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羌族源考辨

党项羌族源考辨
一、引言
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得与宋、辽、金并立，屹立于祖国西北历时长达三百余年。

然由于民族偏见、疏忽等原因，这样一个重要的王朝竟然没有一部正史，其他关于西夏的史料也是寥寥无几，夏人所撰国史佚失未能流传，关于西夏王朝仅在同时代的宋、辽、金、元史书中小篇幅的传记及时人的文集中有所呈现。

由于史料有限，第一手史料更是少见，关于西夏的很多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

特别是关于党项族源的研究，说法众多。

目前较有影响的主张有三：鲜卑王室后裔说、源自吐蕃说以及源自吐谷浑说。

但是，三说其实皆证据不足，难以定论。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重大的误区，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党项族源一元化作为讨论前提。

其实，这个前提是大有问题的。

本文拟从这个问题出发，就党项羌源流问题，再试作梳理和辨析，致力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党项之主流
探究党项的族源，首先必须从正史当中寻求其踪迹。

正史之中对于党项的最早记录出于《隋书》。

《隋书·党项传》有云：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

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

东接临洮（今甘肃南部）、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拒叶护（西突厥，今新疆），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

另外，《通典》也记载：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

魏晋以降，西羌微弱。

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

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

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

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
当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

《新唐书·党项传》的说法与之相同。

综合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关于党项事迹的记载，首见于隋唐，虽然《隋书·党项传》说“魏、周之际，数来扰边”，但《魏书》《周书》皆不载党项事。

党项的活动被记入历史，也只是在南北朝末期才开始。

而且史书记载较为简略，特别是并并未明确记载族源。

笔者认为：党项一名，并非自称，而是汉族王朝所赋予的，其自称为“弥人”。

所以，吐蕃称其治下的党项人为弥药，突厥与蒙古则称其为唐古、唐古特、唐兀、唐兀惕。

有学者认为党项是宕昌的误译，再就是根据宕昌亡后党项始强的记载，将宕昌、党项理解本为同族同种。

但这是绝不可能的，《北史》《隋书》及两《唐书》中均提到了宕昌与党项并立，可见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不过，两者的活动地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确比较接近。

再者，两者皆自称为猕猴种。

可见双方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密切的。

史书中记载党项乃三苗之后。

所谓三苗，《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可见在古人的认识当中，三苗的先祖，实为炎帝之后姜姓支脉，即后世之西戎、西羌。

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又被史记所采用，所以影响力很大。

《说文解字》释羌即曰“西戎牧羊人也”。

从史料中看，党项从活动地域到源头，全部指向了西羌，表明其为羌人之后。

党项拓跋氏早期首领拓跋守寂墓志即有云：
公讳寂，字守寂。

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

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

国连要服，气蕴金行，俗尚酋豪，力恃刚悍，载炳前史，详于有随，名王弥府君，泊附授大将军宁府君矣。

当时的党项拓跋氏只是一小股投唐的部落力量，拓跋守寂为最早明确见于史料记载归唐的拓跋赤辞之孙。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自己先祖历史应该记忆较为清楚，不存在攀附祖先，提高门楣的必要，既然为党项大首领所作的墓志，自认为是西羌之后，这个认识应该是较为准确的。

党项的风俗习惯也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的西羌风俗极为相似。

后人也常称党项为党项羌，大方向上可以认为党项是出自西羌的。

但西羌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很可能是殷人对他们的统称。

古代羌人不自称为羌，而是都各以本部族为号。

西羌分为大小百十部，更像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概念。

汤开建先生在《党项源流新证》中根据唐宋史家经常将羌与党项并立，从而认为党项与羌是两种部族。

这一说法，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笔者认为：党项自归唐后，汉化程度很高，拓跋氏一族更是被赐以了皇族姓氏——李。

相较于与中原王朝疏远的西羌诸部，唐宋史家将其分而论之，无疑是合理的。

追溯党项的族源，还要更加仔细地辨析。

三、鲜卑后裔说
关于党项族源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出自鲜卑。

这种说法，渊源自元昊。

元昊称帝之时，上书于宋朝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
次年遣贺九言赍嫚书，又说：“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

”这里明确提出是为称帝图皇做准备。

西夏末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撰《夏国谱》中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汤开建先生的《党项
源流新证》对这种说法颇为肯定，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不过是元昊为了称帝攀附祖先提高地位的附会造势之举。

元昊此人乃一代枭雄，擅于手段权谋，不满足于称王，一心要称帝，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统治制度，以“青天子”（兀卒，一说吾祖）自号，建立礼乐制度，广营殿宇。

且不满于拓跋姓氏太过普通，遂自改其姓为嵬名氏，更名为曩宵。

这样一个人，为了称帝借用北魏拓跋氏的名号，显然是十分正常之举。

为了称帝合法化，这种做法在古代社会非常常见，如李唐王朝假托是李耳之后，杨坚自称为弘农杨氏之后。

况且此前党项部落并无此说法，如上文引用的拓跋守寂墓志铭中，就自称是三苗姜姓之后。

在族源问题上，党项早期部落首领的墓志，自然比党项野心勃勃的帝王自号要可信得多。

清代学者冯浩在《玉溪生诗详注》中提到：
《后汉书·班超传》注，西域有白山，通岁有雪，亦名雪山。

”详检史、志诸书，雪山绵亘辽远，以界华戎，而自蜀徼言之，切近松、茂、维、保诸州。

唐初招抚党项羌而羁縻之。

其后皆陷于吐蕃。

《通典》曰：“吐蕃国山有积雪。

”党项羌，汉西羌之别种，东界至松州，又有居雪山下，号雪山党项者，亦为吐蕃所破而臣属之。

可见，党项与吐蕃同是活动在青藏高原雪山附近的民族。

认为党项是源自鲜卑的学者，大多以为党项是由鲜卑逐渐内迁而定居我国西北。

然而现有材料大都是说明党项源于西域的雪山，而非鲜卑的兴起地东北。

唐及以前的说法时代较早，受政治立场等因素影响较小，故应当较为真实可信。

另外，一份最具权威性的西夏文文献《夏圣根赞歌》(又作《颂祖先诗》)对党项人的发祥地有如下记载:
黑头石城漠水边，
赤面父塚白河上，
高弥药国在彼方。

“高弥药国”为党项人对西夏国的自称。

最后一句“高弥药国在彼方”，“彼方”应该是指以上两句诗所描述的地方。

汤开建先生认为：第一句是描述党项的源地，第二句是描述吐蕃的发源地；“石城”是指在我国东北发现的鲜卑人石室。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十分牵强。

因为，这是一首党项歌颂祖先的诗，怎么会无端颂讲吐蕃的源流？按照汤先生的说法，反倒像是证明党项、吐蕃同源的证据，不免于自我矛盾。

况且，当时吐蕃势力日盛，党项长期处于其统治臣属下，许多党项部落是因为受不了吐蕃奴隶主的压榨才内迁的，不应该在溯祖的诗歌中出现吐蕃的身影。

且“赤面”不一定是指代吐蕃。

俄国学者克平在《西夏文献中的“黑头”与“赤面”》一文中提到：
“黑头”和“赤面”这两个词不仅经常出现在西夏诗歌里，也常常出现于其他西夏文文献之中。

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词被俄国知名学者聂历山挑选出来，并被界定为西夏人的自称。

”
在笔者看来，前两句应该都是对党项发源地的追述。

“黑头”和“赤面”二词是对应的。

“黑头”目前尚且难以准确理解，但“赤面”一词，则多见于汉藏文献，是以吐蕃为代表的生活于青藏高原民族的一种风俗习惯。

新《唐书·吐蕃传》中称吐蕃喜欢赤面，后世一种解释为是青藏高原的人种特质，另一说是喜欢用赭红色涂面。

不管哪一种解释更加合理，“赤面”在这首诗歌里都应该是指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部落，不一定单指吐蕃，因为这种习俗并非吐蕃独有，而是青藏高原少数民族的特征。

“父”则是党项对部落首领的尊称。

“赤面父”应该就是有着赭红涂面习俗的部落首领的意思。

可见，这个部落应该是在青藏高原附近。

同理，“黑头石城”应该也在那里。

汤开建先生认为石城是指今考古发现在东北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的鲜卑石室，这种说法明显证据不足，因为不止鲜卑有建石室的习俗，藏族也有这样的习俗。

比如现存的玉树新寨嘉那玛尼石城，由藏传佛教萨迦派、结古寺第一世嘉那多德桑秋帕旺活佛公元1715年建造，也称为“加纳玛
尼堆”。

还有松格玛尼石城等，藏人认为石头是通灵的，用意祭神与亡灵。

玛尼堆在藏传佛教中很常见，党项也是举国信奉藏传佛教的，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对祖先的追述和归属感。

可见党项并非从我国东北内迁而来，而是长期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附近的，这样和史料记载较为吻合。

也有一些唐宋的史家，坚持认为党项拓跋部为元魏后裔。

譬如唐朝林宝的《元和姓纂》卷十“拓跋”条记载：
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

……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

宋人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正》一书承袭林宝的观点：
太和二十年正月丁卯，诏改姓元氏，自是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

唐时党项以姓别为部，而拓跋氏最强，有拓跋赤辞与从子思头，其下拓跋细豆，皆降擢西戎州都督。

还有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认为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一源，称西夏拓跋氏，出自“北番”。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书为同一体系，《古今姓氏书辨正》和《通志·氏族略》都参阅了《元和姓纂》，以此为基础进行考辩修订。

《元和姓纂》成书于唐肃宗元和七年（812），而拓跋守寂墓志铭却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整整早了75年，且为党项人为大头领所作墓志，可信度应当高于没有充分证据的《元和姓纂》。

另有《辽史·西夏外纪》云：“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

”此亦不足为信，西夏乃辽的属国，辽自然要认可西夏的合法地位，认同李元昊所说。

不能因此否认年代更早更加成熟的《汉书》《通典》《唐书》。

党项首领之一李仁福墓志铭志盖上有楷书三行“故陇西李公墓志之铭”。

李姓乃李唐王朝所赐，便将
籍贯也记为李渊起源的陇西。

另有《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铭》中称其为“元魏灵苗，孝文盛祖”。

破丑氏是党项一支，《旧唐书·党项传》明确记载“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

元魏本姓拓跋氏，党项拓跋自称其后，破丑氏亦自称其后，证据匮乏，可见当时攀附门第、先祖之风尚且盛行，并非自元昊始。

有学者认为：党项与鲜卑的习俗譬如发饰服饰颇有相似之处，可以以此来说明二者本同源。

其实，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习性皆有相似之处，党项自认为分化自鲜卑，自然在习俗上要向其先祖靠近。

史金波先生在《西夏境内民族考》一文中认为：“鲜卑系民族有秃（髡）发习俗”，然而“……元昊本人‘先自秃发’，可见拓跋氏原来并无秃发之俗。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与清朝统治者要求汉人秃发不同。

但是二者葬俗有很大不同，《宋书》记载拓跋鲜卑的葬俗说:“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

”可见鲜卑族是实行土葬的。

《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死则焚尸，名曰火葬”，《太平御览》“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后汉书》“羌人死则烧其尸”。

吴天墀先生认为：“党项羌人的火葬风习，可能源远流长，其后佛教盛行，僧侣死后火化的传统，也对党项社会发生影响。

”（《西夏史稿》）这又把党项人向羌人拉近了一步，党项与羌的关系远比和鲜卑要密切得多。

四、与吐蕃、吐谷浑关系谈
根据前文材料，我们认为党项源自西羌，本生活在我国青藏地区，在党项源自西羌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它分化自吐蕃，也有的学者认为其分化自吐谷浑。

《新唐书·吐蕃传》称：
吐蕃本西羌属，盖有百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

居析支水西。

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
稍并诸羌，据其地。

吐蕃是我国青藏高原上的部落与南迁的羌族融合而形成的古老民族，与羌有着紧密联系，并且据地与党项大部分重合。

清沈炳震《唐书合钞》有记载称：
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

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

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弥药”。

又有黑党项在于赤水之西，李靖之击吐谷浑也，浑主伏允奔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

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党项是居于吐蕃统治奴役之下的，《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称“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

可见，拓跋赤辞是为了反抗吐蕃压迫统治而内迁投奔唐朝的。

党项旧地被吐蕃侵占，治下的党项旧部皆为役属。

吐蕃对其进行经济剥削，军事压榨，迫使党项内迁。

若说二者原为同族，吐蕃不至如此奴役党项，以至于党项投唐对抗吐蕃。

又有《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

”苏轼的《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提到“西羌本与夏人世仇”，此处西羌指吐蕃，可见二者关系不睦，不应该是同源同种。

党项尚白，自称白上国，吐蕃亦尚白，当看作藏传佛教信仰所至，西南夷亦有尚白风俗，不应该看作二者同种的证据。

西夏文《颂师典》第一段中称:
蕃汉弥人同母亲，
地域相隔语始异，
蕃地高高遥西隅，
边陲蕃区有蕃字。

这里的“蕃”明言指吐蕃，“弥人”指党项人自己。

党项不可能与汉人同母亲，这应当只是一首普通的颂歌，这么说只是对二者关系和睦的赞美之词，部分学者试图由此证明吐蕃与党项关系的做法不可取。

上文提到的种种材料，均指向党项与吐蕃关系密切，二者联系的节点应是同为古羌人之后，活动区域重叠，民族融合程度较高。

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具体论断为党项源自吐蕃，二者有同族同属关系。

虽无证据直接说明党项与吐蕃的族源关系，但二者联系密切毋庸置疑。

吐蕃对党项居地的占领和统治使吐蕃吸收了新民族成分，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发展。

河湟吐蕃分裂为三时，部众多逃亡西夏，西夏境内亦有大量吐蕃人。

对待二者关系要辨正看待，不能一味否认其中联系，也不能断章取义认为党项分化自吐蕃。

吐谷浑原是鲜卑族一支。

《晋书·吐谷浑传》对其起源有着清楚的记载：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

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

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

”于是遂行。

廆悔之……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

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氏，率族人东迁，至陇西之地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并以此为根据地。

后逐渐壮大，以青海河湟为主要活动地域。

为吐蕃所吞并后，吐谷浑居于西夏与吐蕃统治之下。

《元史·袁裕传》中提到，袁裕时任西夏中兴等路安抚副使，言其地“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宜验已有从良书者，则为良民”。

隋炀帝大举征讨吐谷浑时，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徙数千骑客于党项”。

又有《旧唐书·党项传》记载：“有羌酋拓拔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暱，与之结婚。

”可见党项与吐谷浑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唐朝进攻吐谷浑时，拓跋赤辞还曾帮助吐谷浑主慕容伏允作战，进行顽强抵
抗。

吐谷浑与党项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政治层面的，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二者族源之间有所联系。

且史书中谈及二者皆为并称，明确区分为二族。

史籍明确记载吐谷浑分化自鲜卑，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党项不应该是分化自鲜卑的，否则至少应该像吐谷浑，有一些文献或者民歌记载其祖先源流和对于故土的怀念。

所以，党项应该也不是分化自吐谷浑的。

且史籍仅明确记载二者政治合作关系，不应该存在族属关系。

五、结论
黄烈先生在《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一文中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民族整体常随着政权的灭亡而分化瓦解。

我们认为党项羌不单纯是分化自鲜卑或者吐蕃、吐谷浑某一支，西北少数民族族情况复杂多变，民族融合很是常见。

白兰羌、宕昌、邓至、春桑等与党项风俗皆有类似。

党项应该是聚集了众多少数民族而后成的多民族群体。

刘建丽先生在《宋代西北民族文献与研究》中提到：
唐朝中期，西域曾被吐蕃控制，沙陀依附回鹘。

唐贞元六年（790），吐蕃陷北庭，沙陀部不能忍受回鹘的奴役，归附吐蕃……唐元和（806-820）初，吐蕃统治者怀疑沙陀尽忠暗中与回鹘相勾结，于是准备将沙陀部徙往河外（今青海黄河以北之地）。

沙陀首领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归于唐，于是率众三万东迁，沿弱水北行，欲摆脱吐蕃的统治，但被吐蕃围追堵截，沿途大部离散逃亡，只有小部分继续东行，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得到唐兵接应，灵盐节度使范希朝率兵迎于塞上，将沙陀安置在盐州（今陕西定边）……在吐蕃统治下及以后东迁途中，有部分沙陀人留居河西地区。

党项兴起之后，留居河西的沙陀人便居于党项统治之下了，仅沙陀部落就历经三个民族统治。

刻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录了西夏沙洲守将昔里钤部家族，
自西夏灭亡至元朝末的134年间，历6代13人的职官世袭及其活动。

对于昔里钤部的族属问题，碑文与《元史》均认为他们是“唐兀氏”即党项族人。

但是昔里钤部却一直自称是沙陀后裔。

西夏占有河西地区后，留居在肃州地区的沙陀人处于西夏政权的统治长达190年，经过近两个世纪与党项人的错居杂处，河西地区的沙陀人逐渐与党项人融合为“唐兀人”，可见，西北少数民族流变融合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以至于昔里钤部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党项部还是沙陀部了。

这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的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西夏民族构成中有沙陀族的民族成分。

史书皆记载宕昌、邓至亡后党项始强。

二族与党项活动地域基本相同，风俗习惯类似，灭亡后遗民很可能融入党项部族之中，此后皆不再提宕昌、邓至，可见民族界限并不是那么鲜明，民族融合进程很快。

譬如西夏王朝灭亡后，遗民散入元朝各地，多地都有史料记载有党项遗民居住，被称为唐兀人，属于色目人。

然而经历元后便再无人自称党项，已经融入华夏各民族当中。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习俗多相近，多有趋附之势，一族强盛便皆自称为本族。

匈奴史专家林干说：
公元前1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

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此后，已很难分出哪些是鲜卑，哪些是匈奴，哪些是鲜卑统一北方时吸附的小部族。

这说明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于政权、军事力量和地域联系的认同感是十分强烈的，甚至成为其形成民族的一大标准。

苏乾英在《<旧五代史·党项传>族性蕃名考》一文中对《旧五代史·党项传》当中的一段文字进行了研究：
明宗遣灵武康福、邠州药彦稠等出兵讨之。

福等击退阿埋、韦悉、
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杀数千人，获其牛羊钜万计。

及其所劫外国宝玉等，悉以赐军士，由是党项之患稍息。

这段话记载了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对西北党项部落的一次大规模战争，苏先生考证后得出结论，文献中提到被击退的部族族姓分别为：阿埋，蕃名；韦悉氏，羌族姓；褒氏，高车族姓；强氏，氐族姓；埋厮骨尾，蕃姓；连氏，鲜卑族姓；李氏，唐王朝赐党项王族拓跋氏的姓；悉那，蕃名；埋摩，蕃名；乞氏，羌族姓；嵬氏，羌族姓。

在这次普通的战争中，西夏方面的兵力构成十分复杂，党项部族仅有一支，而余下皆是羌、蕃乃至鲜卑的部族。

西夏王朝复杂的民族构成情况可见一斑。

自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一次大洗牌，民族之间兼并、迁徙、融合情况相当复杂，从这段历史记述的考证看来，党项是以羌族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多种族的游牧民族，内部民族众多，组成繁杂。

《辞海》对于“民族”的释义为：“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为共同文化特点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西夏治下的羌、蕃等族，虽然不是同源，但对于西夏王朝有着极强的归属感。

反而党项折倔氏，也就是佘太君的家族，后来成为阻挡金朝和西夏的主力。

虽为同族，但由于地缘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历史发展等原因，没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

学界普遍认为，西夏王朝是一个以党项为主体，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并且试图从鲜卑、吐蕃、吐谷浑等方面追溯其主体党项的族源，从而默认了党项起源一源说。

1988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演讲陈述了一个观点，中华民族是一个几千年来由各个孤立的民族单位，不断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而成的多元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极具启发性，党项作为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