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命名辨析

大学语文命名辨析
作者：裴自恕
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03期
大学语文课从1978年步入高教讲坛，虽说只有30年，但与5000多年的华夏民族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

在我国，语文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

自从孔圣人创立了有教无类教育说，删定、编纂出《诗》、《书》、《礼》、《乐》、《易》、《春秋》，他的弟子编定《论语》后，就奠定了古代语文教育的基础。

古代贵族弟子所学的学科名曰文学，学校教育内容都是读经讲经。

到十九世纪末，我国大中学开设了外文学科，相对于“外文”，出现了“国文”的称谓，但教材教法仍是沿袭读经讲经那一套。

直到新文化运动时，为了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的国语研究会及梁启超、蔡元培极力主张“言文一致”，大力提倡语文教学革新，加上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和学习普通话的音标，同时也用于教学课本，于是以蔡元培为首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张把国文读本，改为国语读本，这样便出现了“国语”的称谓。

改国文课为国语课，标志着我国语文课的基本性质、教学目的、课程内容和教材教法的重大变化。

这正如语文教育专家权威叶圣陶先生在《初中国语课纲要》中所指出的：国语课的目的与国文课不同，它首先是“使学生有自由表现思想的能力。

”到1949年的4、5月间华北人民政府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编写中小学课本时，决定把“国语”改称为“语文”。

这是根据叶圣陶先生所说：“彼时同人之语，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他认为语文就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结合体。

从此“语文”这一称谓，在中小学延用至今。

到1978年，在当时大学校长匤亚明、苏步青的大力提倡下，语文课开始走向高教讲坛。

为适应大学语文教育之层次，理所当然就把她命名为“大学语文”了。

然而若略加深究，大学语文这一课题，其实不能涵盖其内容。

“大学”只是说明了学生的层次，如小学语文、初、高中语文就是如此。

“语文”已不是原来叶老所说的只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结合体的那种“语文”了。

中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主要是学习掌握汉语字词句知识和基本运用方法以及文以载“道”的理，学习如何听说读写和学着做人。

而大学语文承载的教学目的：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

这四个教学目的是倡导者的初衷，集中体现了大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重点在于传承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但时至今日，长达30年之久的教学实践，让实践者对大学语文这一命题感到些许不足，认为语文不仅要学习汉语，而更要突出人文教育。

事实上已有改革者把她更名为“中国语文”，或“大学人文教程”，或“大学人文语文”。

这一殊途同归的共识，显而易见是凸现了人文这一教育主题，但为什么还是摘不掉“大学”这个帽子，甩不了“语文”这个尾巴，干嘛不把大学语文干脆更名为《国语人文》课呢？究其原因，无非是舍不得“大学”这个光环，才死抱文学作品选不
放，以便驾轻就熟地走着教“语文”的老路还落个得心应手，或是语文改革意识还没有与走向世界现代化了的大学生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同步。

若再退一步来说，即便是对“语文”感情确实太深难以割舍，然而用《国语人文》之课题来取而代之，不是比其它用名更合适、更贴切、更好吗？论其缘由，主要有二。

一、汉语是中国的国语，那是勿庸置疑的，用“国语”取代“语文”作为课题那是当仁不让的，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名为“国语”的回归与复兴。

我国有56个民族，虽说语言多种，但经几千年的文化交流融合，汉语逐渐成为中国普通话，作为中国人的语言工具进行沟通交流，同时并伴随着我们承载着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任，跨出国门，成为世界通用语之一，所以用国语来称汉语那是恰如其分的。

况且，汉语从文字语言的发展演变，有着完整严密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杨伯俊、王力、郭锡良的《古代汉语》，黄伯荣、刑福义的《现代汉语》等代表性专著，为学习、掌握、运用汉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靠保证。

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历代的仁人志士、专家学者、文人大师，用汉语言思维模式，华美的文词书写出了无数文章和著作精品范例，不正是我们能昂首挺胸地走向世界最充实、最丰厚的资本吗？因而将汉语即国语精要，据学生现实需要，有选择性地写进大学语文，以达到提高大学生的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的目的，不也是非常必要的吗？因此，将“国语”二字写进《大学语文》课题，也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所以改大学语文课为国语人文课，就和新文化运动时将国文课改为国语课一样，说明语文课革新后，国语人文课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材教法也应该都有很大变化。

下面只就教学内容选取的视角变化来谈谈我的看法。

二、《国语人文》这一课题的视角，是面向世界的大人文教育观，是“语文”所纳范围不能同日而语的。

沿袭2000多年的语文教育，从古代通过读经讲经育人，到近现代甚至是当代以文选形式，达到用传统人文教育人是现代大学生再熟悉不过的了：一提及文学作品不是反封就是批资；一提到文人墨客士大夫，不是怀才不遇而失意、愤懑，就是高风亮节的铁骨铮铮，表现出不同流合污，并如何如何地志存高远、心胸旷达，超凡脱俗等等，都让现代大学生早已耳熟能详了。

可是你还在他们向往已久的大学殿堂里仍喋喋不休地老调重弹，你说这怎么能叫现代大学生安稳地坐在教室里不烦你的大学语文那简直是高中四年级的语文呢?但是我这里不是说现代大学生不反封批资，不应该钦佩进步文人的傲骨和志趣，而是借此说明现代大学生在改革开放30年的大潮中，思想意识、道德伦理、价值观，经过广泛深入地战斗洗礼悄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眼界大大地扩展了，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的观念和早已熟悉的思想以及基本的会做人的道理了，而要的是具有更高更全面的综合性素质，要的是新视角、新思想，要的是走向世界敢与狼共舞的胆量、信心、智慧和气魄，要的是能战胜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才能，要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原因及治国的经验和教训，要的是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联系得非常紧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竞争自由贸易中有那只“无形的手”起作用的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竞争自由贸易，又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
宏观调控规律中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各有长短处的经验教训来做好自己的事情，达到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丰富多彩而复杂多变的社会，为毕业后的就业或创业储备更多的知识和智慧。

因而让现代大学生在学习恩格斯《论权威》的基础上，用资本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来丰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大学生的思想，也是大有裨益的。

譬如高中语文能学晁错的《论贵粟疏》和儒释道，那现代大学生也学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知道知道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也是饶有兴趣的事吗？
同时，还要学一学西方名人传记中的人文精神，对完善现代大学生的性格和个性也是不可缺少的。

例如学一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那宽容和博大的胸怀，造就了讽刺并抨击她的莎士比亚这一文学巨匠，更能看清那些昏王和暴君，她有权力和力量，能把跟她叫板的人像捏死蚂蚁一样碾得粉碎的那种凶残，却又具有极其恐惧的心理和多么卑微的灵魂；学一学彼得大帝，哪怕是做一个苦力徒工，也要学会造船治国的本领，振新俄罗斯的精神，就知道为了祖国的崛起，还有什么艰难困苦是我们不能克服的；学一学拿破仑所说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种敢于战胜一切敌人和藐视一切困难敢创辉煌业绩的雄心壮志，就会深知无所事事、如同行尸走肉的人是多么地可悲！是啊，千万不要让早在清代西学渐近时就已被打破了的“夏夷之防”的思想所桎梏，把《大学语文》的内容限制在主要是自己国家文、史、哲的范围内，让现代大学生在不能“济苍生，救黎民”时，就只能拘于“独善其身”的狭窄理想的个性内。

《人文大国》里曾讲了一个令人玩味的故事：有一艘船上载着法国人、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

船快要沉的时候，对法国人讲：“跳下去是一种浪漫”，于是法国人跳了下去；对美国人讲：“跳下去吧，你已上了保险”，美国人也跳了下去；对日本人讲：“跳下去，这是天皇的命令”，日本人便跳了下去；对德国人讲：“跳下去，这是纪律”，德国人跳了下去；对中国人讲：“别人都跳下去了，你怎么还不跳”，于是中国人便稀哩哗啦跳将下去。

这说明什么？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经历和环境区域里，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文化和人文精神，也形成了人的不同观念、性格和个性。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当今不仅仅要传承传统优秀文化和弘扬中华民族人文精神，还要能用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和人文精神来补充发展完善自己的人格和个性，用大人文观来选择《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把现在的大学生培养成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学生，正是《国语人文》教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天职和使命。

裴自恕，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