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出书

读书与出书
曹政
媒体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韩国人7本，日本人40本，俄罗斯人55本，以色列人64本。

中国人在干啥？外国旅客看到：中国乘客大部分都在打电话（大声谈话）、低头发短信、刷微博或打游戏、穿梭购物。

在中国各地中小城镇最繁荣的娱乐业就算麻将馆和网吧了，中老年人打麻将，青年人上网，少年儿童看电视。

不管是在网吧，还是在大学的电脑室，大多数都在玩游戏，少部分在聊天。

再看看各部门领导，常是忙於应付各种检查、应酬、饭局。

读书已经变成了学者的专利，也许很多学者也不看书了。

一些外国学者论述:一个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济济，建国虽短，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个；环境恶劣，大部分是沙漠，却把它变成了绿洲，生产的粮食吃不完，源源不断地出口。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没有希望的民族。

尼克松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
他们的所见所议，我看比较客观；其中揭示的问题，我觉得触目惊心。

上规矩的纸质书，是作者思考和经验的有机汇集，值得人们细读获益，从而提升自己，发展社会。

这是一般的网络文字不能比拟和替代的。

网络文字，作为信息，可以浏览，可供参考；但其文字的规范和内涵的深广，一般较逊。

何况，上文中那些人还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网络文字，而在聊天、玩游戏等等啊。

坏书也是有的，它是教唆犯，因而读书须有选择。

读书人中也有书呆子、书橱子，食而不化，那是要注意预防的，做到读书联系实际，读以致用。

一般来说，读书给人启迪，长人能力。

那些国人为什么不爱读书？现在60多岁以下的人，有些经历过10年“文革”。

“文革”对读书的冲击是不言而喻，无须赘说的，“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流毒影响了不少人，“50后”、“60后”们本身就被耽误了不少读书岁月，知识根底不足，影响对读书认识的到位。

1978年开始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们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生活优裕，但有些教育、引导不当，不少成了家中的“小皇帝”，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要做家务，没有体力劳动，只管读书就行了。

读书怎么样？从小学到中学，多是应试教育，想读课外书也没时间；课内的呢，或许是长时间地处理大量的事倍功半的作业产生了逆反心理，对读书感到厌倦、怕惧，有机会就玩，不想读书了。

进了大学，有过“60分万岁”的流行口号，又有“不要成绩有多好，只要有个好爸爸（关系人）”的说法。

加上“一切向钱看”的腐蚀影响，师德建设受损，老师缺少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教育，一些学生就好玩而厌读。

这些人工作以后，也就习惯于能玩则玩，懒得读书。

当然，上面说了，这些人是“不少”，不是全部；我国社会的正面力量是主要方面，居主导地位，因而，认真读书以至出类拔萃的也有相当部分。

而这个“不少”，加上前面受“文革”负面影响，被“文革”耽误了的，就足以让
外国旅客留下“中国人大部分不读书”的并不准确的印象了。

懒得读书的实质是“懒”，他们心气浮躁，急功近利，不爱读书只是他们的一种表现形式。

他们也做一份工作，那多属不得不做，能不做就贪玩，这就是上文中的那些表现了。

一个国家能指望这些人来发展强大吗？不进则退，上述外国学者的议论是有深长道理的。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症下药，从小到老，鼓励勤奋为众（自己在内），鞭策懒惰自私，方式方法包括教育、制度、政策等。

比如教育，只要孩子获得高分而不劳作的糊涂家教必须改变；又如政策，企业退休人员中有中专学历的，一般没有拿过职称工资，增发养老金时有工龄一项，他们少时读了十来年书，工龄短:因此种种，不少人的养老金低于没上学的，这都合理吗？政策需要考虑周到吧。

要提高全民读书率，就要有适合人们需要的书。

而现在有种说法：写书的人卖不了书，要书的人买不到书，说的是有些书销售渠道不畅，这与出版体制有关。

下面说说我这方面的身历和了解，以见一般。

1984年8月，拙著《句群初探》出版，是赶上了公费出版末班车，只要出版社看上书稿，不要作者付费而给稿酬，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当时印了13000册，如今孔夫子旧书网上寥寥无几，几成孤本。

随即投给的《文章结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已经责编认可终遭总编砍除，是在初审到终审期间出版体制变了，要自费出版。

穷书生囊中羞涩，耽搁下来近30年，直到2013年1月才得自费出版且要自销。

印了2000册，多年来送给朋友、销给单位1000多册。

2016年3月，我在孔夫子旧书网开设曹璧城书摊，《文章结构》上摊，至今两年多时间内，售出20多本，买家分布14省市20地区，有的因购《文章结构》而觅其前驱《句群初探》，有的则由《文章结构》而买其后续《文章读写》。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文章结构》、《文章读写》等书能早点出版，由书店销售，一定会有较多读者早点读到吧，读书人数与出版销售体制相关吧。

现行的出版体制，是有一些单位以公费组织、资助著作出版的，但对整个作者队伍来说，获得这种机遇的太少了，绝大部分是要自费出版自行销售，而费用不菲销售艰难，致作者困窘读者稀少。

在这种情况下，自行著作、出版的实际可能和意义大成问题，一些颇有价值的构想以至成稿自生自灭就在所难免，这于国于民于世于后，弊害显然。

我花大半生研究的汉语篇章结构学，其总结性成果是开拓出一门分支学科——《汉语篇章五级结构学》，去年3月已竟稿了，有出版社看过认可，仍因费用问题搁着，还搁近30年吗？到那时我110岁了，还在吗？这里我无意责怪出版社、书店等，他们也有难处。

但要解决人们读书少的问题，这个出书销书问题也须有人牵头各方协商妥善解决。

国人读书少的问题还有其他多种情况，比如开头提到的领导、学者的读书问题，这里不一一展开了。

总之，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忽视，而是非解决不可。

怎么切实具体解决呢？方方面面的同志啊，让我们群策群力，尽力而为，从己做起吧！（2018.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