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查·施特劳斯说说公道话（下）

为理查·施特劳斯说说公道话（下）
年少时，施特劳斯用音乐描绘外在复杂情节来震撼世界。

随着年事渐高，这种欲望逐渐消减。

交响诗的创作时期结束之后，他开始了一段“羞嗒嗒”的华丽风格（Style galant）尝试，随之以不断高涨的激情来重返调性再生，从而再造的前古典家园。

施特劳斯生涯中最关键的作品，是那部色彩较少，在北美也鲜为人知的歌剧《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

这部作品既没有最光彩夺目的音乐，也不是最富有舞台效果的剧作，更不能算是施特劳斯最受欢迎的歌剧；但在这部歌剧的观念里，存在着一些今天被看作是这位成熟作曲家最有价值的特征——回归十九世纪（这种说法一定会引起争议，考虑到《阿里阿德涅》与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和勋伯格的《月光下的比埃罗》都写于1912年）。

《阿里阿德涅》最终确定了人们很久以来对施特劳斯的猜测和怀疑——即在其内心直觉上来说，施特劳斯一直是个智力高度发达的浪漫主义者，或者是新古典主义者。

自《阿里阿德涅》之后，施特劳斯的织体写作从整体上变得更为透明，而他丰满、稳定的和声风格也更加壮丽和坚固。

施特劳斯一直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莫扎特式人物，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自负：从《阿里阿德涅》到《沉默的女人》这些中晚期歌剧里，大众不断感受到一种优雅的透明性质——这是新古典主义最有效的表现。

施特劳斯对调性语言全面保护，使得调性音乐在这里不仅寻找到屁胡所，而且辨明了日后出发的方向。

这并不是说整个创作生涯中，施特劳斯没有出现过灵感枯竭的时刻。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人们那么关切他的艺术前途，并非空穴来风。

毋庸置疑，大战之前的十几年间，是施特劳斯生创作涯中出品最少的一个时期。

而且这期间所写的作品，尽管同往常一样保持着极高的技术水准，但在影响力上却不能与此前的成就相提并论。

施特劳斯直到死依然信誓旦旦地认为《没有影子的女人》是自己最伟大的歌剧。

他不断地要求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这部歌剧，使那些剧院经理们烦恼不已。

他甚至坚持，尽管身体状况使他无法支撑《玫
瑰骑士》的指挥全过程（它太长了）；却非常乐意去指挥《没有影子的女人》（其实篇幅更长）。

像《没有影子的女人》这样的中期歌剧自然也有令人称慕之处，但人们再也不能像从其早期作品及晚期作品中得到的那样，体会一种奇妙的、必然如此的音乐感觉——从第一个音到最后要一个音，整个结构浑然一体，所有别出心裁的技术偏离绝不是目的，而仅仅是简单和恰当的手段。

就这样，施特劳斯作为艺术家迎来了返老还童的确令人惊讶也发人深省。

晚年他写出了一系列流畅、温暖、感人和超凡入圣的作品。

这里人们所目睹的，是创造天才最令人惊异的活力再生现象。

在贝多芬的最后作品与这些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行。

创作这些作品之前，两位作曲家均处于一段创作荒芜的低潮阶段：贝多芬奋力从中挣脱，不仅重新找回了青春时代的坚定脚步，而且还找到了表达自己晚年刻意为之的成熟境界手段；施特劳斯的晚期作品则提供了同样的机会，让人们能够观察和沉思某种哲学境界和一众与其不可分割的技术成就之间的相互匹配。

施特劳斯青年时代通过艺术技巧颂扬人类征服世界秩序，宣扬无畏直面现实的存在主义（即《英雄的生涯》中的主角）；而在几乎所有的晚期作品中都升华了，更准确地说——都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需刻意证明自己、不需夸耀自己强劲活力的纯熟技术掌握。

只不过这种技术掌握与崇高的大观隐忍人生态度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人生高度智慧的最终成就。

的确，除了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或许再也没有什么音乐能像《变形》和《随想曲》那样如此完美地表达出哲人般的终极平静荣光。

这两部作品都是作曲家七十五岁以后写出的作品。

在这些晚期作品中，施特劳斯原有的巨大和声想象力依然如故。

但在早年岁月，这种想象力在简单节拍的控制下，显得积极、肯定、充满信心，令人信服；而现在它时而迟疑，时而曲折，或者有意打破对称，因此表现出一个饱经风霜却依旧坚守信仰、一个曾经怀疑而后承认真理，但也知道其多面性的老年智者的生动感怀。

当然，这种与贝多芬的比较是否合适，有待商榷。

毕竟贝多芬在
最后的四重奏中实现了跨越整个浪漫主义时代，直接与勋伯格这代作曲家紧张严格的复杂动机思维发生了联系。

但至少从当前的视角看，施特劳斯在晚年所做的事不是在暗示将来音乐风格转向；他只是完成了一个创造者的自我修炼。

如果这个观点有根有据的话，对于未来，他从没有做出过任何承诺。

显然，施特劳斯与我们所知道的二十世纪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他并不属于二十世纪那个时代——犹如巴赫不属于理性时代；杰苏阿尔多不属于文艺复兴盛世时期一样。

不论我们采取何种美学标尺和哲学标准，施特劳斯都不是一个与二十世纪的人。

很难相信《没有影子的女人》是物价飞涨、爵士乐风行的二十世纪产物；歌剧《随想曲》这种用深秋气息浓重，风趣、平和、安详和文雅，似乎在与世界告别的作品，居然诞生于1941年战火最激烈的时刻。

理查·施特劳斯给我们最大教益是：艺术超越了一切的教条，不论是风格、趣味的教条，还是语言的教条，并对编年史学家琐碎干枯的数据考据进行嘲弄。

他的作品给予我们不可多得的例证，即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时代述说。

这是一种对个人主义最后的辩护——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同时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