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时期的赋税与徭役

先秦的时期的赋税与徭役赋税，是国家这个庞然大物的基本形式之一，一国之财力与其息息相关。

赋税过
高，则人民不堪忍受奋起抵抗，政权便有颠覆的危险；赋税过低，则国家财政缩
水，众多事项无法施行。

所以对赋税的调控，是国家能够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

自
秦汉后，各朝赋税多有明确记载，唯独先秦时期记载赋税相关的事宜零零碎碎，我
们总结以往，从粮食税与军赋徭役两章来谈谈这个时期的特点。

先秦时期的田赋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
按孟子所言，先秦时期的税法主要有三种：贡、助和彻。

五十、七十、百亩当指田地的数量。

夏朝所行的“贡”，孟子引龙子的话对其作出了解释：“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

这句话的意思是比较以往几年的收成，然后取其中而收税。

这种税法是有很大缺陷的，当凶年时粮食稀少，人民却要缴纳繁重的赋税，有些人甚至只能向别人借贷来还粮税；丰收时粮食泛滥，百姓却只缴纳少量粮食，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国家多征收一点也不算苛税。

有鉴于此，龙子评价贡法道：“治地莫不善于贡。

”他把贡法比作了最差的税法。

有些学者对贡法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夏朝之所以实施贡法，是因为此时还未形成“国家”这个概念。

缴纳赋税更像是纳贡一样的形式，夏朝的统治者对其他部族未当做真正的国人，而是将其当做被征服的奴隶，所以每年责令其缴纳一定贡品，其余的一概不管，故这种税法被命名曰“贡”。

再来看看商周时期的助、彻之法。

在龙子的心里，商朝的助法是最好的一种税法，他说：“（治地）莫不善于贡。

”。

助法相比于彻法，在孟子的嘴里貌似只有百分比的区别，他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彻法的赋税是十中抽一，这有很多记载，无需质疑。

但孟子的这句话说出了助法的抽取份额，也就是九分之一。

从这一点看，两者的区别貌似只是份额的问题。

但如果真是这样，龙子怎么会大力推荐“助法”而对“彻法”视若无睹呢？而且助法的税额占的总比还高于彻法，所以两者必有很大的差别。

差别在哪儿？欲了解其中根源，我们需要对商、周两朝实施的井田制有所了解。

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

——《汉书·食货志》
汉书告诉我们，井田的一个单位有一里的面积。

一里等于九夫，先秦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

所以每个井田占地面积为九百亩。

在这九百亩的地方上，有八户人家共同经营。

井田分公田、私田，都是一百亩的面积。

当然有时候会减少公田的面积来建造庐舍房屋。

从面积上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商朝的助法，或许是私田所有的产量归私家所有，公田则全为公家所有。

这样一来就是九中抽一，正好附和。

而周朝的彻法，则是每亩田都抽取十分之一，私田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有些学者认为周朝之井田，乃是九夫共事而无公田，他们以此来解释彻法。

这种说法即便是存在也不会实施全国。

我们从《诗经·小雅·大田》中便可以证明：“有渰萋萋，兴雨祈祈。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这首诗的作者明显的区分了公田和私田，此足以证明周朝之彻法还是存在公田的。

对于彻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引用战国时李悝的话便可以证明：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
百三十五石。

——《汉书·食货志》
李悝说，一亩地收成一石半的粮食，打成粟是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税十五石，还剩下一百三十五石。

由此可见，周朝所行的赋税是从农民的所有收入里面扣除的，并非是只取公家之田。

了解了助法与彻法的分别，但我们对于龙子为什么极力推荐助法似乎还不甚明了。

一个是全部抽取公家的田作为赋税，一个是从所有田地中抽取份额，为什么龙子会觉得前者好？这是因为周朝实施彻法下的公田，抽取赋税后，其余的粮食并不是百姓所有。

祭祀画像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三节》记载,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

孟子曾解释助法说：“助者，籍也”。

这个籍就是公田的意思。

彻法的公田，在缴纳赋税后，其粮食将用于祭祖、救济等等，并非个体农民可以支配的。

我们知道，井田制之所以瓦解，其原因之一乃是铁制农具的兴起。

铁制农具兴起后，生产力提高，个体拥有了独立的能力，不再像以往需要共同耕种以生产。

于是，从西周末年开始，公田出现了大量荒废的现象，所以西周末年时，周宣王不去行天子耕籍田一千亩之礼，此亦从侧面证实。

西周的彻法，表面上所收的赋税份额减少，但农民的实际收入其实并没有增加，故龙子才会推荐助法。

先秦时期的军赋与徭役
古代的统治者为了尽可能的压榨剥削百姓，除了赋税之外，人民还要负担沉重的军赋与徭役。

军赋是指供国家军队使用的马匹、车辇等等之类。

“千乘之国”这个词原指大国，有人对这个词做出过解释：
有千乘之国，十井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

——何休
百里见方的大国里，有一万个井田，每十井出一乘，便是所谓的千乘之国了。

此即先秦时期军赋的遗迹之一。

但何休之言的真假与否，我们尚不得而知。

除了军赋，徭役也是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

政府会征集百姓们充当苦力、兵员等等。

《周礼》有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要知道先秦时期的土地，并非私有。

像耕地、筑造房屋等用地事项，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而是由国家分配土地后再实行的。

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上地，家七人”的意思就是：一家之中有七人的，会被分配到上等的土地。

按此意，六人之家会被分到中等土地；五人之家则会被分到下等土地。

七口之家可任者三人，意为能够担任兵役、徭役的有三个人。

我们假设除开爷爷奶奶与父亲母亲四人，那么剩下的三人就都该是年轻力壮之辈。

在这三人里，并不是全部都要服役的：“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每家服兵役的人最多只能有一个，再除开服劳役的人，应该还会有一部
分“壮丁”留下来，这些国家眼中的漏网之鱼被称为“羡卒”，他们将用于田猎和追捕寇贼。

当然，上述所言的服兵役每家不超过一人的规定，只是在政局稳定时施行的。

像春秋战国这种历经改革、战乱的时代则不然，比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

结语：
先秦时期的田赋，主要是以井田制为主体延伸出的规则。

但这种规则在乱世之中，
随着改革之风兴起，井田制趋近瓦解赋税制度也慢慢发生改变，比如战国初期的李
悝便对经济政策做出了调整，但其具体的赋税制度如何，早已没有了相关记载。

而
军赋劳役在战国时期更是繁重不堪，早已违背了当初“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的规定。

参考文献：
《汉书·食货志》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三节》
《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
《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