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叙事的魅力——读《云南记》

诗歌叙事的魅力——读《云南记》
作者：马金艳
来源：《语文学刊》 2014年第8期
马金艳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丽江674100）
［摘要］《云南记》是雷平阳云南特色的“地域性写作”的又一文本。

他从书写诗人个体孤独入手，刻画个体在云南山水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尤其凸显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消费文明体现出的无力和溃败。

诗人把对个体命运、乡村命运的思考融入诗歌创作中去，通过诗歌写作完成对故乡的叩拜，表现出诗人的触觉与担当。

［关键词］云南写作；边地；地域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4）08-0064-02
［作者简介］马金艳，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如果没有打开雷平阳的《云南记》，我一定会认为这是一本短篇小说；打开浏览毕，我才发现是诗歌，尤其文本的叙事诗是最有华彩的部分。

他延续了《雷平阳诗选》、《我的云南血统》、《云南黄昏的秩序》的“云南写作”的特征，建构了“地域性写作”的个人风格。

在本书中，诗人的足迹踏遍云岭大地，由书写个体的孤独入手，记录自己寄身其间的游历，描绘最后回归滇东北故里，完成一次心灵的历练和打磨。

首先，诗人在《云南记》中用多首叙事诗歌书写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孤独。

诗人的孤独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因为孤独才能更诗性地看待世界；因为孤独，才能更为敏感地体验世界。

正如他自己所言，“还有什么文体比诗歌的叙事更古老，更有力量？还有什么文本比诗歌所提供的自由和想象，更辽阔，更有持续性？还有什么人比诗人更无法模拟，更孤独，更空灵？”［1］诗人在卷一中这样刻画自己的孤独。

在孤鹤亭
在哪儿，你都是一个人
你的自闭症，一种软暴力
赶走了身边的一切，只留下
一颗铁针落地的声音。

爱过那么多人
做过那么多事，霸道，尖锐
……
但当你读到
“孤鹤”，若有所悟，又说不准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命令你
向后转，却又怎么也转不过身来
像颗铁针，一直存在于刀刃里。

［2］8
诗人的孤独源自性格本身，所以诗人用了自闭症、软暴力这两个现代性极强的词汇说明孤独的原发性；意象群——鞭炮铺和冷冻厂的冷清，旧的长亭和短亭、高塔和密室的闲置，太阳和月亮的规律性运转，村庄与城市的对立，火车和旅馆的动荡和不安，白象似的群山隐射海明威“硬汉”式的孤独，这一意象群加深诗人“孤独”内核，只是一根小小的“铁针”，落地无声而有着刀刃的锋芒，不肯苟同于世人，不肯泯然于世间！
虽然诗人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但却不平静，时时刻刻都有着纷扰与战争。

如：《两个人的战争》［2］30：
一个蹲在棉花地里磨刀的人
一个手握闪电，在云朵里伺机跳出的人
他们不是一个人，是实实在在的两个
不是对应，亦非投影。

不是
苍茫的空中战场上，决一死战的对手
……很多年了
我在世上追赶飞行的弹头
弹壳，却装满了我虚弱的身体。

“棉花地”和“云朵里”是相对的空间概念，前者无限接近大地，真实而残忍；后者贴近云端，缥缈而高远。

当二者相遇，诗人便很难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游刃有余，他更像“一分为二的子爵”（准确地说，是“一分为二的外省青年”，死后无法缝合的身躯就是一个无言的隐喻）。

当他在现实生活和艺术追求中游走，不可避免地让“弹壳，却装满了我虚弱的身体”。

怎样继续前行，这是一个问题？作为“一颗铁针”，作为“虚弱的我”，不可就此折弯或者就此倒下，生命必须承受重负。

这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答案，于是有了《惠民乡日记》［2］47：
从今以后，我必须写一些
温暖的文字，给自己信心，给冬天
多燃几个火炉。

未来不可猜度
但我必须鼓足勇气，把一生
完整地过完。

……
有一个家，它依附于我
像扛一本石头的经书，我必须
扛着它。

……。

作为父亲，他一定深切体会到家庭责任的沉重；作为抒情诗人，他又必须面对各种“生
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在《南方都市报》记者对他的访谈中，他说到“更多的时候，我得为生
计奔波。

上班，写专栏。

作为儿子、父亲和丈夫，以及作为弟弟和哥哥，甚至作为我那些乡下
亲戚唯一信赖的人，我找不到任何一个避开的理由和办法，只能全力以赴地去解决诸多可以解
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我通过他们的苦难，历练着自己的文字和心灵，而他们，也通过我的文字，向尽可能多的人们讲述着自己的命运。

这不是刻意或带着某种使命的写作，它就是我的生
活本身”［3］。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图景——一个肉身与精神分裂的时代。

虽然步履沉重，但仍需负重前行，作为诗人，只有通过诗行来温暖身心——“写一些温暖的文字，给自己信心”。

其次，在行动上，他“ 常常寄身于滇南山中”，《云南记》中较多的篇章在书写云南的山和水。

这也是凸显“云南写作”的重要特征，因此也成为“地域性写作”的标签。

云南大量的
民风民俗和历史故事构成了诗人叙事诗内容，在诗人用细腻率真的笔触丈量云南边地的过程中，记录边地百姓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发掘边地的旧闻和轶事，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秘闻轶
事成为诗人创作的素材。

诗歌《山中赶路记》写到香堂人、克木人、傣族人、基诺人、布朗人、拉祜人、爱伲人的赶路细节，与急切的汉人的我形成鲜明对比，展示出迥异的民族性格。

《猎
虎记》描绘拉祜人猎虎的想象。

《提问》写出了倚邦山民众的泛神论信仰。

《在丘北》描绘普
者黑的曼妙与涟漪。

如描写边地人民的信仰生活——《箧中词》［2］200：
……
有一次途径小黑江，我曾看见一群
猎虎的拉祜族兄弟。

他们围着一个
类似的小木箱，祭天，喝酒
人人都喝多了，便把它打开
用不着惊诧，里面除了一滩
暗淡了的血迹，的确什么也没有
刀子是多么平常的物件啊，市场上牛贩子用它来解牛，直接导向躯体的死亡；在傣族佛爷
的手里，用它来做牺牲，送灵魂上路；作为猎虎的民族的后裔，拉祜族兄弟以一滩暗淡的血迹
来凭吊祖先，无需猎枪与长刀，可见信仰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与《穷人啃骨头舞》中起舞的傈
僳族兄弟一样，真正的信仰来源于灵魂并超越死亡。

这写出了边地百姓的生活与信仰，这就是
自由自在的原生态生活，这就是云南的民族文化底蕴的体现。

最后，部分诗作描绘了工业文明与消费文明对边地生活的冲击。

这是时代赋予诗人的责任，这是作者对经济发展伦理观体现。

真正的诗人是与大地融为一体的。

云南被称为“秘境”，其
背后的潜台词是经济落后的客观现实。

发展经济和保护民族文化永远存在对抗，诗人以高度的
责任感记录发生的事件，怒斥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行径。

代表的篇章之一《大江东去帖》——［2］115：
……
十四
又是一群矿业公司的雇佣兵。

他们
夜宿文庙，刚刚掏空了圣人的塑身，并填之
荆棘和土。

……
十五
有一场危机，借此蔓延。

矿洞里
也一再上演活埋的悲剧。

瘟疫、地震、火灾
……犹如莲花次第开放，握在手心的
仅有的一点点悲慈，
……
诗人已经看到了云南大地的秀美，也看到了农业文明在面对工业文明和消费时代的无力和
溃败，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感。

大江依然东逝，壮美的山河却正在被庞大的机器所
吞噬，工业文明膨胀的现实图景在一介书生眼里只能化为笔端激昂的文字。

诗人的野心和每一
位诗人的野心一样，都试图建立自我的乌托邦话语。

个人即使渺小卑微，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把少数民族村庄、奇特民俗、阳光和月亮、河流、汗水等意象融进自己的写作，成为“地域性”写作的一部分。

这些事物之于诗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栖息地，而是他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

八十年代的新乡土诗歌诗人自愿放弃了家园，流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对不是自己家园的家
园的山山水水倾注自己的热情。

与前者比起来，雷平阳的叙事抒情一直没有放弃家园，一直在
回望滇东北故园。

如他自己所言，“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
亮的品质。

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的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
身于乡愁。

”［1］在描写乡村田园时与危机的意识并存；它已由叶赛宁式的乡村抒情转向了
现代意义上的思与诗，它融合了生命的苦痛、对贫乏的意识和一种信仰冲动。

诗人逾越了对乡
村诗意的表面化的迷恋，对贫穷和愚昧笼罩下的生活真实作记录和思考。

代表诗作之一《祭父帖》［2］266：
……
阶级说成级别，斗争说成打架
一副落水狗的样子，知道自己不够格，配不上
却找了一根结实的绳索，叫我们把他绑起来
爬上饭桌，接受历史的审判。

他的妻儿觉得好笑
叫他下来，野菜熟了，土豆就要冰冷
他赖在上面，命令我们用污水泼他
朝他脸上吐痰……
……他又一次
找了根绳索，把自己升起来，挂在屋檐
一个还没有嚼完黄连的人，想逃往天堂
谁会同意呢？……
村庄集回顾了家乡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父亲形象；祭父帖升华了诗人对父亲的眷念与感伤，父亲是故乡具象化的表征，诗人在想念父亲也就是在完成对故乡的叩拜。

因为有苦难，所以步
履沉重；因为有爱，所以难以摒弃。

诗人记录了村庄的昨天与今天，把爱和恨都渗入诗行，把《云南记》的高潮定格在对父亲的追忆里。

诗人的创作建构了个人写作风格的同时，也凸显了自己“云南写作”的特征。

对于云南大
地上的儿女，对大地母亲的歌唱绝不会成为千古绝唱，河流、山峦、红土地……都是无数诗人
笔下生生不息的源泉。

民族与地域的时代性变迁，深处其中的个体当然无法阻挡它的碾压与烙刻，感受、记忆与改造是个体可以承担的微薄历史责任。

诗人雷平阳作出了这样的表率，这是
难能可贵的行为。

鼓励和支持这种精神力量的前行是当下的泯泯众生应该提倡的，这是人文主
义者们为重拾人文情怀而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尽管这种追求在物质和金钱面前不堪一击，但
我们仍然坚信，诗歌是不可遗忘的！
【参考文献】
［1］雷平阳.《雷平阳诗选》封底［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2］雷平阳.云南记［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3］南方都市报［N］.2007-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