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论赞的另一种分析

《史记》论赞的另一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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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部奇书，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不仅首创纪传体通史，而且开创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论赞”一体。

明代陈文烛赞叹《史记》“长于叙事，而论赞尤奇，窃叹六籍以后，善用长又善用短，唯司马氏哉。

”①赖襄认为“史中论赞自是一体，不可与后人史论同视也。

史氏本主叙事，不须议论，特疏己立传之意，又补传所未及，而有停笔踌躇，俯仰今古处，足以感发读者心，是论赞所以有用，子长以后，少得此意者。

”②《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绝大部分在诸传后往往加上“太史公曰”一段文字，这些文字或评或议，或褒或贬，或赞或叹，篇前称序，篇末称赞，史记论赞系指这些“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

“论赞”一体，与其他五体一样，既整齐又灵活，既立体又破体。

《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篇末均有赞语，因三体皆叙人物，故都置赞论以褒贬人物，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而大段的序论则置于十表、八书的篇首，整部著作又有总序，即《太史公自序》。

《史记》论赞内容丰博，涉及政治军事、人文地理、世俗伦常、经济、思想等。

章学诚《文史通义》说“史迁论赞之文，变化不拘，或综合本篇大纲，或出遗闻逸事，或自标其义理，或杂引夫诗、书，其文利钝杂陈，华朴互见，所以尽文章之能事，为著述之标准也。

”①这类论赞小品，皆以诗意化的情感叙事为出发点，或考证古史，或亲录见闻，或摭补史实，或提示材料来源，或褒贬人物、纵论史事，皆文短意深，带有一定的叙事功能，它的创立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一闲处落笔、补充叙事
清李景星在《史记评议》卷一中有论: “实事实力，纪中已具。

故赞语只从闲处著笔，又如风雨骤过，几点余霞遥横天际也。

”②《史记》论赞之叙事，用以补充传文未尽之事义，使材料安排更为合理，其功能可说是“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

”③
如司马迁为《史记》首篇《五帝本纪》所作赞语: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④此则为史赞之首，阐明史料来源和取材义例，虽不足二百字，却古劲简直，意多转折，仪态万方。

《项羽本纪》论赞补录项羽重瞳，或系虞舜
后人的异闻。

《赵世家》论赞引入赵王迁品行不端，其母出身于倡等密事，因此则轶事为口述史料，而且事涉隐私，司马迁特放在论赞中叙述。

《留侯世家》论赞提到张良“貌如妇人好女”，突出长相之奇。

《淮阴侯列传》论赞补叙司马迁坚持田野调查，考证韩信为母行营高敞地而葬，令墓旁可置万家之事，以见“其志与众异”。

《游侠列传》论赞由郭解“状貌不及中人”，天下人却“皆慕其声”，凸显郭解的极高声誉。

《史记》的这些论赞，有的补充人物行状，有的使人物刻画更为立体丰满，有的附录传文语焉不详之处，皆映照正文。

《史记》的序目提要与各篇论赞常常出现对抗性讲述。

论赞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序目则撮其要旨，侧重史事分析，十分理性且冷静。

《商君列传》论赞批评商鞅天资刻薄，在序目中则赞他“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晁错列传》论赞批评晁错“擅权”“多所变更”，在序目中称颂他“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

《平津侯主父列传》论赞揭露公孙弘“外示宽俭，内怀嫉妒”，在序目中则肯定其“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

可以说，论赞与序目提要互补互见，不认真研究《太史公自序》序目提要，就不能全面公正地评价司马迁笔下人物。

这也是司马迁处理感情与史实关系的一大
创举，既做到爱憎鲜明，又能褒贬公允。

司马迁是个不吝感情，而又善于克制感情，冷静理智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善于文外见意，有些不便于本传道明的隐微之言，也常在论赞中委婉讲述。

《淮阴侯列传》是《史记》中尤为隐晦的一篇，杨慎说“此篇取譬反复，极人情所难言”。

⑤韩信是否谋反，后世聚讼不已。

司马迁虽把韩信谋反经过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但在论赞中又特地点出: “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楚汉相争正酣，韩信态度举足轻重时，即便蒯通力劝，韩信都没反，怎么会在天下已定时，听陈豨一言而反? 参照《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樊郦滕灌列传》论赞更可见其深意，《萧相国世家》论赞说萧何“碌碌未有奇节”，后“依日月之末光”，待“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则“位冠群臣，声施后世。

”《曹相国世家》论赞说曹参之战功，多因韩信之故，“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惟独参擅其名。

”《樊郦滕灌列传》论赞更直接点出萧、曹、樊哙、滕公等人“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可“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的韩信却被诛杀，令读者感慨万端。

褒贬历史人物是论赞最主要的内容，但《史记》论赞很少浮露地直下断语，如诗般含蓄婉曲，评论艺术极高，诚如清人牛震云: “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
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所亲见，或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中摘一人以例其余，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唱”。

⑥《刘敬叔孙通列传》先赞叔孙通此人“希世度物，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后又感慨其“大直若拙，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乍看是褒扬之语，实际上委婉地讥刺其曲学阿世的伪君子本色。

二复调构思和对话体系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出复调理论，指的是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

他借用音乐学术语“复调”，来说明小说创作中的这种“多声部”现象。

巴赫金说: “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
①复调世界是多声部的，整部史记充斥着各个阶层、各色人等和各种声音，司马迁没有加以约束和限制，而是在叙事中展开人物对话，在对话中透视历史，实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志愿。

例如《李将军列传》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来自官方、民间、敌对方、主人公、叙事者等六个方面的声音:来自官方。

有汉文帝的感慨: “惜乎，子不遇时! 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也有汉武帝的表
态，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大举出征匈奴，李广数次请求出征，“天子以为老，弗许; 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出征后大将军卫青徇私情处处排挤李广，也侧面提到汉武帝的警告“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来自民间。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左右以为广名将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李广愤而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

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
来自同僚。

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程不识曰: “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 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

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
来自敌对方。

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单于素闻广贤，令曰: “得李广必生致之。

”来自李广自己。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岂吾相不当侯邪? 且固命也?”; 临死前，广谓其麾下曰: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
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 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
来自叙事者。

《太史公自序》已点明司马迁为李广作传是因其仁勇，治军既宽缓不苟，又廉洁奉公。

传文中又提到李广立名于天下久矣，使文帝为之哀，公孙昆邪为之泣，单于素闻其贤。

至传末更是一连串赞词，极意摹写淋漓“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这正是作者所推崇的理想人格。

在复调构思中，人物及其声音有相对独立性，“作者没有把对主人公的任何一个重要的评价，把主人公任何一个特征，任何一个细小的特点只留给自己，亦即仅仅留在自己的视野内。

他把一切都纳入主人公的视野，把一切都投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熔炉内; 而作为作者观察和描绘对象的主人公自我意识，以纯粹的形式整个地留在作者的视野之中。

”②《史记》虽然没有把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当做主要任务，但笔下人物均栩栩如生。

每一篇人物传记中，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没有受到叙事者压制。

例如，《老子韩非列传》中孔子原话: “鸟，吾知其能飞; 鱼，吾知其能游; 兽，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
以为矰。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李斯等进的谗言: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

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管晏列传》中管仲的感慨: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
司马迁作为持政治异见者，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在论赞中常发”一家之言”，做翻案文章，与传文构成另一种对话。

司马迁评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号称霸王”; 评魏公子信陵君“不耻下交，有以也。

名冠诸侯，不虚耳”; 评苏秦起于闾阎，却合纵六国以抗强秦，“此其智有过人者”，不可令其独蒙恶声; 批评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批评王剪“偷合取容”、蒙恬“固轻百姓力”; 评韩信“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评季布“以勇显于楚……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评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追随而死，可谓“至贤”……这些“论赞”均寥寥数语，却能切中要害。

《史记》论赞对所叙人物之是非功过、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很有科学性。

如《项羽本纪》论赞，司马迁既对项羽的伟大功业给予充分肯定，又用“难矣”、“过矣”、“岂不谬哉”三个感叹句唱叹不穷，对这位叱
咤风云的西楚霸王之历史悲剧做理性剖析，为其狭隘、迷信和不觉悟扼腕顿首。

《李斯列传》论赞一反俗义之“极忠”评价，既肯定李斯辅佐秦始皇成就帝业的功绩，但是又批评其“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听赵高邪说，废长公子扶苏立胡亥等昭昭劣行，对他的历史地位和功过给了一分为二的评价。

《老子韩非列传》评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评庄子“散道德，放论，要归于自然”，评申不害“卑之，施之于名实”，韩非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具极惨礉少恩”，对诸子百家之思想评判亦极富见地。

三炽热的诗情和实录的原则
任何一部当之无愧的历史学著作都要求历史学家有一种客观性和公正无私性，但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

理论上，历史学家必须避免个人的偏见，如一面镜子似的记录历史。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为讨厌克莱昂而使得叙述受到影响。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对于一切显赫的军人都有反感，就因而普遍地被人谴责。

因为字里行间倾注着难以抗拒的激情。

①但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例如宗教信仰、个人好恶、历史见解、哲学观念不可能从历史著作中完全排除。

无论叙事时如何保持价值中立，做到冷漠无情，无论评断史实时如何遵守客观原则，在历史思维之中都有
着某种不可约简的主观性的东西。

②何况理解本身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过程，也包括根据原则( 它那真实性是独立地被设定的) 对证据进行判断。

③沃尔夫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说: “对历史学家的一项明智的、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即告诉他们要警惕自己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预先假设的概念，要防范把它们天真地写进他们的历史著作里。

但是要从这里面就得出结论说，历史学家只需要努力使自己能不带任何预先假设的概念去思考过去，使自己的心灵单单只受他们在历史里所发现的东西的熏染———那就确乎是过于自信了。

”
④他提出历史的客观性必须在弱化的意义上使用，这样，不同的历史著作就不会产生矛盾，而是互相补充。

只要是叙事，就存在主观性，纯客观叙事和零度叙事是无法做到的。

如前所述，由历史学家个人的性格气质、人品修养、生活历练等一系列综合因素构成的史家独特的人生态度、认识视角、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观点立场，是无法摈弃的合法前见，或者说是一种无法消除的绝对偏见。

历史叙述有实录的要求，但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和褒贬立场又无法克服，为此，司马迁别出机杼，利用论赞把它们统一起来，这样，既不影响实录的原则，又为史家找到一条宣泄感情的途径。

《史记》感情色彩非常浓厚，为我国古代史书所
仅有。

清代刘鹗曾说;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

”⑤鲁迅先生在《汉文史纲要》中评道: “唯不囿于史法，不拘于字句，发于心，肆于情而为文。

”“恨为弄臣，寄心禇没，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⑥都是相当精辟的。

李长之说司马迁是抒情诗人，这评论就颇中肯綮。

《史记》类似于创伤叙事，有难言的隐痛，司马迁发愤著史，以历史之酒杯浇自家块垒，论赞部分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

诚如《历史哲学导论》所言，任何一部史书都是史家主观因素和史料依据这两种因素的产物⑦，史家的个人倾向势必影响史书的创作。

文化史大家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引言中强调，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人看来将是不同的图景。

作者和读者更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意见和感情的影响。

同样的材料，换个人处理也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⑧《史记》在忠实记叙信史的同时，也把司马迁的品格性气，以及他的历史认知与人生感悟对象化进去。

《史记》论赞有一往情深的礼赞、有低回不已的惋惜、也有深切的愤怒。

司马迁在读前人作品时，在汪洋恣肆的唱叹中常常难以自持，时而悲，时而愤，
时而赞，时而叹，一任激情奔涌。

如《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叹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
整整一部《史记》，司马迁“想见其为人”的只有两个人，孔子和屈原。

《孔子世家》的论赞最富历史卓见: “《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司马迁引孔子为至圣，将白衣卿相的孔子与帝王相较，认为天下君主“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却传十余世，学者共宗之。

《屈原列传》是又一曲伟大人格的赞歌，司马迁推崇其志，认为可与日月争光，并亲赴汩罗江畔为屈子招魂，“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论赞又恍若在与屈原展开对话，理想与功业、生死与去留，“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 而自令若是。

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
司马迁热情歌颂那些隐忍苟活的英雄，论赞中有他自己的血泪，有他自己的隐痛。

他写伍子胥的忍辱负重，称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赞
赏季步“故受辱而不羞，俗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皆是披肝沥胆之语。

在伯夷、叔齐简传之后，司马迁对所谓“天道”，提出了激烈的质疑: “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 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作了有力的揭示和批判，其悲愤之情直逼屈原《天问》。

钱钟书先生评价道“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

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

①
《史记》一反传统迂见，大胆地为游侠立传，这些被正统史家诬为“罪己不容于诛”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司马迁笔下却成为倾倒天下的大英雄，因而《史记》才被班固讥为”谤书”。

《刺客列传》更被吴见思称为《史记》全书中“第一种激烈文字”。

②他写荆轲，慷慨激烈，写得壮士心出，气盖一世，千秋而有凛然风骨。

在论赞中更是热烈歌赞这些誓死如归的刚烈刺客“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主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场面，出自不同心情，语速有时短促，有时从容，语气有时沉重，有时轻快，语调有时幽默，有时庄肃，感染力很强，正如明代学人茅坤所评: 今人读《游侠传》
即欲轻生; 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 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 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 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

③总之，《史记》因其复调叙事构成了丰富的多声部咏叹，又以独具风神的论赞小品为缀，构成了多重咏叹，铸就其坚实的实录原则。

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巴赫金提出了著名的对话理论，并将此归结为优秀叙事作品的特质。

司马迁在叙事中以开放的心态，直面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穿插各种评判的声音，其传文和论赞，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对话。

《史记》存在的多声部，表明司马迁之善叙事理，《史记》一书在其文直其事核的同时，也取得了极高的文学成就。

理性和仅凭理性的创作，无法企及这样的艺术臻境，唯有论赞与传文的相辅相成，叙事、议论、抒情的珠璧辉映，也唯有崇高理性和炽热诗情兼具才可想见。

清人赵翼有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④而《史记》论赞同样以它博大精深的内容、激越的感情、叙论结合的诗化叙事成为后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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