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社会间关系及其四种模式

政党与社会间关系及其四种模式
作者：袁利军
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3年第02期
[摘要]政党是现代政治运行的核心动力。

政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本质上属于社会，政党的生命取决于社会的认可。

从政党与社会力量对比上，可以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分为四种模式：弱社会弱政党，弱社会强政党，弱政党强社会，强社会强政党。

不同的模式反映了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不同历史境遇和任务。

[关键词]政党；社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2-0039-04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如同一部计算机的驱动可以令各政治要件运行起来。

原子化的个体，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但是在政党组织下就可以汇聚成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

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下，既要保证国家不异化成社会的异己力量，又要保证社会不与国家相疏离，代议制是一种重要的制度设计，但是如何让代议制运行起来？如何尽可能多地让广大的公民参与为政府提供合法性的选举？如何将多元的社会利益诉求转化成公共政策？如何让当选的官员能够负起责任？政党一端连着社会，一端连着国家，发挥驱动现代政治的重要功能。

而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也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政党根源于社会
政党本质上属于社会。

在国家和社会两元结构的框架下，人类社会活动方式受两种力量调控，一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强制性的，国家是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组织。

二是非国家权力，即自主调控的范围，习俗、契约、道德是其主要的调控手段，这种调控是非强制的。

前者是国家的领域，后者是社会的领域，后者通常用“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来定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属于社会，“政党是一个全体中的部分，是社会表达要求的管道”[1]。

政党组织对其成员和社会的控制并不具有国家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

国家一旦完全失去社会的控制就会变成一个“怪兽”，为了驾驭这个“怪兽”人们组成团体以保证对国家的控制，这种团体就是政党。

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政党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政党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就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必须既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又要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

国家一旦失去控制会成为一个“怪兽”，政党一旦失去控制同样会成为一个“怪兽”。

希特勒法西斯政党就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怪兽”。

政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适应公民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产生和兴起的。

社会赋予了政党的使命：把公民同政府联结起来的，将公众的意志带到政府系统中去。

“随着参与的扩大，政党出来组织参与，随着政党的发展，它又促进了参与的扩大”。

[2]社会发展催生了政党的发展，在不同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当中又孕育了不同类型的政党。

“政
党作为一个政治事物存在于社会之中，适应社会是其存在的前提和条件。

”[3]政党通过制定政治纲领号召民众，争取民众的信任与拥护。

政党将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纳入自己的纲领中，对选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综合多元愿望，协调和整合各方利益。

在党组织形态上，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政党的组织也从少数名人和精英组成的干部党发展到大众参与型政党。

政党的生命取决于社会的认可。

政党只有尽可能地反映公民的政治意愿和政策选择，只有建立在民众公意的基础上，它才具有作为合法执掌国家权力的依据，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

政党存在的全部理由必须到社会之中去寻找。

政党的目标必须反映社会的目标，政党的利益必须体现社会利益，政党的行为必须受到社会的约束、监督和制约。

二、政党对社会的整合
政党对社会的作用就是政党的社会功能。

在政治发展中，政党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有所改变，但是社会功能仍然是政党功能的关键。

戴维·海因认为，“几乎所有政党似乎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即一方面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由政党对社会施以控制。

”[4]伊斯顿认为，把社会需求表达出来，并把这类需求压缩或凝聚起来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

政党的社会功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合社会。

整合即“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使各个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集合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

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

”[5]社会的构成是极其复杂多元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不同的个体，都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

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发育出功能强大的社会整合工具，从而把多元的社会利益集中起来、表达出来，并汇聚转化成为国家意志。

现代政党以其对社会各个部分各个层面的深度渗透，既满足社会各利益群体及公民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社会的整合需要，又具有一种制度化的力量，能将社会各利益主体的诉求进行筛选、汇聚和提炼。

这样，“社会在党的组织和整合下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种整合与国家对社会的整合最大的不同在于，政党不是通过规范和制度对社会进行机械性的组织和整合，而是通过信念、信仰和政治影响力对社会进行有机性的深度组织和整合。

”[6]
政党整合社会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两个子功能来实现的。

政党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群体和集团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称为利益表达。

这种表达不是一般的民怨传达和信息传递，是把人民的意见组织起来，变成公共政策的基本制度。

利益表达是社会整合的前提或基础，没有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充分表达，就不会有社会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政党利益表达，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组织化和政治化。

组织化，即政党可以把社会层面的利益诉求加以整合并通过政党的组织管道予以表达。

来自社会层面的个别的利益诉求，如公民个人甚至个别群体的利益诉求，因其声音微弱，很可能为政府所忽略。

政党以其组织化的优势，将其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表达出来，受到公众和政府重视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政治化，即政党的利益表达总是以影响政治过程为目标，所以政党的利益表达与一般的社会舆论不同，舆论对政
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政党的利益表达是直接的，通过直接影响“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满足特定的利益诉求。

政党的利益聚合功能是指将其所代表群体的利益加以汇聚，并转化为党的政策主张的过程。

社会利益诉求是多种多样的，且有不同的轻重缓急，仅仅将社会利益表达出来，远远不足以影响政治过程。

要影响政治过程，政党必须有明确的政策主张。

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明确的政策主张是赢得选民支持的重要条件。

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明确的政策主张同样是获得人民支持和拥护的重要条件。

政党要进行利益聚合，必须与其所代表的群体有充分的沟通、讨论甚至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这个过程既是政党内部的整合也是社会整合的过程。

三、政党领导社会
如果说政党整合社会的功能侧重在政党对社会作出反应的话，政党领导社会的功能更侧重政党对社会的能动作用。

一个政党总是要按照本党的纲领对社会实行引领，而社会在党的组织和整合下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功能称为领导社会的功能。

任何一个政党总是在以某种方式引领社会，它可以分为两种：控制与领导。

控制以强制为保证，领导以权威为保证。

强制必须有暴力作后盾，权威则是源于因信赖产生的自愿的服从。

[7]国家是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机构，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国家是唯一可以运用强制力对社会实行控制的机构。

政党只能运用权威对社会实行领导。

政党获取执政地位后，作为执政党拥有了国家强制力的使用权，很容易将强制力运用于政党活动的领域，尤其是在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从而导致政治系统功能紊乱。

所以，政党运用其权威对社会实行领导，应该成为现代政党政治的底线。

政党领导社会的功能，主要应该通过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通过信念、信仰和政治影响力对社会进行有机性的深度组织和整合”，“这种整合直接构成党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社会基础。

这种社会基础对实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保障了党的政治领导地位，从而也保障了党的执政基础。

”[8]其中领导力通过其党员在政权机构的执政，通过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教化来实现。

换句话说，政党领导社会的功能主要经由政治教育、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三个子功能来实现。

政治教育表现为以意识形态为标志的一整套政党性质、信仰和思想价值体系。

达尔认为：“政治体系中的领袖通常维护一套多少持续和统一的信条，这些信条有助于说明和证实他们在体系中进行领导的合理性。

一套这种类型的信条常常被称作一种意识形态”。

[9]一个政党总是有其意识形态作基础。

一个政党要想得到广大党员和所依靠群众的拥护，必须为其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这正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

一个政党意识形态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必须与时俱进，保持足够的弹性，否则政党就会变成意识形态的囚徒。

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就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政党的教育功能和政治动员的功能将得以实现。

“政党既要通过一定的意识形态把被代表者的利益、愿望、要求反映出来，也要给人们的思想、价值以健康的导向，政党把它所代表的那些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的思想概括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反过来还要用这一套思想体系去教育人们，启发他们的觉悟，促进他们的共识。

”[10]意识
形态是政党领导社会的重要工具，它确立了政党价值体系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政治录用，即向公共权力部门输送人员的过程。

政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政党一方面是发现、培养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是组织、参与和影响各级各类的政治推荐和选举，争取使本党推举的候选人当选国家政权机关的公职人员，通过组织体系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政权的运转方向与本党的价值取向相一致。

政治录用是政党领导社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对执政党而言。

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政党，意味着有更多的政治资源把本党的纲领和主张变成国家的法律并通过执行过程将其贯彻到社会管理当中，从而对社会发挥更为直接更为持续更为有效的影响。

在政党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政党录用功能能否正常发挥关系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发展方向，也关系到政党自身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

政治社会化，即社会成员获得政治角色认同的过程。

一个政治体系要有效的运行，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要求其所扮演角色的认同。

“政治社会化是人们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

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参与技能的获得，都离不开政治教育和政治实践。

政党既是政治教育的重要机构，又是政治实践的平台。

现代政治和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们总是通过政党与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关联。

政党为了取得并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总是要宣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总是要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更广大公民的拥护和支持。

这个过程，政治学也称之为政治动员，即动员社会支持本党的纲领和主张。

政治动员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政治智慧，改变了政治态度，提高了政治技能。

政党在担当政府与公众桥梁的过程中，不仅推动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扩大和提升了人民政治参与水平，同时，也在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

四、政党与社会间关系的四种模式
社会决定政党，政党领导和整合社会，社会与政党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当中。

由于一国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政党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也不同，因而形成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

从政党与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角度，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模式：弱社会弱政党，弱社会强政党，弱政党强社会，强社会强政党四种模式。

1.弱社会弱政党模式。

社会与政党的力量都弱小。

社会组织发育不良，自我调节能力不强，社会生活对政治生活影响力弱。

政党力量弱小，对社会影响方式单一手段少，组织的渗透力不强，对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作用都有限。

这种关系模式常常发生在两种政治形态下：（1）君主或军人政权控制国家，利维坦式的国家政权，政党和社会都没有生存空间。

（2）国家政权和社会都处于低度发育状态，或解体状态。

如后发现代国家，传统权威开始解体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还没有发育的阶段，经常表现为这种关系模式。

2.弱社会强政党。

社会组织发育不良，自我调节能力不强，社会力量对政治生活影响力弱。

但是政党的力量强大，政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轴心，对社会和国家政权渗透力很强，甚至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控制，形成以政党为轴心的“总体性社会”。

这种关系模式一般都表现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开始起步的阶段。

如果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为一个波谷地带的话，弱社会弱政党常发生在传统社会波幅的尾端，弱社会强政党则发生于现代社会的波幅的前端。

3.强社会弱政党。

社会组织发育良好，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强，社会力量对政治生活约束和控制力强。

政党力量弱小，对社会影响方式单一手段少，组织的渗透力不强，对国家和社会两方面作用都有限。

这种模式出现在有民主的文化传统而没有专制的历史经历的国家和社会当中。

美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

美国的开国者，带有新教徒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他们对任何外在的控制有一种天生的戒备心理，在一个全新的国家里又没有历史的负担，现代化过程中也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阶段分化和对抗，因而培育出了极具美国特色的强社会弱政党模式。

4.强政党强社会。

社会组织发育良好，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强，社会力量对政治生活约束和控制力强。

同时，政党的力量也强大，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渗透力都强。

这种模式出现在具有长期市民社会发育历史，又经历过激烈阶级冲突和对立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

这种国家政党出现的历史比较长，政党的组织发育比较健全，政党对党员和基层组织的约束力都比较强，政党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主要载体。

但是由于市民社会的长期发育对政党具有较强的控制和制衡能力，政党不可能强大到挤压社会生存空间的程度，因而出现政党与社会双强的模式。

五、结语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后发国家普遍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全面瓦解与崩溃的整体性危机，政党不仅履行着一种聚集和表达不同利益机制的民主政治功能，也承担着国家建设、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

原生现代化国家的政党促使了国家从非民主形态向民主形态的转型，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则成了拯救国家危亡的唯一且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以党建国，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启动阶段的共同特征。

组织化的政党使社会能量得以聚合，汇成国家重建的巨大力量，一大批落后的传统国家在政党的引领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国”源自“党”，建国靠党，治国同样得靠党。

后发现代化国家普遍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及基础构件，缺乏有力且高效率的政治组织和机构，政党在这类国家充当的不仅仅是驱动系统，同样得充当应用系统。

对于通过革命领导民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政党自然成为建立新政治制度和组织社会生活的领导者。

面对“旧的政治体系不复存在，新的政治体系有待设计的情势之下，革命政党对社会实行一体化的领导，过去由政府承担的诸多功能一般转由政党承担，政党通过对政府的直接领导或一体化活动达到重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加快国家建设的目的。

”[11]所以，运用政党的体系架构充任国家的体系架构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通行做法。

除此原因，后发现代化国家同样普遍缺乏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自组织整合的能力很弱，所以运用政党的架构充任社会组织的架构也是成本最低的社会整合手段。

党通过政府系
统向国家和社会全面渗透，承担了大量在原生现代化国家中由国家和社会担当的角色，党成了全能主义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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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