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穷云起：周作人的脾气

水穷云起：周作人的脾气
作者：岳永逸
来源：《读书》2013年第10期
数年前，读《北京苦住庵记》时，最让人震惊的是周作人将沈启无逐出门墙的愤怒。

该书第九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花了大半篇幅对事情的整个经过详细铺陈，娓娓道来（《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零八年版，179—196页）。

沈一度曾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并列，有周作人“四大弟子”或“知堂四弟子”之称。

与其他三位不同，一九三九年周遇刺时，沈就在周的身边，还受了伤。

在周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时，沈担任了该院中文系系主任，师唱生随。

或者是因应日本人的要求，抑或是名利私心作祟，一时头昏脑涨的沈显然对恩师有不当言行。

知晓之后，周不但连续著文批判，数说沈的无能，还于一九四四年三月遍发印有“破门声明”的明信片，公开宣布将沈逐出师门。

破门声明寥寥数语，威力无限，置人于穷途，言：“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即说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周作人（印）三月十五日。

”（《北京苦住庵记》，195页）八天之后，这则声明还刊登在了《中华日报》副刊上。

在儒家的伦理架构中，“天地君亲师”的牌匾长期将师定格于尊，并落实到各行各业的师徒关系之中，这就是至今还在传衍的严格的拜师礼和出师礼，以至于在旧京拜师还有“磕头顶大贴”的别称，学戏也成为“打戏”。

而且，无论起因如何，只要被“赏饭”的师父逐出师门，社会舆论通常都会归罪于徒弟，不肖的声名也将会伴随徒弟终身。

顺此逻辑，我们就能明白周对沈的言、文、行的决绝。

深谙古今中西之趣、雅俗皆精的周作人真的发怒了！很快，原本还有些脸面的沈颜面尽失，仓皇逃离北京，避开火辣辣的公众视线，开始别样人生，“走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对一个学识、能量明显难以跳出自己手心的门徒，长期以悠云、禅定老僧自喻的周作人为何会有如此猛烈强劲、掐臂见血的狙击？一向温雅淡定的他何以会猛然间有如此大的脾气？
在众多研究周作人的著作中，英国人苏文瑜（Susan Daruvala）的专著《周作人：自己的园地》（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陈思齐、凌曼苹译，台北麦田二零一一年版。

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让我慢慢解开了这个疑团。

其实，周作人的脾气一直都挺大。

虽然不如鲁迅锋芒毕露，彷徨中还持戟寻找对手，但周作人也总是不愿意搭顺风船的，而是逆流而动，不温不火却一语中的地让很多自信真理在握的人脸上不好看，无论对方是翘首南北、引领风骚的贤达名流、故交师友，还是急欲摆阔上爬的下里巴人、门生旧徒。

在中文译本的“自序”中，苏文瑜开门见山地将周作人明确定义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思想家”，有着独步青云的高远、卓尔不群的孤寂。

这使得他即使不主动出击，也少不了形而下的唇枪舌剑以及围攻。

何况，周作人是用源自中国文化内的文学及哲学传统的美学“反抗国家建设权威话语”（341页）！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诸多前贤一样，今人李泽厚是苏文瑜用来说明周作人乃一个不可多得的思想家的另一重要参照点。

在苏文瑜看来，周作人没有陷入李泽
厚欲罢不能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困境，并真切地认识到中国部分传统已经超越了好坏，从而避免了在中国传统建构上的焦虑。

不仅如此，周作人还首重个人，认为个人“并非以文化/国家为身份首要标记，而是与其他人类一样，共同拥有生物及社会需求”，是“人类生活的核心”（355页）。

在坚信中国文化相对劣等的基础之上，继承清末的国族理论的快速建构、推衍和大行其道的斗争哲学是五四运动及其之后的历史主轴。

发现这一主轴相对忽视个体、并非以人为本的周作人，很快急流勇退、冷眼旁观，并成为另类。

在“另类现代性”的叙述脉络下，苏文瑜对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的勾画，不得不以周作人与兄弟、朋友、同事、党派、军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日本文化之间的口诛笔伐为论据。

这样，在对周著的清理与解读中，苏文瑜无意中勾画出了周作人好斗的“坏脾气”的一面。

诸如，周与梅光迪等学衡派就国粹是非的笔战，与陈独秀等人的宗教自由与非自由之争，与郭沫若、成仿吾、蒋光赤等人之间就“了解别人心情”的批评观和“趣味文学”可否的争执，与陈西滢等就女师大事件的论争及与现代评论社的笔战，与兄长鲁迅的对抗与决裂，与朱自清就“诗言志”的对簿，与林语堂就小品特色的歧见，等等。

一九三四年三月，在以“刚柔兼济”（Iron and Grace）为题写周作人的美文中，温源宁将周喻为在海上乘风破浪、优雅动人的铁甲战舰，别具一格地强调其柔中带刚（the grace of iron）中“刚”的一面。

其中，有这样的断语：“他难得介入各种是非，但是，一旦介入，挡在他道路上的那个人就该倒霉了！他对敌人的打击快而准——只消干净利落地狠狠一击就足够了。

”（Wen Yuan-ning，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5， pp.25-31）显然，苏文瑜的上述钩沉为温当年的这一精辟论断做了翔实的例证。

当然，苏文瑜的研究不仅超越了对学界长期以来普遍忽视的周散见于四野的“杂文”的铺陈罗列，也逾越了温源宁“不够知己”式的剪影素描。

难能可贵的是，苏文瑜挖掘出了周内在的持之以恒的思想基础，画龙点睛地指出：周作人温文尔雅、把茶话桑麻式的“善”斗，源自他“喜欢将差异看成世界的、超凡的、属于全人类而不受限于社经地位”的思想家的美德。

并未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属性，尤其对趣味、本色扬弃的基本取态，使周作人既没有沦为国粹主义，又承认并接受西风的影响，进而在本土文化中完善道德的自我。

这种在中西之间不偏不倚的中庸，使得亲近周作人的友人“也不怎么愿意为其摇旗呐喊”（273页）。

在爬梳《思想界的倾向》、《评自由魂》、《读京华碧血录》、《闭户读书论》和《国荣与国耻》等周作人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散章后，苏文瑜指出了周作人“始终反对国族主义，也很清楚它在国族建构中的位置”的思考路径（320页），以及他一直持有的中国思想会被各种名目的“棒喝主义”禁锢或镇压的隐忧。

文学是周作人“与周遭世界互动时用心培养出的美学领域”，对世界主义的渴望又主导了他的政治取向。

因此，虽然在民族议题上立场强硬，周作人却没有停止对民族主义的质疑，在不断提醒社会大众小心提防的同时，其平淡的美学观和中国文学史理论建构仍然持续地发展。

与“五四”主流的国族建构话语大异其趣，周作人主张国家要建立在包括外来影响在内的多元基础上。

这使得在建构地域时，除“将独特的山水、风俗及社会背景等物质文化划入”之外，周作人还加进了“与之平行的各种共识所交织的关系网”。

在对周作人充分吸收中日欧的诗学、神话学、民俗学等营养，从而完善其“多元文化建构”的历程的爬梳中，苏文瑜在极细微的地方看到了周作人与其兄长的不同，并格外强调这种不同。

鲁迅在日本的主体经验和感受是弱国子民的愤慨、悲情、抗争与绝望的愿景，即鲁迅在其写作中强调的经典景观——“壮硕且健康的身体却令人悲哀地包裹着一颗全无国家意识的心”，这是当时乃至现在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那个年代的“中国的象征”。

与此不同，初到日本踏进东京伏见馆民宿一刹那的周作人感兴趣的是，因帮助处理行李、奉茶而进进出出的十五岁少女乾荣子和服底下若隐若现的那双天然简素的赤脚。

当然，周作人不是完全没有不满。

面对洁净、有理也洒脱的这双赤脚，他以“‘闭塞而令人不悦’的缠足和虚伪心态象征中国”，还将之与故乡绍兴的草鞋、古希腊联想一处，因为对周而言，自然纯洁的身体是一种“非关历史的、普世的文明理想”（92页）。

同样，苏文瑜比较了在对故乡绍兴的抒写中，兄弟俩的大相径庭。

鲁迅追忆中呈现的是悲剧性剥夺，周作人热心呈现的则是阅读之趣以及个体之乐。

《朝花夕拾》将读者带进了鲁迅“不断扩张的童年的想象世界”。

传统教育方式的不能承受之重被鲁迅写得“满是哀伤之情”，及至沿河美景、熙攘市集、可口点心的生活应有之趣皆如飞鸿踏雪，不留一点痕迹。

基础教育与兄长经历大致雷同的周作人对青少年的回忆虽也不乏戚戚然，却多了舒心的童趣。

不但十五岁左右就“略知文言的趣味”，草木虫鱼、神话传说俱全、引人入胜的《酉阳杂俎》还奠定了其大半的杂学基础。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苏文瑜捕捉到了兄弟俩相去甚远的味觉神经。

对儿时故乡的吃食，四十六岁的鲁迅认为这些东西也许哄骗了他一生，而晚年的周作人依旧坦言这些东西哄骗他的程度或者要“差一点”，并言引诱他去追忆过去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更琐屑也更不值钱的绍兴野孩子和大家子弟都恩宠的夜糖和炙糕。

简言之，对苏文瑜而言，这些小而细微的文字无声却明确地宣示着似乎永不聚首的长庚与启明在起点的异途：鲁迅是主流的也快意恩仇的国族主义者，周作人则是旁门的尊重个体为上的人道主义者。

这或者是兄弟俩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无论在同乘乌篷船的儿时，还是在破浪前往东瀛的船头。

终生都在“战斗”的兄弟俩命运迥异。

国族主义者鲁迅生前就被大批爱与恨的人奉为典范，离开人世时身上也披着“民族魂”的战袍，并很快有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牌匾，至今都还意味着显学与庞大的产业。

周作人却死得凄冷，恓惶，仅如一道不入人眼的暗流，涓涓地流着。

虽然殊途歧路，苏文瑜著述却让我们欣喜地看到，兄长鲁迅和弟弟周作人最终还是聚首相向了。

正所谓度尽劫波，相逢一笑！周作人“人的文学”这一基本旨归不但影响到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创作，还在莫言《讲故事的人》这一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铿锵回响。

在对这经典奖项的答谢中，谦逊地称自己仅仅是个讲故事的人的莫言坦言：“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让“个体”从茫茫人海中升华的诗人莫言的文学创作，似乎重新回到了人道主义大于一切的周作人这个起点。

当然，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归。

在经过差不多两百页时间跨度的叙写后的“结语”中，针对王德威对沈从文创作论述的不足，苏文瑜振聋发聩地断言：“如果把‘五四’人道主义拟人化，那就是周作人。

……鲁迅确实是典型的‘五四’知识分子，但这并不代表‘五四’权威论述没有其他选择，唯相信有另一种论述存在，周才能变得可以理解。

也只有在具
备美学及哲学基础的论述中，人道主义才能抽离抽象，进而定义成对特定地方人物的一种关怀。

”（343—344页）
确实，从周作人笔下那位赤脚的乾荣子，到废名《竹林的故事》中清纯、落落大方的三姑娘，到沈从文《边城》中健康、人见人爱的翠翠，及至汪曾祺《受戒》中的清新、大胆的小英子，我们分明感觉到这些女性的本色、活泼与生机，她们是乡土的、感伤的与想象的，但更是独立的与充满希望的。

这迥然有别于近乎呆滞垂死的祥林嫂、如同圆规般难看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抱怨多于恩爱并走回头路的子君，也不同于《骆驼祥子》中男性化的虎妞，丁玲《在医院中》活动不开手脚的陆萍，王安忆《长恨歌》中斩断线性时间链条、始终自醉于呢喃呓语的王琦瑶。

这另一条路下来的阴郁，使人刻骨铭心的是绝望的女性，浓墨重彩的是缺乏独立的女性残缺不全、病态并让人窒息的世界。

这个世界既是鲁迅经典的“铁屋子”意象（《呐喊·自序》）的回声，也是李欧梵深度阐释的那间有形的“铁屋子”的重影。

当然，无法简单地说随着乾荣子一路下来的女性形象是人道的、温婉的、浪漫的、健康的、充满希望的，也无法说祥林嫂身后的女性序列就是国族的、斗争的、现实的、扭曲的、绝望的。

但是，即使不能说前一序列从性别、文类、美学、乡土、独立个体、人道/人本主义的角度撑起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半边天，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形象再现着巨变中国的另一种真实（哪怕是想象的与审美的），其一以贯之言说的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健康与美至少给人以无尽的希望和向往。

无论怎么边缘化“铁屋子”中这些难得的希望与光亮，都无法完全彻底斩断周作人这个源头。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力促了苏著成功但看似平淡的小发现，确实是王德威在评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时过分倚重鲁迅典范意义的大不足。

值得庆幸的是，差不多在逝去一个甲子后，在认知论层面，周作人再次与兄长鲁迅比肩而立，如同百余年前的他与那时还敬爱的兄长一道远赴东洋时，并肩矗立船头，看潮起潮落。

和也好，分也好，这一切都应该缘于周作人的“坏”脾气。

美中不足的是，或者是揪心于周作人对自己“叛徒与隐士”的谶语，或者是有意忘却，苏文瑜对周的分析跳过了其抗战期间枯留北平的日子，对日人木山英雄关注的那个周作人没有多少兴致。

在剑桥苏文瑜那间堆满了书的小屋，窗外是随四季变换的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黄绿叶子，静谧而安稳。

当我有机会于秋冬之交坐在这里，面对窗外三三两两、随心所欲的落叶，品着铁观音，与苏文瑜谈周作人怒发冲冠、将沈启无逐出门墙的事件时，我用了“脾气”（temper）一词。

苏文瑜“文革”尾期在上海教过英语，亦曾在中国港台地区、印度、美国等多地生活，她是从读《自己的园地》、《谈龙集》和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开始亲近周作人并为之费尽数十载心血的，她温和地摇了摇头：“不，是性格（character）！”为何有此差异？这或者不仅仅是炼字用词的问题，而是跨语际交流的宿命：一知半解的错位与歧途。

脾气更国族，性格更人道？
在台版周作人传记中，钱理群越过“是非功过”、“叛徒与隐士”的正传、正史之类春秋笔法的叙述陷阱，首先将周作人视为与芸芸众生一样的凡人，并对其“悲哀”表示理解与敬意（《凡人的悲哀：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台北业强一九九一年版）。

兄弟思想之间的异路，生活上的是非口角，终至恶语相加，眈眈相向，不能同屋而居，反目成为路人，这些于“凡人”，都是
情理之中，自然而然的事情。

巧合的是，苏著中有一个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那里借来，用来归纳、赞美周作人思想的词：“反卓异主义”（Anti-Exceptionalism）。

反卓异主义说的是周作人“不分古今中外，只要符合需求的，都予以采纳”，却反对任何居高临下、气势凌人、斗志昂扬的“优越”的文明、主义、群体和个人，尤其是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其随之而生的霸权、强权（279页）。

对苏文瑜而言，反卓异主义不但成就了时人、后人津津乐道、艳羡不已的周氏“杂学”，还与首重个体的人道主义一起，成为支撑思想家周作人的双腿。

钱理群的“凡人”和苏文瑜的“反卓异主义”指向的都是活生生的俗人周作人，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周作人。

既然大家都试图将其从不堪重负的有着“附逆”污点的“心灵导师”的虚空中拉向大地，那么与跨语际交流中有些错位的不露形色也典雅的“性格”相较，粗俗、天足、乡土与地方的“脾气”似乎更能用来指称身为俗人的思想家周作人，而且更富情趣，更显本色。

其实，本色、童趣的周作人就是“倔”或者说“犟”，且“倔”的程度毫不逊色于兄长鲁迅。

“倔”给兄弟俩同时带来了誉与毁，无论毁誉的起伏比例如何变化、搭配。

鲁迅之“倔”，如浓烈呛人的二锅头，亦如暴风骤雨，终至人亦如投枪匕首，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凌厉决绝。

无论将之喻为螳臂当车，亦不乏天真可爱与童趣的堂吉诃德，还是道渴而死、化为邓林的逐日夸父，都有着充分的合理性。

周作人之“倔”则如余味无穷的绍兴老酒、东瀛清酒，亦如小桥流水，老树枯藤，绵里藏针，终如夕阳西下绕树三匝的寒鸦、昏鸦。

将之喻为迟疑不决、踌躇满志、也让人干着急的哈姆雷特，或自梦蝶化、妻死还鼓盆而歌的逍遥子庄周都有充足的理由。

与古希腊神话中永远向山顶推巨石的西绪弗斯的勇气、执著和韧性多少相关的“倔”，或者是兄弟俩脾气上的根性，这倒是始终强调差异的苏文瑜未曾顾及的。

其实，浮云之喻、小河之象、草木虫鱼、夜糖炙糕，都是圆润、恬淡、躲在苦住庵的明白糊涂人周作人顾左右而言他的神话、仪式和障眼法。

倔脾气的他故意逆水行舟，技艺精湛如浪里白条。

童心十足、玩性十足、调皮捣蛋的他总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忽疾忽缓地搅皱一池春水，让人出乎意外，愤愤然、欣欣然也茫茫然。

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独酌径醉后而作、只传示二三人、以“童痴”自喻的《八十自寿诗》中，云：“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

”这与他和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等诸贤或正或反唱和的“前世出家今在家”的《五十自寿诗》几乎没有不同。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三十年过去了，如东坡居士的竹杖芒鞋，周作人式的闲适、幽默、反讽、自嘲、无奈与洒脱、率性依然一览无余，并未被其早已意识到的以国族主义为根基的斗争哲学冲淡，仍旧在八道湾的寒斋幽然地吃着苦茶，谈狐说鬼，冷对风雨。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六十年代初，当他在给港人鲍耀明的通信中，念念不忘地将沈启无以“十足”的中山狼喻之的同时，又对这位还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早已破门绝交的“逆徒”表示出殷殷的关切之意，以至于向另一晚年知交张铁铮垂询不避。

这不仅让人想起禅意和经历都与周作人相似的“诗佛”王维的两句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但周作人显然不是王维的翻版，他更喜欢的是李贽的童心，公安派的性灵。

让人有
些诧异的是，与汉译本《北京苦住庵记》在大陆被人们纷纷致敬的隆重礼遇不同，苏文瑜这本十多年前就出版并从现代性角度深刻解读周作人的英文专著要寂寥、安然许多。

所幸的是，台版译者之一的陈思齐是苏文瑜的学生，翻译不仅精准，还惜字如金，一如其师。

该书大陆的新译本已经面世，愿青出于蓝，吹皱那池秋水。

（Susan Daruvala，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二零零零；中文译本见《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苏文瑜著，陈思齐、凌曼苹译，台北麦田二零一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