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战略轰炸指导思想的演变

第26卷　第1期2021年2月25日
V ol. 26　No. 1Feb. 25，2021
Journal of Hebei Radio & TV University
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战略轰炸指导思想的演变
石非凡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摘　要：美军战略轰炸理论启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二战”结束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一战”后美军对盟友及自身的轰炸效果与经验进行总结，认为无差别轰炸并非有效手段，应对战争工业、铁路线和野战部队进行精准轰炸。

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的军官们继承并发展了前一阶段的经验，认为对交通、工厂、能源和原材料进行精准轰炸，既可以有效打击敌人，又避免了道德谴责，这一理论通过高级军官形成了美军既定战略。

第三阶段为实践阶段，在“二战”中，迫于速胜的压力，美军对此有了偏离，产生了大规模杀伤平民的行为。

关键词：一战；二战；战略轰炸；战略目标；平民伤亡
中图分类号：K 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9X （2021）01-0090-06
收稿日期：2020-11-11
作者简介：石非凡（1996-），男，河北威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近现代德国史研究。

“二战”
中美军的战略轰炸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效果、影响、具体的轰炸策略和战例。

国内学者对战略轰炸指导思想的形成及演变等问题尚未给予关注，包括思想的背景、起源、限制和演变。

绕开指导思想去做战略轰炸的具体研究，容易使研究成果变成“无根之水”。

鉴于此，有必要对“二战”结束前美国战略轰炸的指导思想的起源和演变进行梳理，由此可以揭示战略轰炸行为背后的原因。

一、“一战”经验的总结
相较欧洲大国，美国空军起步较晚。

1917年
4月美国对德宣战前，美国的全部空中力量只有
一个飞行中队，包括16名军官、77名士兵和8架
飞行器。

[1]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空中力量
急剧膨胀，同时也使军方认识到轰炸作战的重要性。

因此，大战结束后，美军地面调查小组立即前往德国西部，对轰炸造成的影响和效力进行评估，旨在观察对敌战争工业实施轰炸的有效性，以及轰炸后对其工业造成的连锁反应。

首先，调查注意到了轰炸的间接影响。

报告
指出：敌人由于在防空洞内的时间长，士气低落和睡眠不足造成了生产损失；防空洞、防空火炮和战斗机等提高了防御成本；将资源转移到防守
目的而造成进攻资源缺失。

[2]其次，对英国空军的
战斗总结进行了批判，认为仅仅通过连续的突袭摧毁那些对维持德国战斗力至关重要的工业，无法足够影响敌人的士气，也无法削弱敌人在战场上的战斗力。

而通过轰炸工厂间接达到效果则是
意义重大的。

[3]总之，该调查得出两个最重要的结
论：倡导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性轰炸；士气轰炸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这些思想在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ACTS ）训练课程、空战计划小组计划1（AWPD/1）及其后续计划——空战计划小组计划42（AWPD/42）的制定，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突显出来。

美国政府始终反对针对敌后目标的狂轰滥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说过：“我不希望美国空军加入某种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滥于轰炸敌方国家的工业、商业或人口，与为这种军事行动服务的显而易见的
需要脱离了联系。

”
[4]威尔逊的战争秘书牛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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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Newton D. Baker）在1918年坚持要求美国不得参加对工业、商业或平民的“滥炸”。

这一思想始终牵绊了美国空中力量和战略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精准轰炸理论。

1918年12月，埃德加·S.戈雷尔上校（Edgar S.Gorrell）就一战期间美国在欧洲的空中活动编写了最终报告，突出了针对重点工业目标进行轰炸，以“摧毁德国的制造中心”[5][（P15）。

即通过轰炸工厂可直接削减敌方物资产量，向商业中心和通讯线路投掷炸弹可切断野战部队的物资供应，以期降低工人和士兵的士气。

同时，调查也注意到，敌后无差别轰炸虽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但这并非有效手段。

提出轰炸的最重要目标应是战争工业、铁路线和野战部队。

总之，以有限的炸弹造成无限的士气影响，进而影响物资生产和战斗力，是战后报告的核心思想。

其中已经孕育了精准轰炸战略的胚胎。

戈雷尔的报告进入ACTS图书馆，无疑影响了在两次大战之间制定精确轰炸学说的军官。

二、20世纪30年代军事理论家对经验的发展
戈雷尔的报告影响了制定精确轰炸学说的军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空中力量倡导者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

其采纳了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一些想法，将城市视为有吸引力的目标。

早在美国参战以后，米切尔就根据当时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建议美国组建独立的“战术航空兵”和“战略航空兵”对敌人后方的战略目标进行轰炸。

战后进一步要求建立美国空军，且应占据军事力量的半壁江山。

[6]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米切尔的轰炸理论日趋极端，甚至支持恐怖炸弹袭击，越来越与主流观点脱节。

[7]终于，米切尔从军中辞职，但其学术思想通过ACTS 传授给了航空兵的广大军官。

20世纪30年代，尽管官方仍然只重视空军与海军，但ACTS的一小部分军官却在建立自己的战略轰炸学说——精确攻击特定工业体系目标，以摧毁敌国发动战争的能力。

卡尔·斯帕茨（Carl S p a a t z）和弗兰克·安德鲁斯（F r a n k A n d r e w s）等新兴航空兵领导人，以及教官劳伦斯·库特（Laurence Kuter）、乔治·肯尼（George Kenney）、肯尼斯·沃克（Kenneth Walker）和海伍德·汉塞尔（Haywood Hansell），都为新思想的建立提供支持并做出了贡献。

当时面对的阻力在于：轰炸必然导致平民伤亡，“这种行动只会给国家带来其他文明世界的激烈不满，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的”。

[8]（P516）陆军和海军军官以及国会议员不断攻击战略轰炸的做法，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国际法。

军官们针对轰炸造成平民伤亡的道德和法律谴责，提出袭击工厂而不是妇女和儿童的精准轰炸学说，为空军轰炸开辟了一种新途径。

此外，技术的进步使该学说得以实现，随着诺登和斯佩里炸弹瞄准镜以及B-17飞机的发展，白天的精确轰炸越来越受到重视。

道德、法律、文化、技术、战略和战术原因共同构成了1930年代精确轰炸工业目标的理论。

这些人后来参与策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空中作战，使得这一思想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同时，空军部门的长官唐纳德·威尔逊（Donald Wilson）在1933年观察到，整个铁路系统的运转可能会因为轰炸造成的破坏而停止。

然后，威尔逊观察美国工业和社会结构并寻找其脆弱性，认为这些脆弱性也会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威尔逊于1934年离开ACTS时，空中战术与战略部（Department of Air Tactics and Strategy）的两名机长哈罗德·乔治和鲍勃·韦伯斯特扩大了对他的调查。

在对美国运输网络、电力系统和工厂进行的详细分析中，发现关键目标的数量相对较少，容易受到精确轰炸。

在研究了纽约之后，他们估计，在其交通、水和电气系统中仅破坏17个目标将使这座城市无法居住。

他们还得出结论：“如果进行非常精确的轰炸，就可以在不造成重大破坏或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工作。

”[9]
1934年，ACTS的案文详细描述了攻击“社会领域”的内容，指出：“城市人口众多和生活水平高，扩大了混乱的可能范围，并加大了空军用来打击士气的杠杆作用。

”“很幸运，空军可以采用更理想、更有效的方法……这需要仔细选择某些物质目标”，例如食品和电力供应。

他们认为复杂的城市功能网既支持平民人口，又支持军用武器，在战时，当敌人紧张地向双方供应武器时，将有选择地轰炸该网最重要的要点——交通、工厂、能源和原材料——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影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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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循环的和累积的，破坏民用经济会降低平民士气，士气低落的工人和遭受破坏的工厂将无法生产战争工具，武装部队将瓦解，进一步削弱国家抵抗的意愿。

该文本反映了向精确轰炸具体化的迈进，但仍预见了对平民的攻击。

1935年案文的作者认识到，对某些目标系统的攻击会降低容量和能力，同时会认识到空袭对现代社会所隐含的冲击作用。

到1939年，ACTS的课程计划直言不讳地指出：“直接攻击平民……由于人道主义考虑，被拒绝作为空中目标。

”①
军事战略的制定离不开对现实案例的分析，A C T S的理论家们对中日战争和西班牙内战的经验进行考察，认为飞机“在追击中非常有效，在发现火炮中也很有用，在将步兵赶出防御阵地方面很有帮助但不是决定性的”。

[10]对轰炸城市的案例进行了详细考察，结论支持了ACTS不断发展的新学说。

“日本飞机错误轰炸政策”引起了上海人民的反对，并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对抗日本。

一份给学生的讲义说：“恐惧使他们团结起来，这是和平时期的宣传做不到的。

”轰炸广州的主要结果是“将华南群众的冷漠变成了对日本人的强烈仇恨”。

战争的主要教训是：“日本在拥挤的城市空袭炸毁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财产，并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但因此获得的军事利益很少或没有。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反应与期望的打破国家战斗意愿、破坏国民党政府支持的结果恰好相反。

”西班牙内战的讲义得出类似结论，尽管轰炸在破坏未受训练的士兵士气方面非常有效，但“似乎并没有使平民士气低落，反而使他们增强了抵抗的决心，并使领导人有必要进行合作以击退攻击者”。

到1939年，陆军战争学院（A r m y W a r College）等更高级别的军事学校已经在教导美国高级领导人：对不设防的平民进行空袭，这种战术是“在训练有素的士兵眼中的屠杀”并标志着“国家之间的道德混乱状态”。

[11]此外，轰炸城市需要太多的空中资源，即使有空袭资源，结果也不确定。

通信（运输和信号设施）和工业装置是战
略空中力量的最佳目标。

次年，在战争学院进行的一项关于“城市、城镇和乡村作为轰炸目标的可取性”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历史证据表明对城市、城镇和乡村进行空袭一直是富有成效的。

”它建议仅对这些目标进行轰炸：“如果目标包含军事或政治上明确的目标，则这些目标的破坏将产生决定性的军事结果。

”
到1941年，使用空中力量理论的主要人员，身份已经由ACTS讲师变为华盛顿的职员。

乔治上校组成了自己的工作队，肯尼斯·沃克中校、劳伦斯·库特少校和小海伍德·汉塞尔少校，他们都为在ACTS上发展精确炸弹学说做出了贡献，集中体现在美国政府针对潜在敌人——德国的AWPD/1空中轰炸计划。

计划用于摧毁“对德国战争至关重要的目标系统”，主要是电力、交通和石油工业。

主要手段是用空中力量“破坏德国的工业和经济结构”。

但是，此时的计划有了一定的妥协。

尽管该计划承认轰炸城市的弊端，但它确实预见到，当德国士气开始破裂时，对平民集中地区的轰炸可能会作为最后的打击。

“如果显然存在适当的心理条件，则整个轰炸努力都可以用于此目的。

”如罗纳德·谢弗（Ronald Schaffer）所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空军计划人员被要求制定一项实际计划，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潜在敌人作战。

他们提出的计划不仅包括分解国家经济结构的方法，而且，在改用米切尔和杜黑的方法时，建议在特定条件发生时直接袭击平民。

”[12]（P32）
经过审查，并与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和战争部长亨利·斯廷森（Henry L. Stimson）进行讨论，AWPD/1被接受为对总统任务的总体答复的一部分。

未来所有的空中计划都将以AWPD/1为基础。

基于精确轰炸学说的战略空中进攻已被写入官方政策。

三、“二战”中美军战略轰炸理论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对于大规模轰炸问题有了转向。

不同于
①　来源于Air Corps Tactical School （ACTS）， Air Force，1 December 1935， para. 28， File 248.101-1，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AFHRA），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FB）， Alabama.的一门课程以及“Conference on Air Operations against National Structures，”11 April 1939，14， File 248.2020A-25， AFHRA ， Maxwell AFB， AL的课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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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对内、外的反对态度，虽然罗斯福总统强烈抗议日本对重庆的持续空袭，且苏联在1939年对芬兰的袭击中轰炸赫尔辛基和其他城市时，重申了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采取的立场。

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空军计划人员被要求制定一项实际计划，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潜在敌人作战。

他们提出的计划建议在特定条件发生时直接袭击平民。

罗斯福总统表达的美国政府政策并没有绝对禁止轰炸敌人的城市和平民，也没有保证美国不会加入世界大国之间已经在进行的道德和军事革命。

[12]（P33-34）在此情况下，美国陆军航空队可以无阻碍地施行自己之前制定的轰炸战略，追求精确轰炸在二战期间仍然是主要目标。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都认为皇家空军（RAF）和美国陆军航空队（AAF）的做法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欧洲战场。

尽管英军奉行不加选择地轰炸区域政策是他们唯一的现实选择，但美国人却对日间空袭精心选择了军事和工业目标，这些目标均以“战略判断和道德”加以正当化。

[8]（P354-458）皇家空军的目标是意志，而陆军航空队的目标是破坏。

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确实宣布了对关键工业或军事目标进行精确攻击的政策，避免了对人口中心不加选择的攻击，将美国的政策与德国、英国和日本的政策区分开来。

后三者的所有政策都是在战争期间对敌人的城市进行有意的恐怖袭击。

美国飞行员将平民伤亡视为投掷炸弹对军事或工业目标的无意和令人遗憾的副作用；相比之下，英国皇家空军摧毁城市本身，杀死或使居民流离失所的战役则是一项蓄意的战略。

[13]与“二战”中他国空军的轰炸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美国空袭的意图始终是实现最精确和有效的轰炸，尽可能摧毁敌人的能力，以尽快结束战争。

战时轰炸精度的提高以及最终对德国经济的影响表明，这一目标是现实的。

至少在欧洲，作战记录表明，按照精确的理论避免非战斗人员的伤亡仍然是美国轰炸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德国以外的地区。

[5]（P85）
在欧洲，美军越来越多地对运输目标发起了攻击。

此类行动通过限制增援物资的供应，给已经因目标破坏而沉重的运输系统增加负担，并协助利用战场中增加的空中攻击来协助地面前进。

用来进行非视觉轰炸的雷达也可以通过阴天来识别大型运输目标，使美国轰炸机在德国冬季天气中能够显著提高其任务，但也导致人们接受了不太准确的轰炸结果。

精确学说认识到运输目标的有效性是削弱敌人经济的一种手段，但是对城市集散地的袭击却必然会增加非战斗人员伤亡人数。

在战争实践中，指挥官的主要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资源利用和最少的伤亡赢得战争。

任务要求通常会阻止道德感，精准轰炸中的道德成分逐渐减少。

并且，不断变化的条件影响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和效能，确实导致了陆军航空队在1945年之前接受敌方平民更大的危险。

在太平洋，朝全面战争的方向发展得更远。

战略空战以工厂和军事设施为目标，但常规的精确战术似乎行不通。

为了破坏这些目标，美军对城镇地区发动了燃烧性袭击，这些袭击势必会杀死数千平民。

一旦美军确信精确的策略不再有效，仅靠道德就不足以阻止东京的轰炸。

太平洋的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的预估成本令人震惊。

同时，强大的美国工业产出了庞大的轰炸机机队，尽管天气恶劣，但这些轰炸机不能闲置。

利用和扩大轰炸平民的心理影响的诱惑也将难以抗拒，甚至是那些最热衷于精确学说或在道德上反对轰炸平民的飞行员，都期望经济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破坏对敌方平民的士气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至少在欧洲战区，陆军航空队领导人不愿意通过故意杀害妇女和儿童或烧毁自己的房屋来实现同一目标。

但是，一旦发起了一场燃烧弹袭击，就有更多的大火袭击日本其他地区。

太平洋战区的军事条件和对敌人的看法都不同，命令和控制也宽松得多。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方历史，“太平洋战区在两个主要司令部（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划分使战争问题复杂化，无疑降低了战争的战斗效率”。

[14]海军奉行相互竞争的战略，而美国空军则进行了本质上独立的战役。

与欧洲战区最重要的区别是，在太平洋地区，发起燃烧弹轰炸运动的空中指挥官并未参与战略轰炸学说的发展。

一旦李梅决定将烧毁日本城市作为解决他的操作问题的办法，这种做法就被华盛顿和该地区的领导人接受，下一步是逐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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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总体战。

针对日本的轰炸，从1944年对军事和工业目标实施精确轰炸，演变为采用燃烧弹不加选择轰炸城市的政策，最后发展为投掷原子弹。

美军的轰炸越来越为战略服务。

使用一切可能会导致最终胜利的手段，是决定最终使用原子弹的关键。

自1945年以来，相关的美国人开始关注使用原子弹作为“最高道德选择时刻”的决定。

整个轰炸行动是“缓慢增长的大型恐惧、沉思的假设和渐进式的决定”的产物。

[15]
对于更高层的空军指挥官来说，他们既要达成空中力量的胜利，又要保全自己士兵的安全。

在欧洲登陆行动成功和入侵日本之后，通过技术解决方案或通过一次单独的行动以产生致命打击来实现战争胜利的诱惑变得尤为强烈。

①即使是对那些帮助发展精确轰炸学说的军官而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其应用也发生了变化。

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他的回忆录《战争时光》中称，“精确轰炸变成了轰炸机人员一种带有黑色幽默感的可笑的矛盾情绪。

”最终，对日本投下的原子弹，将道德与战略的矛盾上升到顶点，又最终完全倒向战略。

精准轰炸最终被打破，回到了一战时期美国人所鄙视的，以轰炸大规模杀伤平
民而达到战争目的的方式。

四、结语
美国对战略轰炸的重视起源于“一战”，通过对轰炸经验的总结，美军既重视空中轰炸的战术效果和战略作用，又不同意英国空军大规模轰炸平民以打击敌方士气的做法。

因此，“一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家开始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轰炸战略，即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性精准轰炸，目标是交通、工厂、能源和原材料。

这一战略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自身不滥杀平民的道德要求催生的，一直被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所信奉并教导，由此在整个美军空中指挥系统中都有很大影响。

至“二战”参战前，精准轰炸已经作为美国国家军事策略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取胜的压力和牺牲的代价，使得即使对精准轰炸理论做出贡献的前线指挥官，也不得不思考通过致命打击敌人以取得速胜。

精准轰炸战略，尤其在太平洋战场逐渐偏离，以致产生燃烧弹轰炸东京和原子弹的投放。

虽然美国人坚信自己并未背离初衷，但不可否认，美军的轰炸战略在战争实际中产生了变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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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U.S.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Air Doctrine in the Army Air Arm：1917—1941[Z]. 58.
[10]Student handouts.“The Sino-Japanese War”and“The Civil War in Spain” [Z].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Military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al
History/Program of Instruction Files， Academic Year 1938–1939， Box 2， USMA Archives.
[11]Col. Byron Q. Jones. “Air Forces in War” File[Z]. Command Course No. 6，1939; Capt. Carter W. Clarke， memorandum for the assistant
commandant[Z]，28 February 1940， File 7-1940-87， Army War College Curricular Archives， US Army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①　这一目标来源于一篇美军总参谋长备忘录，选自1943年5月13日在魁北克召开的一次联合总参谋长（Combined Chiefs of Staff，CCS）会议。

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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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非凡：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战略轰炸指导思想的演变
（USAMHI）， Carlisle Barracks， PA.
[12]Ronald Schaffer. Wings of Judgment： American Bombing in World War II[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3]F. M. Sallagar. The Road to Total War[M]. Van Nostrand Reinhold，1983：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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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ichael S. Sherry. The Rise of American Airpower： The Creation of Armageddon[M].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362–363.
The Evolution of the Guiding Doctrine of American Strategic Bombing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SHI Fei-fa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military strategic bombing doctr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iginated during the World War I. It developed in three phases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During the first phase, the U.S. military summarized the bombing effects and experience of the allied forces and itself, regarding that indiscriminate bombing was not an effective method, and that war industries, railroad lines, troops in the field should be accurately bombed. When the second phase (the 1930s) came, the officers in the Air Corps Tactical School (ACTS) succeed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vious phase and developed it, assuming that the accurate bombing on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plants, sources of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could not only crack enemies but also avoid the moral condemnation. This doctrine developed into a fixed strategy by higher officers. The third phas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is the practical phase, in which the U.S. military bowed to the pressure from the need of quick victory and deviated from the doctrine, resulting in the large-scale deaths and casualties of the civilians.
Key words: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strategic bombing; strategic targets; civilian casual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