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论政治判断力：自主性和多元性的融合

·外国伦理思想·
阿伦特论政治判断力：：自主性和多元性的融合
阿伦特论政治判断力
李婷婷
［摘要］判断力问题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20世纪的生存经验和艾希曼审判直接激发了阿伦特理论化
该问题的兴趣和责任，公共领域衰败之下凸显的人类判断力危机和艾希曼个人的判断力无能，使阿伦特认
识到了个人判断力及其运作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此，她从康德的审美判断中汲取理论资源，将判断力阐
发为一种个体兼顾自主性和多元性的能力，判断主体一方面要从普遍的规则和范畴中解放出来，面向特殊
的具体感性事实，自主地做判断；另一方面要在共同体中扩展心智，站在多样他人的立场上，想象他人可能
具有的意见，实现一种代表性的综合。

这种自主性和多元性融合的判断力通过兼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范
例”，成为人作为政治存在的根本能力，对于现代社会中一个健康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判断力；艾希曼；自主性；多元性；政治
［作者简介］李婷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员。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每一种知觉、观察和处境，甚至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都涉及判断力的运用。

判断看似包含了我们人类经验的诸多范围，是人的一种日常活动，但是，回到现代性的视野中来，技术统治所呈现的专家特权和政治官僚化特征，使置身其中的普通人不断怀疑自己对政治的判断，甚至在不自觉中逐渐遗忘这种能力。

有特殊资格的专家成了政治判断的主体。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个体悬置甚至放弃自身的政治判断力，也就消解了对共同体的责任。

在21世纪的全球性实践及其伴随的风险中，关注个体的政治判断力问题十分必要，这是因为判断关乎置身其中的主体如何进一步适当合宜地实践，关乎稳健地发展文明社会的问题。

实际上，关于判断力，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关涉的就是该问题，之后的阿奎那、维科、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等也都从各自的视角探讨过。

在他们看来，判断力与实践问题息息相关，有的将判断力与道德德性结合，有的认为判断力与计谋和权术有关，有的将判断力与品味和人文精神联系。

判断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多数思想家对此的讨论零碎分散，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尽管做过系统讨论，但未将其与政治联系。

阿伦特对判断力的研究引人注目，她将判断力与政治相联系，为21世纪的人们应对风险、锤炼判断力提供了一些资源。

目前关于阿伦特判断力的研究，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争论判断力属于行动者还是旁观者，一种是揭示其背后的康德资源和亚里士多德资源以及二者是否融贯。

关于前者，罗纳德·贝纳尔（Ronald
*本文系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桐山基金项目“现代性风险视域下阿伦特实践智慧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现代化史的哲学考察——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23JD720004）的阶段性成果。

伦理学研究2024年第2期
S.Beiner）认为阿伦特的判断思想分为前期的行动阶段和后期的沉思阶段，而阿伦特最后将判断仅视为沉思者的特权［1］（137-138）。

戴安娜·泰勒（Dianna Taylor）反对贝纳尔的观点，她认为阿伦特的判断力思想始终与政治保持着相关性，不能对其作实践和沉思的截然二分［2］（151）。

关于后者，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指出，阿伦特试图结合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理性和康德式的普遍道德原则，说明她混淆了古代和现代的道德与政治概念［3］（xi）。

而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认为，尽管阿伦特对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元素的综合令人困惑，但也提出了一种值得发展的洞察力，即探索一种兼容情境与道德普遍主义的理论［4］（41）。

实际上，后一种研究模式是前一种研究模式的哲学探源，拉什和本哈比的研究直接聚焦了这一哲学问题。

本文试图从自主性和多元性角度讨论阿伦特的判断理论，并试图回应她对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元素的借鉴是否融贯这一问题。

首先讨论阿伦特思考政治判断力问题的现实背景，其次讨论个体作出政治判断的可能性，最后分析阿伦特政治判断力理论的内涵。

一、人类的判断力危机和个体的判断无能
阿伦特认为，思想总是来源于现实的经验事件，经验事件是思想的路标［5］（11）。

她对判断力问题的研究也来源于经验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20世纪纳粹极权主义运动中暴露的判断力危机和纳粹战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表现出的判断无能。

自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起步的现代世界，在经过18世纪的政治革命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已经锤炼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多方面的成就，西欧国家相继进行社会转型，从前现代社会迈向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人们逐步摆脱传统宗教信仰和封建统治，不断肯定和高扬人的地位。

但这种现代化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除了成就外，伴随而来的也是一个终极信仰倒塌、公共领域消退的世界，人们丧失了坚定的根基和切实的共同体感觉，沦为孤独的原子化大众，内心产生了普遍的无意义感。

20世纪初的德国纳粹运动，就是共同体的伦理根基动摇和普遍规范丧失的极致结果，而最集中的表现则是，纳粹统治者实行全面的政党统治和意识形态灌输，以恐怖手段对以犹太人为首要目标的人进行了集中营式的灭绝。

阿伦特指出，这种运动不仅让许多人被裹挟其中而受到伤害，而且使普遍的人性和自由处于危险之中。

深受其害的人不仅被剥夺了法律和政治人格，而且其道德人格也被摧毁，甚至人的个体性也被抹除［6］（559-568）。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新颖性令人恐怖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世界产生了新的观念，而是……显现了它与所有传统的决裂，它使政治理论和道德判断的标准都不再有效”［7］（309-310）。

以往的理解范式和判断标准无法解释和判断这种全新的现象，它打破了日常的规则，“判断是我们所共同继承的智慧中崩溃的最壮观的例子”［7］（314）。

在此意义上，人们只是随着当时社会的准则和风俗不断变换态度，轻易地遵从“新秩序”下的价值观，毫无自己的判断力。

这种判断力危机的真正体现，不在于人们由于恐惧而生起虚伪，而在于各行各业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不愿意错过历史的列车表现出的急切态度，他们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摧毁和放弃毕生的友情［8］（54）。

阿伦特指出，当身边的朋友和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新的阵营，这种危机的显著性才真正让人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力。

“海德格尔时刻”就是一例，她认为，海德格尔在进入人类事务领域时，“乞灵于君主和领袖”［9］（241）。

因此，判断力危机的进一步表现，不在于普通人的愚蠢，而在于有些普通人能幸免于难，而聪明的知识分子却深陷其中。

一个人越聪明，他和所有人一样的愚蠢就越令人恼火［7］（314）。

总之，正是极权主义统治使传统的道德标准失效，人们随着“新秩序”变换态度，凸显出人类整体的判断力危机，这促使阿伦特思考判断力问题。

此外，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是阿伦特思考该问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现实契机，这一事件促使她将判断力问题理论化。

阿伦特论政治判断力：自主性和多元性的融合1961年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特派记者奔赴耶路撒冷，当目睹整个审判过程，看到艾希曼像每一个生存于现代官僚体系下的普通人——服从领导、兢兢业业、有事业上进心——时，她开始思考导致艾希曼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根本原因。

最后她意识到，善恶问题以及人们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与人们的思考能力有关［10］（306）。

艾希曼不是恐怖的恶魔，仅仅是官僚体系下认真工作并希望获得晋升的普通人，面对“新秩序”下的指令，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行凶作恶。

与其说他愚蠢，不如说他轻率和心不在焉。

但对命令的无条件执行使“注意力集中”和“心不在焉”奇妙地结合了起来［11］（46）。

他无法思考，没有想象力，无法换位和行使判断力。

恶行的实施并无令人毛骨悚然的动机，它仅以极为“平庸”（banality）的形式出现，但可以像霉菌散布在地球表面［12］（166），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酿成不可逆的灾难。

概言之，导致艾希曼犯下（或参与）罪行的，并非他有穷凶极恶的品质，而是他无法思考和无法判断。

除了从个体层面分析艾希曼的思考和判断无能外，阿伦特还将艾希曼置于外在的宏观背景中来揭示他不可逃避的责任，从而说明个体思考和判断的重要性。

她指出，在艾希曼审判以及对德国的审判中，普遍存在一种“零件理论”的说辞，即每个人只是政治和政府系统中的一个小零件，在不改变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可随时被报废［8］（58）。

艾希曼正是以该说辞辩解他只是一个小齿轮，责任不在他。

而阿伦特认为法庭的审判足以揭示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在法庭受审的不是体系、历史或历史潮流，不是各种主义……而是一个人，如果被告恰恰是一个职员，他被控告就正是因为职员仍然是一个人，就是因这种职位他才受到审判”［8］（59）。

换言之，不管在何种体系、境况和历史中，每一个人都有名有姓、有出生时间和地点，并有自己的故事，“是一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10］（8），他不能被完全镶嵌于历史环境中消解个人责任。

此外，阿伦特认为，成人之间的活动是同意而非服从的关系，同意预示了每个人的平等性。

一个由同侪之首的“领导者”发起、其他人共同参与的行动，每个人皆在同意的情况下加入。

因此，每一个成人须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行并为其负责。

因为法庭上的法官会如此回复“零件理论”的辩护者：“你为何成为一个零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成为一个零件？”更进一步的问题也会被提出，即“你为何支持”，而非“你为何服从”。

此反问，表面针对的是罪行，但深层次上针对的是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地位，即艾希曼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和成人，他在纳粹统治下的犯罪后果须由他自己承担，即使将他置于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他仍然是一个有生命有意识的人，他作为一个人的判断不可悬置。

二、判断力的前提：人的诞生性和多元性
说明了阿伦特理论化判断力问题的背景之后，我们接下来需要正面论述判断力，但在这之前还有必要说明她对人的诞生性和多元性的理解，因为在她的语境中，只有此两者的可能，才有运用判断力的可能。

与海德格尔对人的有死性的强调相反，阿伦特强调了人的诞生性和开端启新的能力。

她认为，新人不断诞生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都独一无二，并且每一个新来者都有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从而能够打断或扭转先前行动所发起的事件链条，这就是人的诞生性内含的人的开端启新能力。

她引用奥古斯丁的说法——“为此有一个开端（initium），人被造出来，在他之前无人存在”——指出，这个开端不同于世界的开端，“而是某人的，人自身就是一个开创者”［13］（139）。

这种开端启新的诞生性，可从两方面理解：第一，人作为一个新生命来到世界，是第一次诞生；第二，人以其言说和行动在世界中生存，类似于人的第二次诞生，这种特殊的诞生是有意识的人积极创造的新东西，同时也回应了人第一次出生给世界带来的独特开端。

换言之，人的第一次诞生保证了人进一步的有意识存在。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就将“诞生性”与人类行动的潜能联系。

人们正是知道自己的起源，并为此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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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在人类故事中开端和行动。

她指出，“去行动……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发动某件事情。

而人就他的诞生性而言是initium——新来者和开创者，人能开端启新”［13］（139）。

这就是说，人的第一次诞生已经是一个开端，在此基础上，人去行动，就是去发动和开始新的东西，行动的奇迹基于诞生性。

她认为，诞生性与政治相关［13］（2-3），这也就与判断力的政治意蕴有了关联。

因为人具有开创新事物的能力，所以在以往的判断标准和范畴倒塌之后，人们仍然可以针对新事件诉诸自己的判断力：“即使我们丧失了度量的标尺与归纳特殊的规则，一个以开端为本质的存在本身也可能有足够的能力，他不需要通过预设的范畴就能理解，不需要那套习俗规则，即道德，就能判断。

”［7］（321）
阿伦特强调人的多元性也是人的重要特质之一，这一特质更是其判断力思想逻辑自洽的前提之一。

“不是单个的人（man），而是人们（men），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上”［13］（1-2），这正是人的多元性，即没有人独自一人生活在世界上，人的出生和生存皆在多元的人之间进行。

此外，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皆独一无二，“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在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13］（2）。

总之，在她看来，人是多元的人，“复数的人=依附于地球的被造物；生活于各个共同体之中；被赋予了常识/共同体感觉（common sense）、sensus communis，即一种共同体感觉（A community sense）；不是自律的；需要彼此的陪伴……”［1］（43-44）人只有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才能拥有共同体感觉，从而进一步理解他人的言说和行动。

如果人无须陪伴也能让别人理解自己，同时理解别人，那么人们就不会生活在一起。

这既说明了人类事务领域的复杂、多样和风险，又说明每个人皆在多元的人之中开创新事件。

这种开创并非仅靠主体自身的主动性，而是个人滋养在共同体之中，处于自身能力和多样他者能力的交互之中。

这种人的多元性特征，是阿伦特后来论述判断力问题的条件之一。

在她看来，判断不是个人的独自思索和自我对话，而是主体间的活动，将他人的意见纳入考虑十分重要。

三、判断力的自主性
人的诞生性和多元性说明了人开创新事物、将他人视角纳入考虑的特性，为人做判断奠定了基础；而纳粹极权主义统治前所未有的、艾希曼的无能力思考和无能力判断的特性，以及人们惯于使用“零件理论”辩解的普遍性，都揭示出个体做判断的重要性和理论化判断力的必要性。

在此思路下，探讨真正的判断力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运行的是题中之义。

受康德判断力思想的影响，阿伦特也从审美的角度，肯定判断是一种与“品味”“趣味”有关的活动，它针对特殊对象作出品鉴和判别；更重要的是，她还对康德的审美判断做了政治解读，发现了康德未阐发的政治哲学，将判断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能力，形成了她的判断理论。

判断是判断主体的一种活动，这一能力具体怎样被判断主体运用是其内涵所在。

阿伦特首先将内涵之一归于判断力的自主性，即主体自主地作出判断。

在此，主体一方面针对特殊事物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在判断中做批判性思考。

对这两者的强调，既可从她对康德反思性判断的思想借鉴中发现，又可从她对道德崩溃下的个体反应的揭示中发现。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判断分为规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其中规定性判断将特殊的、具体的事物置于已有的普遍规则之下，与一般的逻辑三段论相同，得出的判断具有客观必然性。

反思性判断则是主体从特殊出发对普遍的寻求，人们在没有预定的普遍规则和标准下做判断，这一过程是反思性的［14］（11）。

阿伦特的着眼点正是康德的这种反思性判断。

她在《精神生活：思维》中指出，判断力作为人的精神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将一般规则应用于特殊事物，而是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反思判断。

面对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主体从普遍规则中跳脱出来作出自己的判断。

阿伦特论政治判断力：自主性和多元性的融合
这体现了判断力的自主性：
在反省判断的情况下，判断力的自主性更为明显，因为通过决定，反省判断不是从一般下降到特殊，而是“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不存在涵盖一切的规则，判断力“只能作为一种来自本身和针对本身的规律提出”。

［15］（76）
阿伦特强调人们要无所依傍地、自主地思考和判断。

因为不存在包含一切的规则，我们需在现象学“回到事实本身”的意义上感知和观察事物，这样它们向我们敞开的特殊性才能被捕捉到。

阿伦特认为，通常确立的普遍标准和规则非常容易僵化，人们据此会形成固定的思索习惯以致思维懒惰，从而导致这样的危险：人们封闭自己，不再向自行呈现给自己的丰富外观现象充分开放，从而判断的敏锐或迟钝都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实践后果［1］（163）。

因此，判断主体要对呈现给自己的外观充分开放，毫不设防，敏锐地捕捉现象，自主地、自由地下判断。

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就指出，阿伦特强调的判断力的自主性，就是由“思想之风”的批判性和破坏性激发而出，它突破了一切规范和舆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6］（140）。

阿伦特对判断力自主性的强调也与她对鲜活事实的感知和经验有关。

20世纪西方的道德标准被极权主义的政治现实颠覆，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经济危机面前显得被动无力。

20世纪30年代纳粹统治引入新的价值和法律体系，“不要杀人”的道德诫命变为“你应当为了更好的明天而杀人”的命令，当时的许多人轻易地遵从了这种新价值，争先恐后加入该组织。

许多科学家和博士也为纳粹的生物计划献言献策，成了知识分子的集体性羞辱。

此外，当希特勒的统治失败，人们又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以往的“道德”秩序，迅速地向“常态”恢复。

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事实中，阿伦特十分重视针对特殊物的反思判断。

这种反思判断与思考紧密相关，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中，她指出，思考独立于一般的传统教化，能够在陌生的、新颖的地方“自由穿越，无需手杖”［17］（10）。

在《人的境况》中，她强调，与不断重复各类知识不同，思考在于“想想我们正在做的事”［13］（4-5）。

在《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1965—1966）、《思考与道德关切》（1971）以及《精神生活：思维》（1975）中，她专门讨论了思考与道德问题，指出批判性的、破坏性的思考不断查验现有的、熟知的看法、标准和价值，思考事物的意义，始终要与自己相协调，从而激发出良知。

判断呈现为思考过程的现实化和外在展现。

这种毫无依托的思考风暴突破已有的规范和通则，在危急时刻通过判断展现，宁可与世界相矛盾也不与自己相矛盾，能够阻止灾难［8］（188）。

她指出，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中，依然有少数人能够针对具体情境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未参与当时的活动［8］（69，96-97，147）。

因此，反思性判断一方面关注特殊性，辨别习以为常和截然不同的东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查验日常的标准和价值，批判性思考，激发良知。

这其中展示的自主性是判断力不可或缺的特征，也是阿伦特的判断力理论坚持的要点之一。

四、判断力的多元性
判断主体从普遍的规则中解放出来，针对特殊事物作出判断，需要避免个体自主判断产生的私人主观性和任意性。

为此，阿伦特通过“代表化的思索”做了回答。

这一观点借自康德“扩展的思维”。

通过对代表化的思索的说明，阿伦特挖掘了判断力的多元性特点。

阿伦特认为，判断是一种“代表化的思索”（representative thinking），判断主体从“每一个他者的立场上来思索”。

她也把这种“代表化的思索”称为“扩展的思维”（enlarged thought）或“心智的扩展”（enlargement of the mind），这是她采用康德论述审美判断的术语。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40节中指出，判断力的准则是扩展的思维方式，是“我们把自己的判断依凭着别人的虽不是现实的却毋宁只是可能的判断，并通过我们只是从偶然性与我们自己的评判相联
伦理学研究2024年第2期
系的局限性中摆脱出来，而置于每个别人的地位”，即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14］（104）。

此外，康德在1770年写给赫尔茨（Marcus Herz）的信中也说到了思维的扩展，他认为主体需要扩展心智从多个角度审视对象，实现从微观视野向一般视野的转换，从而容纳更多的观点和立场［18］（73）。

基于康德对判断力准则的说明，阿伦特解释道：“‘扩展了的思想’，是‘从种种与我自己的判断偶然相连的局限中抽离出来’的结果……先得撇开我们自己的判断所具有的那些‘造成诸多限制的、主观而私人化的状况’……所涉领域越广——被启蒙过的个体可以从一个立场转换到另一个立场的范围越大——他的思索就会越‘一般化’……这种一般性……与人们为了获得自己的‘一般立场’而必先考察过的那些不同立场的特殊状况紧密相连。

”［1］（67）换言之，这种扩展的心智从自我的局限中抽离出来，思索多样他者的立场；同时，它反映的不是优先于主观观点的多数观点，也非通过减少观点（包括自己的观点）的多样性而达成的共识观点，它不要求主观观点服从或适应他人的观点，也不要求主观观点放弃多数观点，而是实现自己的一般观点，尽可能地呈现多元性［19］（255）。

阿伦特对判断力的扩展思维的说明，意在阐发它的政治意蕴。

在《文化的危机》中，她指出判断是让自己从“主观私人条件”中摆脱，进入公共领域，考虑他人的立场，判断力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能力。

“就这样的判断能让一个人找到他自己在公共领域、在共同世界中的位置而言［这实质上是政治经验中古已有之的明察（phronesis），它也许是一种人作为政治存在的根本能力］……判断是‘与-他人-共享-世界’在其中发生的重要活动。

”［5］（204-205）换言之，这种判断力使个人在公共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带偏见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公共领域中的事物，因此是作为政治存在的个体的一种基本能力。

这就与亚里士多德强调的实践智慧联系了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指导变动的政治和伦理生活，在具体的实践中深思熟虑，机敏地行动和言说。

在《政治与真理》中，阿伦特明确指出政治思考代表多元化的视角：
政治思考是代表性的……在思考一个特定问题时，我越是能够在心中浮现出更多人的立场，我就越能更好地想象，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的感受和思考会是如何，我的代表性思考能力就越强，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我的意见就越有效。

［5］（225）
多元代表性的思考呈现的政治判断反映了公共领域中多样他者的立场，在此又存在主体的代表性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阿伦特以共通感和想象力作了回答。

她认为，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是政治判断的基础，是判断力之母。

康德在论述审美判断为何既有主观性又有普遍性时，就指出由于一切人有共通的感觉（gemeinschaftlicher Sinn），人们能在反思中先验地顾虑到其他所有人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向全体人类理性紧密地靠近［14］（104）。

但是，正如川崎修所言，因为康德的共通感是一种“理想的规范”，没有建立在以直观形式存在的共同体之上，所以它不一定能保证判断主体与其他人的判断实际上一致［20］（305）。

在此，阿伦特的表述有细微不同，她把康德的gemeinschaftlicher Sinn英译为sense common to all，即“一切人的共通感觉”，并解释为共同体感觉（community sense）。

它是人们在客观的经验共同体中形成的感觉。

凭借这种共同体感，我们得以超越私人的主观条件，有依据地想象他人的观点，有能力在其他每个人的立场上思考，在反思中把他人思想中的表象方式纳入考虑。

总之，我们是作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在做判断，而不是基于私人感觉和“作为超感（supersensible）世界的成员”下判断［1］（101）。

川崎修认为，这正是阿伦特同时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和康德的共通感的结果［20］（305）。

此外，阿伦特指出，我们的想象力是一种让不在场的东西变为在场的能力。

在她看来，正是有了这种表象不在场东西的能力，多元的判断力才得以顺利运行，即站在他人的位置，想象他人的可能意见，并为不偏不倚的判断确立起必要的距离。

“因为想象力，我们不至于陷溺于事物当中，而无法跟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职是之故，我们才有可能不抱偏见地去了解事物，也因为想象力，我们才会有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