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的“诗史”研究

吉川幸次郎的“诗史”研究
孟伟
【摘要】吉川幸次郎称杜甫诗歌是“诗史”,从《杜甫札记》的“以时代背景说解杜诗”转变为后期《杜甫诗注》中的“以杜诗说解时代背景”.他认为杜诗记述当
时的政治情势、社会制度,上承《文选》下启中唐宋明诗风.
【期刊名称】《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30)006
【总页数】4页(P50-53)
【关键词】吉川幸次郎;诗史;研究
【作者】孟伟
【作者单位】日本长崎大学生产科学研究科,日本长崎852-852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杜甫的诗歌(以下简称杜诗)缘何被称为“诗史”，一直是杜甫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其中以杜诗反映时代背景，用历史来解读杜诗最具代表性。

对于“诗史”这个问题，吉川幸次郎(以下简称吉川)在对杜甫研究进行若干年后，提出新的观点。

一、杜诗为“诗史”的说法
(一)历来对“诗史”的研究
称杜诗为“诗史”，始见于孟棨《本事诗》“杜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乱，
流离隆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1]孟棨按
时而论，流离隆蜀之诗才被称为“诗史”,针对安史之乱，以时代背景来论杜诗。

类说还有袁行霈的“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的，是杜甫。

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争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2]这沿袭了孟棨按时而论，以背景而论之说。

另外，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载：“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
世号诗史。

”[3]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
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亦说杜甫“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

这使他的诗，被称为伟大的‘诗史’”。

[5]这三者将“诗史”内容与意义从安史之乱扩
大到整个痛苦的时代、整个社会历史现实。

与以上说法对比，胡宗愈的解说稍有不同。

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都是“诗史”。

对于“诗史”的范围，他同意后者；对“诗史”思想内容，则由背景扩展到了杜甫的感情。

这几家的说法，无论是“诗史”的时代范围有所不同，还是思想内容有所差异，其中心都是杜诗反映了时代背景，通过时代背景来说“诗史”。

除了上述“诗史”说，清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说：“少陵
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

”认为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又把“诗史”定义的范围扩大。

冯至也认为：杜诗这部“诗史”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并对许多重要问题表达了作者的进步主张。

[6]对于这种说法，高建新说是“泛‘诗史’论”，[7]文学与史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无论诗、词、小说、戏剧都体现一定时代的政治、
经济背景，也都是作者思想的体现。

因此，杜诗也体现了杜甫所处时代的背景和他的思想。

杜诗是唐代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的体现。

蒲起龙与冯至扩大了“诗史”的范畴，不但没有模糊“诗史”的价值，相反恰恰扩大了“诗史”的价值。

无论是以孟棨为首的狭隘的说法，以宋祁为首的广义的说法，还是以蒲起龙为代表的“泛‘诗史’”说，他们以时代背景来论“诗史”是一致的。

除了上面三种“诗史”说外，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即宋李格非、清王士祯的“诚实”说。

《冷斋夜话》云：“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

”“诚实”为何可称为“诗史”，王士祯《师友诗传录》解释说：“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

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

”可见，“诚实”说的落脚点在感时纪事，“善陈时事”是“诗史”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陈以庄云：“杜陵野老饥寒流落，一诗一咏未尝忘君，天下后世谓之诗史。

”(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跋》，文渊阁四库本)明确将具有忠君思想的诗谓之为“诗史”。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说：“杜诗与被称作‘诗史’名符其实，有很多关于时事的诗。

”[8]说法与前述雷同。

用《兵车行》、《洗车行》、《悲陈陶》、《悲青坂》、《留花门》、《塞芦子》、《入衡州》等为例说明其因。

但《三吏》、《三别》、《佳人》、《哀王孙》等诗则被划入客观描写他人行事状态中去。

没有用背景来解读《三吏》、《三别》那样的诗，可见铃木虎雄对于“诗史”这一概念的理解稍为狭窄。

(二)吉川对“诗史”的研究
吉川叙述其杜甫研究说：“三十年前着《杜甫札记》，是把传记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融合进去写的，第一册写到杜甫四十四岁，安禄山举兵叛乱为止。

可是后来认为把
诗作为历史材料的形式来叙述，那是历史家的工作，不是我写杜甫的主旨，所以就停止了那种写法。

可现在，我要用诗来解释传记。

正如杜诗被称作‘诗史’一样，用敏锐的反映时事的杜诗来解说历史是非常明智的方法。

”[9]可见，吉川的杜甫研究以《杜甫诗注》为界，形成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中对“诗史”也有不同的理解。

确切地说，前期对“诗史”的理解停留在了一般认识上，后期则重视实用价值，对“诗史”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

1.《杜甫札记》：以时代背景说解杜诗
吉川认为“被称作‘诗史’，杜诗名符其实，因为《哀江头》、《哀王孙》等，常常是以当时的历史事实为题材的。

”[10]291查《中国文学大辞典》“杜甫”词条解释：其诗善铺陈，多叙事，全面而忠实地反应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后人誉为“诗史”。

[11]亦引用了《本事诗》之语。

孟棨《本事诗》的记载与蒲起龙“三朝之事会寄焉者”都是以史为诗说，吉川继承了以史为诗之说，从杜诗的题材内容考虑“诗史”这一问题。

杜诗最多的题材是他的忧愁。

吉川说：“即使是描写自然的诗，或他人的身世或时事，都被杜甫的忧愁而感染。

并且，这忧愁深入到普遍的人性问题，使更多人感动。

”[10]290这与胡忠愈的观点基本一致，即杜甫的诗表现了杜甫的一生及杜甫所生活的时代。

吉川并不象孟棨等那样一味地以战争素材来论“诗史”，而是用时代背景给杜甫带来的“愁”为线索，透过时代背景，从杜甫的思想感情来阅读他的诗歌。

杜甫“一生”的“愁”随着环境的变化其程度有所不同，解读杜诗中的愁，也要在“史”的背景中解读，才可以读出其中真正的意味。

2.《杜甫诗注》：以杜诗说解时代
关于杜诗和史实的关系，吉川评价说，“中国的诗具有被历史家作为数据利用的价值，但是却未被利用。

它不仅仅是历史家的资料，唐宋以后，中国的诗更多记述了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的现实。

杜诗被称作‘诗史’即为此因。

”[12]397与历
来的研究同样认为杜诗中记述了史实，但是，吉川把杜诗作为历史资料，或说以杜诗来解读历史，从这个角度探讨“诗史”的问题与历来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在《杜甫诗注》中吉川说：“我的注释，以对语言本身的熟视为重要的方法。

可是在语言的背后存在着语言生存的当时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背景。

通过杜诗反映的这些背景对于证明‘诗史’是非常敏锐的。

”[9]16这句话表明了他注释杜诗时“诗史互证”理念，他的看法是通过杜诗说解时代背景，进而再透过时代背景证明“诗史”。

《秋兴八首》中“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叶嘉莹解释为“香稻之丰，有鹦鹉啄馀之粒，碧梧之美，有凤凰栖老之枝。

从此二句中，昔日时世之安乐治平亦复隐然可想。

”[13]这种解释实际上就是通过杜诗来了解历史。

另外，吉川说：“沿着杜甫成长的轨迹，发现中国文学的历史仿佛被凝缩到杜甫这个天才的成长过程中。

”[12]562这么说意味着杜诗具有“史”的性质。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键函京之作，仲宣灞
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沈约的评论中所提及的“诗史”，是指前人诗作、文章的叙事体裁及形式。

杜诗是集大成之作，当然囊及以上所述。

吉川便是利用这一层含义并对之发展扩大，主张杜诗可以反映中国文学的历史。

二、吉川对杜诗解读
(一)杜诗记述当时的政治情势、社会制度
吉川不仅对“诗史”的定义日趋完善，在对杜诗如何记述唐代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上更是不惜倾其笔墨。

如他解读杜甫的“献赋”说：“不能否认(这些诗中的)寒酸，也有讨好献媚的成份。

那是因为他处在不得不那样做的环境背景中。

”[9]80这就不是单纯认为杜甫在想要谋官的背景下去解读杜诗，而是透过“三大礼赋”去解读当时的社会制度。

吉川考证，导致杜甫一直无法走入仕途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任子”派与“举子”派，在官界叫“实务”派和“教养”派。

所谓“实务”派是祖上为官，五品以上高官者子孙，三品以上高官者至其曾孙免试可以得到官位资格，当时制度称之为“任子”或“廕子”。

这是六朝遗留下来的制度。

而那些通过“进士”考试及第者称为“举子”。

杜甫曾经三次献赋，到第三次才终于成功。

“献赋”，是对落榜“进士”提供的一次勅旨特别考试。

献赋者可向执政官投送表示文学能力的自荐文章，得到考试资格者可再考，根据成绩授予特别任用官职。

吉川认为，杜甫献赋就是因为有这种特别制度，杜甫难以走上仕途又因为当时“任子”派与“举子”派的对立所造成。

这就导致了杜甫一生的不幸，也从而造就了一位伟大的“诗史”、“诗圣”。

关于杜甫献赋所关联的社会背景、制度，如吉川所说，这在前人的研究中基本都没有提及。

吉川通过“献赋”来探索其背后社会制度是其对“诗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释的一种发掘。

(二)杜诗上承《文选》下启中唐宋明诗风
“沿着杜甫成长的轨迹，发现中国文学的历史仿佛被凝缩到杜甫这个天才的成长过程中。

”这是吉川“诗史”观的一个侧面，它肯定了杜诗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中国的诗从发生开始有千年左右的历史，杜甫的诗继承了那千年左右中国诗的传统。

从先秦至梁的美文集《文选》是杜诗的营养源，《文选》是杜诗的出发点。

杜甫的诗随着他的成长而成长。

杜甫之前时代的诗歌陷入娱乐，重视形式和华丽的辞藻，但他认识到诗不应该只是华丽辞藻的堆积，所以他不但吸取了《文选》很多绮丽的词汇，而且在作诗的艺术手法上也深受汉魏影响。

“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是杜甫二十四岁参加进士考试时的诗。

钟嵘《诗品》评曹植：“骨气极高，词采华茂”。

而杨雄也被后人比之如相如。

杜甫自比曹植、杨雄，可见杜甫受其影响之深。

而后来杜甫郁郁不得志，又逢乱世，其诗多抒发自己的忧愁，更多具有人民性、共同体意识。

其共同体意识可以追溯到《诗经》，是《大雅》和《小雅》中表现的共
同体意识的复活。

[14]在诗的艺术形式方面，杜诗更是集古人之大成，从五七言古体到五七言绝句，从八句律诗到长排句，形式多样。

在取材方面杜甫是集大成者，在艺术手法上杜甫把风、雅、颂和诗的赋、比、兴融为一体。

杜甫的诗成为其后一千年中国诗的模范。

就是说，以后的一千年里，中国的诗歌以杜甫为祖，从杜甫开始，杜甫决定了以后一千年的中国诗歌的走向。

张忠刚亦说：“杜甫上继两千多年中国诗歌的《风》、《骚》传统；‘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杜甫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诗坛上的杰出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他影响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杜诗研究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史。

”[15]他对杜诗的评价从不同角度与范畴说明了杜诗反映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也是对吉川的“诗史”观的一种印证。

若从吉川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从《杜甫诗注》开始，吉川的文学研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1968年，他总结过去自己的文学研究说：“文学史的研究作为广泛的精神史研究的前提，在《元曲金钱记》的序言中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现在的我不会考虑这些，只是想主张文学的尊严。

”[12]6101968年是吉川从京都
大学退休的第二年，已经开始着手杜甫的研究，确切地说是《杜甫诗注》的工作。

从《杜甫诗注》开始，吉川转入到对文学尊严的探索上。

透过诗歌来探究中国文学的内容、体制、艺术形式及任务等问题是他的终极目标。

而杜诗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缩图，对他的研究来说，是最好的资料。

吉川对杜诗“诗史”的研究有一个转变，也可以说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他的《杜甫私记》是以传记和那个时代的历史来解读杜诗，而到了《杜甫诗注》却是用诗来解读杜甫传记和中国文学史。

换句话说，他从最初的以时代背景解说杜诗发展到以杜诗来说解时代，把杜诗的价值从诗扩大到史料的层面上来。

此外，他另辟蹊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诗史”，对杜诗从体裁、形式、创作手法、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继承与发扬关系来探讨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价
值。

三、吉川论“诗史”的效用
杜诗既然被称为“诗史”，那么它在史方面的效用就应该得到发扬。

吉川认为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唐代的社会经济史现在是历史家关注的对象。

然而，杜诗中含有那方面的数据，却没有被重视。

我的注释(《杜甫诗注》)希望使杜诗的史料作用引起重视。

而且希望以后的学者，由此可以通过杜诗所蕴涵的其他方面的资料，补充说明唐代的历史，并通过梳理后的唐代历史来重新解读杜诗。

”[9]17
在这里，吉川指出杜诗中的资料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表示了他的遗憾；暗示他的《杜甫诗注》注重这方面的发掘，希望自己的注释中考证的历史数据能够引起学者的关注；并且希望日本学界能够通过对由杜甫文学中所蕴涵的历史资料而重写的历史来重新解读杜甫，提示了日本杜甫研究的新方向。

另一方面，这段话不只是针对日本学界，也隐含着对当时中国学界研究现状并不乐观。

虽然当时中国的杜诗研究与其艺术性相比而言，更重视社会性，但是吉川仍然认为：中国对于《秋兴八首》、《咏怀古迹》等抒情诗的社会性的研究，是因为他的作者是对社会提出强烈抗议的《三吏》、《三别》的作者。

[12]441认为当时中国从社会背景来考察杜诗没有形成自觉及杜诗的“诗史”作用没有充分利用。

吉川研究杜甫是要分析杜诗中感动的要素，以历史事实为诗的素材，也是感动的要素之一。

众所周知，杜诗经常取材于历史事实。

如：唐肃宗至德二载，叙述杜甫逃离长安被监禁，到达凤翔拜见肃宗皇帝的作品《述怀》，肃宗皇帝特恩杜甫还家看望家室的作品《北征》，因为战乱，逃难到秦州后的作品《秦州杂诗二十首》等，无不是以当时的历史为题材，所以有其独特的美丽感动读者。

对此，吉川说：“杜甫作为大诗人，哪怕只是歌颂一次特殊的历史事实，也在诗中寄寓及提示人类的问题，这种具有人类全体性的东西，即使不了解历史背景，也能够感动
人。

”[10]291
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以人类事实，特别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

杜诗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不但以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而且还把它扩大到历史事实。

这是杜诗感动读者的原因之一。

然而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对历史事实不仅仅叙述其表面，而且透过事实表面，深入到核心，捕捉那尖锐的一瞬间。

在他的铺陈中，极尽缘情之工，更把自己对推移的感觉融汇到人类的问题中并理论化，如“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易识浮生理，难叫一物违”。

被杜甫诗歌所染色的历史事实，具有人类所共有的感动。

如果要探求杜诗中这种感动，对杜甫的人格进行考察必不可少。

包括他先天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后天养成了什么样的性格，这些都以对杜甫传记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为基础条件。

然而关于杜甫的传记，吉川认为：“以往出版的关于杜甫的传记，都是非常简单的记述，对于研究杜甫的性格乃至杜诗中的感动来说是不充分的。

”[10]294这样，以诗史互证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杜诗历史数据的功能，通过对杜诗的解读来填补杜甫传记的空白与佚失，对更深入地探讨杜诗深层意义的感动是必不可少的。

四、“以杜诗说解历史”
吉川的“以杜诗说解历史”观点，在他的《杜甫诗注》中有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如《行次昭陵》这首诗中，“幽人拜鼎湖”之“幽人”一词历来有争议，吉川对此进行考辨，解读“幽人”一词所含历史事实。

历来对“幽人”的解释有四种：一是“幽隐之人”，《易经》《履》卦有“幽人贞吉”，《归妹》卦有“利幽人之贞”，《文选·招隐诗》“踟蹰欲安之，幽人在涩谷”，均为“幽隐之人”之意。

蒲起龙《读杜心解》解为此意。

第二种为“幽囚”，乃据宋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载“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之下”而来。

清惠栋《周易述》及王引之《经义述闻》有详细考证。

第三种指杜甫本人，仇兆鳌《杜诗详注》与王嗣奭《杜臆》均引杜诗为证来说明。

第四种，颜延之有诗《拜陵
庙作》，指为参拜先皇的陵墓者为其子孙皇帝及随从官僚。

根据前人研究，吉川解释“幽人”背后的历史，有皇帝及子孙参拜先皇之墓之事，但无一般人参拜之先例，而有罪之人被允许在其墓前述冤。

因此吉川对“幽人”的解释，在《杜甫诗集》1967年版中虽采用“幽隐之人”，而在《杜甫诗注》中认为：“‘幽人’为有罪之人”，[12]517与上述中第二种相同。

这种说法又建立于对《行次昭陵》的创作时间的考证，他同意顾炎武之说，认为这是安史之乱前的作品。

假设吉川考证的《行次昭陵》创作时间正确，那么钱谦益、仇兆鳌等主张的安史之乱后路过昭陵之事为莫须有；反之，吉川之解中“太平之日，偶然次于陵下”[12]84为史实，又可证明《河南邵氏闻见后录》所载为事实。

而颜延之《拜陵庙作》所述则可能为历史之一面而已。

学者丘良任因读吉川《我的杜甫研究》有感，亦对“幽人”所指进行论说，但因未见吉川对《行次昭陵》创作时间的论证，得出与仇氏相同结论，亦未解释出“幽人”一词所涵盖历史事实。

[16]
另外，对《秦州杂诗》第五中“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之“南使”一词也颇有争议。

以往的注都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历史背景来解释此诗。

仇兆鳌《杜诗详注》将其改为“西史”。

蒲起龙《读杜心解》说张骞出使西南夷，强辩为“南使”。

杨伦《杜诗镜铨》则为“汉使”。

吉川以这首诗说解背后的历史应是，“南史”唐时代的马政役所之一，在秦州，而能证明这一史实的有《新旧唐书》的《百官志》、《职官志》。

依吉川之“南史”为“马政役所”之说，则对这句诗的解释也就大不相同了。

五、结语
吉川的“诗史”观呈现出复杂的诗学内涵，与被历史事实限制的学说与古代的“知人论世”的文论大有不同。

吉川重视“诗史互证”、语言的运用及诗的文学特质，并在解释“诗史”的同时，提出对其效用的开发的重要性，这不但开辟了杜甫研究新领域，更显示出他研究杜甫的特点之一在于实用性。

从吉川对“诗史”解说的转变可以看出，他对杜甫的研究在不断进步。

通过吉川对杜诗的历史资料的考证，又提高了他的杜甫研究的价值和地位，使自己的杜甫研究可以作为其他如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研究的资料被利用。

参考文献：
[1]孟棨，等.本事诗·高逸第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
[2]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82。

[3]宋祁.新唐书·杜甫传(十八册二百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38.
[4]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14.
[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32.
[6]冯至.杜甫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214.
[7]高建新：杜甫“诗史”略论[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9(4)：101-104.
[8]铃木虎雄.杜甫(第八册)[M]．东京：岩波书店，1966：176.
[9]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凡五册)[M]．东京：筑摩书房，1977.
[10]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遗稿集(第二卷)[M]．东京：筑摩书房，1996.
[11]钱仲联，等.中国文学大辞典(上)[M]．上海：上海图书出版社，2000：270.
[12]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凡二十七卷)[M]．东京：筑摩书房，1968-1970.
[13]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1.
[14]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演讲集[M]．东京：筑摩书房，1996.
[15]张忠刚.杜甫诗话六种校注[M]．山东：齐鲁书社，2002：1.
[16]丘良任.“幽人拜鼎湖”的“幽人”不能作“幽囚”解[J]．贵州社会科学，1982(5)：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