治核心区在关中平原与中州地区，虽然西部资源对这个核心区的调配存在，但东西跨大区域的从西向东的资源调配并不明显。

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后，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加快，人口密度增大，东部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大增。

一方面东部的许多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东部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需要，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涉足更深入和更广阔，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被发掘开
发出来运用，进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

由于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畜牧资源是中国西部地区特殊的资源，畜牧业在西部地区十分发达。

在宋代以前，由于开发力度有限，农业粒籽种植业推移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东部许多地区经济产业中畜牧业成份也较大，对西部地区畜牧资源的依赖还不是十分明显。

宋代以后，东部地区开发进程中农业粒籽种植业日益发展，造成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下降，但经济开发对畜牧业产品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大，所以，客观上需要一种跨区域的畜牧产品的东运，以满足东部地区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

宋代在西北有同州、沙苑二牧马监，地位重要，每监养马4600匹。

在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政权中，虽然农业种植业地位上升，但畜牧业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

西北地区的良马、骆驼是中央政权中最受欢迎的贡品，每次进贡往往是几千匹之多。

由于宋代认为“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宋代采买的马中，主要有女真马、西马和川马，其中尤以西马和川马最为突出。

宋政府采用劵马和省马形式收买，主要是以物易物，用绢、茶等来交换马匹等。

据记载每年仅从秦、川运住京师的战马超过数万，其中西南地区的马中尤以大理马影响较大。

宋代官方一次在河东买骆驼就有300多峰，主要用于运输。

元代有“西北马多天下”之称，丝绸之路通达，西北地区大量皮革、药材类资源转运到内地。

明代虽然西北地区农业种植业比重大大提高，川源河谷地带多成为农田，农业的优势地位确定，但畜牧业仍是西北地区最有特色的产业。

明代的贡赐贸易中，进贡的马、驼、貂皮等货数额巨大。

同时明代与西北各地
边市互市中牛、羊、皮革等贸易也不少。

特别是其中的“茶马互市”，影响很大。

在茶马贸易中，西南地区的水西马、建昌马、乌蒙马也较为有名，成为茶马司采买的对象。

同时云南地区自古产大象，象牙自古以来成为中原猎取的珍贵资源，而中原地区征战、运输、礼仪中也需要大量活象，为此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贡象之路”。

据研究，明代有记载的贡象就达4000多只。

这些贡象运输主要通过海路从广东或者从云南、湖广由长江中游转运京师，形成又一个庞大的转运网络。

同时，西南地区犀牛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转入内地，犀角、犀革成为重要的物资，成为用药、皮革服饰的重要材料。

清代西北地区的种植经济成份进一步扩大，但许多地区畜牧业仍十分重要。

清初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各种牧马监，还大量蓄养牛、驼、羊等，许多马匹被贩运到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

与此同时，在民间贸易中，马、牛、羊、动物皮毛等仍是向东部销售的重要资源。

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加上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垂直高度变化明显，使其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且很早就得到开发和利用。

然而由于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核心区多在关中平原地区，再加上西南地区开发不够深入，经济开发的力度和强度有限，大量生物资源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特别是没有大量转运到东部地区。

宋代西北和中南地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宋朝官方开始在渭河之地设立采造务，调遣军卒采办木材转运京师。

元明以来，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已经不足以营造高大建筑，大规模采办已很少见，但森林资源中的杂皮、翎毛等仍是进贡转运的重要资源。

明初陕西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