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科学地认识汉字

重新科学地认识汉字
第一篇：重新科学地认识汉字
重新科学地认识汉字
摘要
具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汉字，在近100年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蒙受了巨大的冤屈，甚至有人过激地指责“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近期央视播出的《中国成语大全》掀起了一股追捧传统文化的热潮，让观众激起对祖国成语文化的敬畏和热爱，但节目总导演却看到社会中汉语化，尤其是成语文化被漠视的现状，则由此反思认为，我们祖国的成语一直被人们忽视，现代人“对不起”成语。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说：中文乃一切中国人心灵之所托，只要中文长在，必然汉魂不朽。

汉语是我们的根，对待我们的母语，我们需要一种严谨、尊重的态度。

今天，许多学者、专家及广大的语文工作者重新审视汉字，反思汉字的改革历程，摆脱西方语音中心论的桎梏，得出了汉字是最具科学性的文字，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的崭新结论。

一、继续存在的“否字论”。

但是，否定汉字的论调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不少人在继续谈论“汉字落后”的理论。

在大学的教科书中，几十年一贯制地宣讲“汉字落后论”。

从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的一些语言学理论著作，不断批评汉字，有的说“拼字文字要比非拼音文字优越很多。

特别是音位字母文字更好。

它的字母数目有限（一般只有二三十个），只要掌握了字母的拼音规则，一般来说，听到（或想到）一个词就可以写下来，看到一个字就可以念出来，因而学起来比较容易……用几十个符号来表音位实在是很科学、很方便的方法，所以
文字迟早总要发展为拼音文字”。

有的说“表音文字的优点首先在于它能够用少量的字母符号来拼写语言中所有的词，如英语和法语只用26个字母，俄语只用33个字母，日语假名只用51个，朝鲜字母只用40个……表音文字由于克服了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的缺点，所有它是最简便、最先进的文字体系”。

这些说法显然都受了“语音中心
论”的严重影响，片面地把西方文字发展三阶段概括为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以此来责难汉字。

在一些学术文章中，有些作者武断地说：…现代汉字不能准确地记录现代汉语，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革”。

在个别老师的笔下，认为“汉字数量多，字形难写，再加上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等，儿童难以掌握”。

“中国的汉字难认、难读、难写”。

甚至把民族文化的落后归罪于汉字，“中华民族文化落后……原因之一就是汉字的繁难，影响了教育普及，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

应该如何认识汉字？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汉字研究，既要实现汉字信息的现代化，又把传统汉字的优势发扬光大，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大事。

二、汉字的“量”。

批评汉字的人动辄指责汉字字数繁多、笔画繁杂、难认难写，说拼音文字如何如何地容易，简单到只要掌握20多个字母，就可以记录语言。

这种比较往往能一时一地地蒙蔽一些人，好像有些道理。

其实这种简单的比较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即概念不清，层次错位。

论者往往简单地把拼音文字的字母系统与汉字的“字”进行对应
比较，这是不妥当的。

以汉字与英文相比较，汉字是语素文字，英文是音素文字；语素文字记录语言中的语素，音素文字记录语言中的音素，汉字的语素是字，英文的音素是字母，从而简单地得出“汉字字数繁多，英文只有26个字母”的错误结论。

这种比较，存在着严重的层次错位问题，在“字”的下面，还有一个比“字”低的单位。

组成汉字语文字的最小单位是“笔画”，组成英文字的最小单位是“字母”。

“字”是汉语文字的最高构形单位，“字母”是英语文字的最低构形单位，而在意义和声音结合的最小单位上，汉语文字是“字”，英语文字是“单词”。

汉字的“笔画”、“偏旁部首”、“字”是汉字的三个不同层次的基本单位。

“词”是从西方借来的，不是汉语本身固有的特点。

赵元任先生认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字‟是中心主题”。

吕叔湘先生说：“…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

”徐通锵
先生也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

”拼音文字中的基本单位是什么？经过笔者的考察分析，与汉语汉字相对应的单位应该是“字母”、“词根”、“单词”。

以英文为例，英文没有“字”的概念，只有“词”，一般只叫“单词”，其实英文的“词”就是汉字的“字”。

既然这样，“笔画”与“字母”相对应，“偏旁部首”（有的研究者又称之为字根、字旁、字素或部件）与“词根”相对应，“字”与“单词”相对应，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这样，两种不同构造类型的文字也才具有了可比性。

汉字的基本笔画为6种左右，在基本笔画的基础上变化出来
30多种，这已经包括书写所有汉字要用到的笔画了。

汉字的偏旁部首类似于英语的词根。

英语的词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可以单位独使用的，叫自由词根；另一类是不能单独使用的，必须通过组合才能构成词，叫做粘着词根。

汉字的偏旁部首也恰恰具备了这样的特点。

《说文解字》最早归并偏旁为540个部首，《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词源》、《词海》均为214部，《新华字典》为189部，《现代汉语词典》为188部，这是把相同、相近偏旁进行了合并。

而有些学者在偏旁部首的基础研究汉字的部件，得来一个结果，基本部件400个左右，部件总量在700多个。

在英语中，10000左右的常用词中，可以分析出600个左右的基础单词，也即是能单独使用的自由词根。

汉字识字量在基础阶段为2500个至3000个左右，《新华字典》收字11100个左右，《现代汉语词典》包括单字、词才50000多条。

那么，对于英语的识字量是多少呢？许国璋教授认为：“2000个词学到手，就可以取得一个初步基础，就可以具有两种能力：第一，会说日常生活用语；第二，能阅读简单的故事……再学，掌握到5000个词就可以做简单的外语工作。

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还要借助字黄。

在5000个词的基础上，再继续学习，掌握8000个词，这时候做外语工作，就基本上不用借助字典。

就是说，可以完全凭自己的力量读懂一份材料，或者在一定场合下有信心进行口头交际。

”许先生是知名的英语教学专家，这个估计大概是不会差的。

相比之学习汉语，并未显出英语的容易。

另外，英语的词汇量，类似于《新华字典》水平，属
于入门阶段的《简明英汉词典》收词26000余条，中级水平的《新英汉
词典》收词80000多条。

人们学习汉字的过程，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学习书写符号识字的过程，但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汉语尤其是汉语书面语词的过程，因此，学汉字与学汉语是合而为一的。

英语就不同，学习了26个字母后并不能说就是掌握了英语文字，还必须掌握大量的英语词汇和语法构形规则。

这样比较，“汉字字数繁多、笔画繁杂、难认难写”的理论就不能成立了。

三、“集成电路”
汉字是平面式结构，方块型，重心平稳，中心对称。

字形直接表意，符号简约、明确快捷，储存的信息量大。

一个汉字，从书写笔顺上看，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外到内，先里边后封口中；从偏旁结构上看，左右组合，内外组合。

这样，汉字的拼形组合如同一个集成电路，在明确简约的广块型写意性结构中凝聚了丰富的汉语信息，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的历史形态。

与拼音文字比较，以英文为例，英文是线性式结构，每个单词的书写顺序均是从左到右，一字儿排开。

汉语文字是平面式结构，形似积木，具有二维性；拼音文字是线性式结构，形似列车，只有一维性。

在传达相同的信息量时，汉语文字所占的篇幅要远远少于英文。

联合国文件的不同语言文本，以汉语文本最薄。

安子介先生曾把香港《明报》1991年1月27日的一篇中文社论，与隔一天由《明报》自己用无懈可击的英文刊出的这篇社论相比，结果中文与英语篇幅之比为1：1.78。

王懋江先生经过科学的比较研究，得出“汉字的表示能力最强，日
语文字的表示能力次之，英语表示能力又次之”。

所以，汉字具有适应汉语简短明确的优点，是世界上最节简、精当的文字。

汉字平面性结构特点还体现在笔画、偏旁（部件）的在有规则排列上。

从笔画说汉字只须五六种基本笔画和三十多种派生笔画，按照相交、相接、相离三种基本结构类型组合成了五六万个汉字，从偏旁、
部件说，五百多个基本部件按照左右、上下、内外三种基本结构类型组合成了五六万个汉字。

汉字符号性强，整体感强。

构形的系统性为汉字的分析分解提供了可能。

河北的“部件识字法”和四川的“字族文识字法”等就是充分地运用了汉字构形的系统性特点。

这些教改实验以汉字平面构形为突破口，大大缩短了汉字的教学时间，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四、汉字的有理性
汉字在它的初期，体现了先民的高智慧和高艺术。

汉字在它构形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有理性。

大多数人都承认，隶变以前的古文字是存在构形理据的。

最早的每个汉字都同某一个概念联系着，字形表示了字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就曾解释“止戈为武”。

后人对汉字的理性进行研究和概括，总结成“六书”。

许慎《说文解字》在秦统一文字的基础上，对小篆进行整理，用“六书”作为分析汉字的条例，又把9353个正篆分别归入540部首下，实现了汉字字形与汉字理据从个体到系统的统一。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有字理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

”“山、水、田、石”的象实物之形的特点，“上、下、本、末”的实物基础上加像征性符号的特点，“明、众、采、牧”的会意合成，“河、斧、闻、篱”的形旁见义、声旁示音，这些都充分说明汉字的有理性。

古汉字的理据是从基础构形要素开始，为每个字符独立具有，可以从具体的物象作为起点来解释。

经过小篆的规整，到了隶、楷阶段，汉字的构形理据发生了变化，象形性逐渐淡化直至消失。

但是现代汉字的构形元素，依靠组合和聚合，以群体作背景，却还能显示其构意。

这些失去象形意味的部件，虽然不再以物象提供识别的信息与解释的依据，而是直接以其具有的语言意义和声音来提供所从之字的理据，如“罒”已失去网形，但却具有网意，成为网的变体而为罟、羅、罾、罷、署……提供理据；“矢”已不像一支箭，但却具有箭的意义．因而可以给短、矩、矮、矫……提供理据。

袁晓园先生曾明确提出：“世界上惟有汉字有字理。

”
儿童识字，不论哪一种字，最重要的都是文字与意义之间的联系，
通过字形读懂字意，形意之桥畅通了，识字的目的就达到了。

汉字的形、意直接挂钩，每个字的意义都可以从字的形态揣摩出来。

而拼音文字，见形知音，意义不在字形上，还得通过记忆联想到约定俗成所给予的字义来，在形、音之后再求字义，在识读过程中增加了记忆、联想的思维过程，增大了学习负担。

以“鸟”字为例，英语的Bird与鸟的形象、意义毫无关联，Bird代表鸟的概念是约定俗成的结果，是强加的；汉字的鸟虽经多次变革，仍是“视而可识”，识文见义，汉字鸟传达了实物丰富的感性信息，如果代之以汉语拼音Niao，同样是贫乏、抽象、枯燥的。

在认识“Bird”或“Niao”的过程中，要想得到全部的概念，就完全靠记忆和联想，在Bird或Niao的字形中根本得不到半点启示。

汉字“鸟”则根本不需要
记忆，鸟字入眼，鸟义见心，形义联结紧密，形意桥梁畅通。

湖南的贾国均先生主持开展的“字理识字”教改实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可。

这一识字法的本质特点就是把识字过程变为分析、理解、记忆汉字形、义联系的过程，真正抓住了汉字的根本，变机械的学习为理解的学习，极其有利于培养儿童观察能力、理解能力、想像能力，能尽早地发展儿童思维。

五、“削足适履”与为足造履
在打字机时代，汉字在键入速度与清晰度上似乎落后于拼音文字,因此“汉字落后”、“汉字改革要走拼音化道路”等说法就非常盛行了。

当电脑刚刚出现的时候，汉字输入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瓶颈”，不仅仅是从事汉语文字研究的一批学者，我们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些惊惶了，真的以为汉字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障碍。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后，汉字成功地输入了电脑，而且现在汉字输入速度为每个字仅平均击键1.7次，大大优越于拼音文字。

英文是全息输入，一键一字符；汉字是编码输入，每个汉字一般是一至二次键就解决问题，以“社会主义”一词为例，汉字输入击键四次就可以打出，而英文Socialism要击键九次才能打出。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在担任“中文信息研究会”会长时曾说：“我们现在计算机输入汉字平均每分钟已达到200字，有的已经达到450字，比英文快得多……现在汉字输入
机器，全部解决。

汉字印刷、计算机也全部解决，而且很容易。

我们已经超过台湾，超过日本，快、容易学，系统完全搞出来了，阻碍现代化的问题不存在了。

”
殊不知，不管是打字机，还是最初的电脑文字录入，都是以拼音文字为前提和目标进行设计的，当然不适合于表意和拼形的汉字。

幸喜电脑的程序是灵活的、高智能的，通过以汉字为前提和目标的研究已经解决了汉字的电脑输入，虽然目前还是万“码”奔腾的局面，但是，只要继续努力，实现汉字输入的规范化、标准化应该是不难做到的。

现在却有人武断地认为“语言文字也是一种技术”，简单地计算汉字程序软件研制过程中的经济帐，说研制新的汉字软件和程序要投入多少多少资金等，以此为理由反复强调汉字拼音化的意义，这就如同你的鞋子与脚不合，却拿起刀来把脚削一削是一样的愚蠢。

我们不能再做削足适履的蠢事了。

不能总想让“汉字拼音化”去适应现代电脑的需要，而应该去进一步开发电脑，让电脑走进汉语汉字世界。

现在电脑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手写输入、扫描输入、语音输入等新技术。

是否可以这样设想，一旦手写输入等成为电脑输入的普遍手段，汉语汉字比拼音文字不是要节简得多吗？英国《新科技》杂志总编迈克·克鲁斯站在未来的高度，就曾预言“汉字将成为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

再说，保护中华文化载体——汉字，也和保护文物是一个道理。

文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谁也不能借口现代化而去毁灭不能再生的文物；而汉文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安子介先生提出“化石化”的观点，充分表明汉字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岂是研制几套汉字软件的投入可以比拟的。

语言文字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正像今天的猴子很难再进化
成为人一样，汉语文字也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融聚了历史传承与发展的丰富内容，不能简单地以“工具”、“技术”来言之，更不能片面地以“语音中心”来否定表意的汉语汉字。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
言情况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文化基础之时。

”我们要知道，尽管有人发明了更先进、更好用的“世界语”文字，但它没有了具体的人类文化底蕴，虽然推广几十年却仍是知者寥寥，使用范围就更有限。

重点词：汉语是我们的根。

对待我们的母语，我们需要一种严谨、珍视、尊重的态度。

我们要重新审视汉字，反思汉字的改革历程，摆脱西方语言中心论的桎梏，得出了汉字最最具科学性的文字，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的崭新结论。

参考文献：
1、《说文解字》，许慎，中华书局，1963。

2、《汉字学通论》，黄建中，胡培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汉字汉语基础》，王宁，科学出版社。

1996。

4、《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王均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5、《汉字的演变》，傅永和，《语文导报》1987.4.12。

6、《汉字的性质及其有关汉字形成的几点假说》，黄亚平，《汉字文化》2000.1。

7、《现代汉字的几何性质及其在汉字教学中的意义》，施正宇，《语言文字应用》1998.4。

8、《现代汉语通用字的笔画变化》，郑砚田，《语文建设》1996.3。

第二篇：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150多年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上有过许多评说。

概言之，它或者被尊崇者神化，或者被反对者丑化和魔化；或者被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或者被实用主义者任意涂抹。

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式的理解与修正主义式的歪曲，是当今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两大主要障碍。

在认识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所产生的混乱主要表现在：
本来是开放的、博采众家之长的、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封闭的、排他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学说；
本来是紧密联系实际的、最善于从实践中汲取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教条的和僵死的学说；
本来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作为行动指南的、正在发挥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巨大作用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过时的，束缚思想和行为、妨碍改革和革命的学说；
本来是依靠科学真理为自己开拓道路、在人类思想史上取得崇高地位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依仗国家机器变权力为真理而强加于人的学说，等等。

因此，科学地把握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搞清楚它的源好范文版权所有好范文版权所有与流、它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特征与精神实质、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从而在混乱迷惘、众说纷纭中达到清晰正确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它是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伟大成果，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思想、感情的科学体现，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宇宙观和彻底的社会革命论。

它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

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批判旧世界、开创新世界、争取彻底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高度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其中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而又三位一体、相互贯通，没有绝对的分界：正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基础上，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生动的哲理。

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
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担负伟大历史使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作理论论证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其他学科，使这些学科也得到新的发展，同时也就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

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民
族学、人类学、文艺学、军事学，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好范文版权所有决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在科学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不断扩展、深化、合乎逻辑的结果。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1]
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还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规律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

——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学说思潮，存在着本质区别。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面对工人阶级的，是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这个最先进的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晦涩难懂、远离群众的思辨哲学，不是高谈阔论、脱离现实的清谈哲学，不是空讲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书斋哲学，而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方法，是他们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2]
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至多只能指出最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情况，不可能直接地指明各具特色的、复杂的、具体的东西。

信仰、实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当前的确切事实，使之具体化、民族化。

由于国情不同、条件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也应各不相同：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在东方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

针对新的实际，分析活的
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实际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义。

马克思说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3] 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同“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正是它的巨大社会作用和无比威力之所在，也是其生命力永不枯竭的源泉。

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反对和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反
对和改变那些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阻碍改革开放、有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无限活力，根植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世界文明大道，而恰恰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和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在科学的变革与创新中开拓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尊重人类在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政治生活与艺术创造中所积累的一切成果，尊重先行者、同代人在试图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等问题时所作出的努力、所提出的见解。

他们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作为自己进一步探索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放到工人运动中去检验，将其中的思想养分、科学颗粒、真理内核统统提炼汲取，融会贯通，发扬光大。

他们相信人类文化的潜能与伟力，维护人类文化的一切精品，并使之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为人类服务，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服务。

他们把千难万险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在科学的崎岖小路上攀登，任何政治迫害、经济熬煎、思想围剿、生活动荡、贫病交加、子女夭折等带来的痛楚，都阻挡不了他们为追求真理而献身。

他们创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超越了以往的认识成果，达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