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和孙冶方——中国经济学界的双子星

薛暮桥和孙冶方——中国经济学界的双子星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

这个地方位于无锡市西北方向三十公里左右，现在叫玉祁街道。

离薛暮桥家不到200米的地方，就是孙冶方的故居。

中间还有一所秦古柳故居，秦古柳是著名书画家兼文物鉴赏家，比孙冶方小一岁。

孙冶方，1908年阴历九月三十出生，算起来是薛暮桥的远房堂弟。

如果把视野扩展到经济学之外的范围，他的亲哥哥薛明剑，在民国和解放初期，远比孙冶方的名气要大得多。

在历史上的无锡，有两个著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

荣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家族。

薛家，就是孙冶方和薛明剑的薛家。

在这里，我们先说薛暮桥早年的生活，再回头来说孙冶方。

据《薛暮桥回忆录》中介绍，薛的祖先，来自于历史上的一个将军，因获罪被贬到了礼社（现在的玉祁街道）这个地方。

这个将军在此地大量购置田地，成为当地的大地主。

他有5个儿子，25个孙子。

此后代代传承，至薛暮桥出生时，薛家地主集团已接近衰败。

祖先们为保障后代生活，所设的“义庄”，反而成为家族没落的催化剂。

不过，薛暮桥的父亲，薛魁标为人和善、厚道且知书达理。

但当时他们这一脉也是接近衰落，薛暮桥的祖父共有三房，留下子女10人。

这样一个庞大的家庭，几乎全靠薛魁标一人支撑。

薛暮桥在出生时，父亲给他起名薛与龄。

虽然家族生活很是困难，他的父亲和母亲还是在家里办起私塾，为子女和附近乡民提供上学的机会。

薛暮桥的母亲，在旧中国只能叫做薛周氏，直到1953年，才以家中厅堂匾牌为名，取名周慎修。

而他的父亲，在他十五岁那年，就由于欠账太多，碍于面子，在债主上门之前，悬梁自尽。

这对彼时方年少的薛暮桥来说，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在半年之后，虽然母亲明知他学业出众，但由于家里已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必须让他辍学外出谋生。

并已经请一个亲戚帮忙，介绍他到杭州去报考铁路的练习生。

此时的薛与龄，改名薛雨林，走出逐渐衰落的江南小镇，前往杭州。

幸好，他的大哥薛鹤龄当时在杭州的一家纸行当学徒，彼此可以相互照应。

在另一脉中，薛明剑是兄弟四人。

他的原名叫薛萼培。

而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因过继给他舅舅，才改名姓孙。

孙冶方的家世，比薛暮桥那边要好很多。

在薛暮桥为了生计，奔波在沪杭甬铁路线上的时候，孙冶方已经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并在这里遇到了他的老师张效良。

张效良曾追随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

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失望至极，转至南洋华侨中学任教。

后因抗争英国的殖民统治，被驱逐回国。

回国后，他成了中共最早期的党员。

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在无锡附近发展组织，宣扬革命。

从这一时间点来说，年轻的孙冶方，比堂兄薛暮桥接触共产主义思想要早的多。

后者直到1927年左右，才参加了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组织工作，投身工人运动。

并在当年三月份入党。

孙冶方在15岁那年，就由接替张效良的董亦湘老师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董亦湘的入
党介绍人是沈雁冰，原名沈德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作家茅盾先生。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之后，孙冶方也领导无锡的党团组织，在当地进行宣传鼓动活动。

当时，孙冶方的大哥薛明剑，刚从荣德生所创办的纺织厂中离职，创立无锡杂志社。

同时担任了大量的社会职务。

在1925年9月，孙冶方被派往苏联中山大学留学。

第一年，留学生就有140多人，第二年达到了300余人。

其中，有邓小平、乌兰夫、左权等共产党日后的精英，也有蒋经国、冯弗能这样的国民党二代。

孙冶方虽然年龄很小，但是他很努力的提高自己。

在其他同学还在领取每个月10个卢布零花钱的时候，他已经担任课堂翻译的职务，每月有近百卢布的收入。

在部分资料中曾有提及，当时给他们上课的老师中，就有刚毕业的里昂惕夫。

里昂惕夫于1928年之前，已经到德国学习和工作，由此可见，在两年的时间里，孙冶方的进步是多么的神速。

或者是由于收入的原因，在他的传记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当时王明等人对他的迫害。

这或许也是日后的几十年中，哪怕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孙冶方也从没有低过头的原因。

1930年的9月，“轮船终于通过阴森恐怖的大海，在潮水狂涌中开进了吴淞口。

”孙冶方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身上背着“严重警告”的处分。

而这个时候，薛暮桥已经在国民党的牢里待了三年之久，直到年底，才被保释出狱。

由于叛徒的告密，薛暮桥被关押，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一起。

受他的影响，在狱中开始自学苏联布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等书籍，同时学习世界语和英语。

三年的牢狱生活，成为了薛暮桥经济学学术生涯的开端。

这也是他后来说自己是毕业于“监牢大学”的起源。

孙冶方在苏联留学，主修的专业和经济学也很密切。

但是他们二人共同走上经济学的研究道路，还同时和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那就是陈翰笙。

陈翰笙，原名陈枢，1897年2月5日出生于无锡县城。

他的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获得芝加哥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1932年，薛暮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陈翰笙是副所长，并且是秘密党员。

在陈翰笙的指导下，薛暮桥开始从事农村调查。

后来回到家乡进行这项工作，写出了自己在经济学上的第一篇文章，《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

薛暮桥虽然从监狱里出来了，可是孙冶方还是没有摆脱他的厄运。

除了要躲避国民党当时的严酷镇压之外，他还要时刻提防着王明的黑手。

在1931年被国民党抓捕之后，他通过无锡同乡，当时也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事的钱俊瑞，保释出狱。

之前在苏联的时候，孙冶方就和陈翰笙打过交道。

通过钱俊瑞的介绍，两人了解的更加深入。

虽然由于名额的关系，孙冶方只能以临时雇员的身份工作，但他知道这件事是有利于革命的理论建设，其他的条件便抛之一边了。

时间到了1932年的夏天，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由傅斯年担任，替代了原来由蔡元培兼任，实际上是个空缺的位子。

此后，研究所的工作逐渐乱套，大家都离开了这里。

1933年，陈翰笙主动从研究院辞职。

回到上海，将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找回来，并联系孙晓祁、吴觉农、张锡昌等人，发起组建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后来，研究会还创办了《中国农村》杂志，编辑工作主要有薛暮桥和孙冶方两人负责。

1934年，薛暮桥继续从事农村调查和编辑工作，孙冶方则随陈翰笙一起，远渡日本。

直到1935年，因为生活开支问题，恰好薛暮桥又来信说急缺人手，才又回到上海。

在革命的斗争中，两人都把个人问题放在了一边。

1935年5月5日，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薛暮桥与罗琼在上海结婚。

此后一年，孙冶方也遇到了他一生的爱人，洪克平。

最让他激动的是，在陈修平的努力下，1937年初，他得以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就像一个离开母亲多年的孩子，这一刻，孙冶方留下了不争气的眼泪。

此后的十多年中，兄弟二人时而在后方，时而在前线，在战争的洗礼下不断的成长。

新中国成立之时，薛暮桥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并兼任私营企业局局长，协助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一起工作。

而孙冶方在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协助陈毅市长工作。

在解放前，薛暮桥曾在1937年出版《中国农村经济常识》、1941年写出《政治经济学》、1942年写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此后，他还根据山东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的经验，写了大量的文章和报告。

解放初期的大量工作，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孙冶方住进了医院，后来不得已还到苏联疗养了一段时间。

薛暮桥也因病辞去了职务。

1952年，薛暮桥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

两年之后，病情好转的孙冶方调任副局长职务。

早在30年代就并肩战斗过的兄弟二人，又同时并肩前行。

1958年，两人的工作同时发生了变动。

孙冶方担任了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薛暮桥则改任陈云的专职秘书、国家经委副主任。

这一时期，他们的研究中，已经开始探讨价值规律的问题。

在孙冶方的调研中，发现基层中出现以使用价值为主导，完全抛弃价值的取向。

他清楚的认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理论经济学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虽然是一个使人心痛的事实。

”
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厘清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他挤尽全部精力和时间，在价值和价值规律的领域内，进行深究底里、不舍纤梗细脉的研究。

仅在1959年短短一年时间里，他就写出了数篇这方面的论文。

其实，其理论研究的深度，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在当时来说，主要还是思想上枷锁的存在。

当时的官员认为，价值规律只存在于私有制社会中，而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谈论价值规律的。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孙冶方甚至提出了“狭义的价值规律”和“广义的价值规律”的概念。

但是依然有人不愿意接受和使用价值规律这个词。

而薛暮桥在他的岗位上，也不断的结合实际，从各方面来分析价值规律依然存在，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各方面起作用的事实。

悲催的是，他们研究的越是深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此受到的摧残就越严重。

1960年10月，孙冶方组织40多名学者，开始讨论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教科书。

通过初步的研究，讨论和编写，这本教材初现端倪。

但是正式将它搬上课堂时，出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红线问题。

如果没有这根红线，整部教材不成体系。

但是这根红线如何确定，成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最后，孙冶方认为，这根红线，只能是价值规律。

也就是他所表述的：“什么是经济学角度呢？归根到底，就是要讲究以最小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

此言一出，在当时可算是捅了一个马蜂窝。

在文革之初，薛暮桥和孙冶方就被批斗，并被关押了起来。

薛暮桥在1969年夏天从“牛棚”中释放，又被送到“五七”干校中劳动改造。

再到1973年夏天才正式回到北京，重新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

而孙冶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直到1975年的4月，他才被没有任何缘由的释放。

值得敬佩的是，他在狱中一直没有放弃，把那部《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腹稿不知道在心中过了多少遍。

甚至是借着交代问题的理由，从监狱管理员那里骗来纸和笔，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

这段经历，虽然说来很快，几句话就能带过，但对于当时已经是60多岁的两位老人来说，不知道是多么的难以度过。

在配第等人那里，我们了解到的是年轻时的艰辛，但是对于中国的这一代经济学家们来说，更多的是他们在晚年所经历的困苦。

薛暮桥和孙冶方终于等来了放晴的那一天，比他们小十多岁的顾准，则早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两位老人恢复正常工作之后，虽然交集不多，但他们仍在各自的岗位上尽着最后的努力。

1979年4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全国经济科学学术讨论会在无锡召开。

薛暮桥和孙冶方再次作为两方的代表，坐在了他们当年上小学的地方。

到年底的时候，孙冶方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不好的症状，但他仍然坚持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

不久，他就住进了医院。

但是，他的那部《社会主义经济论》仍然没有完工。

为了尽快抢写出这部作品，经济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成员有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高涤辰、林泉水等人，作为他的助手。

小组成员和孙冶方一起，讨论写作提纲和方案，记录他口述的段落大意，写成文章后再交给他修改，最后定稿成文。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孙冶方去世为止，这部作品也没有能够问世。

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本人和写作小组都发现了问题。

这一矛盾的根本点，就在于他的“商品-价值观”上。

“价值”的概念，只存在于有商品交换、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之中，要在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之下分析价值，就得承认社会主义中存在商品关系。

可这又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是彻底对立的，孙冶方陷入了自己所创造的漩涡之中。

一方面，他对当时现实的经济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明白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体制，无法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并且会带来巨大的浪费。

另一方面，作为青年时期就接受苏联传统教育的理论工作者，他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理论上无法彻底论证其思想所向。

病魔无情，在1983年2月22日下午，带走孙冶方的生命，给他留下的，满是遗憾！
为了纪念孙冶方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弘扬他的精神，后来由姚依林、薄一波、汪道涵、薛暮桥、刘国光等人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会”，用以表彰和鼓励对经济科学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孙冶方走了，可是薛暮桥还在燃烧着自己。

他继续在探索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理论的创新之路。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初期，才算是彻底从实质性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他在1980年负责组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

1999年夏天，薛暮桥因患“帕金森”症住院治疗。

事实上，本文对两位老人的作品，并没有进行罗列，甚至提及很少。

因为从精神上来说，他们离我们的生活真的很近。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出生的学生中，几乎所有的高中政治教材，和大学的政治经济
学教材，在经济方面的思想，基本都和他们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两位老人的一生中，还曾数度担任大学的校长或经济系的领导工作，他们培养的子弟不计其数，关于他们的生平回忆也有很多。

简单的罗列，不足以表达对他们的敬仰之情，我们所能做的，唯有沿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事实上，本书的出现，和薛暮桥老先生也有很大的关系。

十五年前，我还在一所不知名的师范学校读书，为了显示自己爱好学习，不虚度青春，偶然间在图书馆借到一本《薛暮桥传》。

正是这本书中，所描写的薛老的经历，激发了作者对经济学的兴趣，确切的说，是对经济思想史的兴趣。

奈何天生愚笨，后来为生活所迫，四处奔波。

前段时间又忽然有了这方面的想法，如今写到这里，这本书也算是完成了大半。

若能完工之日，也算是了却之前的一桩心愿。

2005年7月22日，薛暮桥走完了一个世纪多的历程。

对于他来说，看到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发展水平，应该是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