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妓女的管理

明朝对妓女的管理
明朝妓女业极为发达，其标志之一是教坊司的成立，教坊司的职掌，乃是“本身以作乐为职，妻女以接客为生”，说白了就是官方的妓院。

明清鼎革之际名闻天下的“秦淮八艳”，则是民间第三产业发达的标志。

洪武初年，经朝廷批准，南京“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

”此外还有记载：“太祖立富乐院于干道桥……夜半，忽遗漏，延烧脱欢大夫衙……复移武定桥等处。

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

”可见官妓业已经极为发达。

而且这种发达，还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明朝靖难之役时，明成祖朱棣入南京城后，对反对他的人大加摧残，“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方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

”正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表现。

相对程朱理学而言，娼妓业过于发达，毕竟不是好事。

于是，到了明中期的宣德年间，朝廷开始严打。

不过娼妓“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闾。

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
由于禁令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官妓虽虽然受到打击，但民间妓院却越来越兴盛。

当然，这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造成了影响：“弘治、正德初，良家妆饰，耻类娼妓。

……近时，治容犹胜于妓，不能辩矣，风俗之衰也。

”普通女子的衣着打扮纷纷向妓女靠扰，就是明证。

万历年间是明代妓女事业的顶峰。

“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

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

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
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

”
明朝对官妓的管理，主要是在礼部下设教坊司进行约束。

有时官妓匮乏，则以郡县之中的乐户补给教坊所缺。

对于私妓，则在官府中注册乐籍，同时对其征收税钱，名曰间按管理。

当了妓女，也可以从良。

官妓的从良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官府除籍，一是偿还身价钱。

但因政治身份入官妓的，则不在此条之内。

“因明永乐时不附靖难兵，遂编为乐籍，世世不的为良者”。

私妓从良则较为简单，花钱为自己赎身并取得从良文书，赎身钱由妓院鸨母规定。

《警世通言》中提及，私娼玉堂春与礼部尚书之子王景龙相好，因要与之结合，故只能花二万两银赎身，取得从良文书。

明朝还规定了妓女的穿着。

明太祖规定：“教坊司乐艺（戴）青卍字头巾，系红线褡膊，乐伎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

”同
时还规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人服”。

明朝还严禁官员嫖娼，处罚也十分严重。

明洪武初年“太祖立富乐院于干道桥……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只允许商人进入。

不光不能嫖，连坐在一起也不行：“叶国珍同苏州妓女混坐，鞭击数十，发瓜州做坝”
明朝官府对于官吏娶娼妓为妻的处罚也极为严酷，“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犯十恶、奸盗、除名等罪，妻不是以礼娶到正室，或是再醮倡优婢妾，不许申请。

”
不光官员，连普遍百姓也不行。

“良男娶奴婢为婚，杖九十，离异。

良女与奴为婚，杖八十，离异”。

明朝对娼妓的管理，虽有无奈之处，但严禁官员以公职身份嫖娼的做法，无疑应该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