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印书馆的幻想和破灭

罗继祖靠家学成才，关系，转任“满洲医科大学”预科国文讲师。1941年夏转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任讲师。
在罗继祖的回忆中，那位叫上野巍的不速之客是在1944年春季的某一天找到自己的。“这位上野先生中国话说得很好，一见面就说您一人远在国外，又未带家眷，生活太苦了，何如回满洲去，现在有新的工作等着你”。接着他又说，“现在驹井先生正和满洲当局计划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印书馆，出各种刊物，有通俗的小册子，也有较高深的研究著作，也有古籍的复制，搞一搞文化建设。目前满洲人手缺，您如去，再好没有了”。罗继祖考虑到当时时局动乱，能够借此回去工作，总比心悬两地的好，就答应了他。
上了年纪的老长春人都知道，就是那个市图的旧址，在伪满时期曾是伪新京红字总会的会址所在地，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或许还记得“红字会”开坛布道以及“会员”们打坐、虔诚诵经或扶乩的情形。不过，就在那个“新京红字总会”的大门上，在那个风中飘扬的“”字旗下，还曾出现过一个标识着“康德印书馆”的牌子，尽管它的存在只有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但它在长春那段屈辱的历史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伴随它的，还有曾与那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罗继祖就是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的嫡孙，而这恐怕也是上野巍能在京都搜罗到这个“从来不过问政治，又和日满都无瓜葛”的罗继祖的原因之一；另外，这个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罗继祖从他的祖父罗振玉那里继承来的学问恐怕也是日本人看中他的另一个原因。
据记载，罗继祖1913年4月19日生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字马场八番地罗氏侨寓，1919年随家返国，居于天津嘉乐里，至1929年又迁居旅顺。父亲罗福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罗继祖从小就受到祖父的特别钟爱，据说他的名字“继祖”就是祖父亲自给起的，意思是希望他长大能继承自己的事业。据王庆祥老师介绍说，罗继祖幼时体弱多病，两周岁时就与祖父母一起生活。5岁开始识字，在祖父严格的督导训练之下，每天识生字8个，一直积累到近2000字。罗继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没有离开自家书房，遵照祖父开列的书目，熟读各种经书典籍。罗继祖曾回忆说，因为祖父正研究甲骨文，同时又教他认字，索性把已辨认出来的甲骨文也写成方块字教他，有一次还指着甲骨问他：“你说说，我是爱你还是爱甲骨？”继祖立刻用稚嫩的童声回答说：“爱甲骨！”祖父半嗔半喜地说：“你这孩子太没良心了。”作为罗继祖启蒙教师的祖父，每见其学业长进就欣喜异常。例如，罗继祖阅读《三国演义》时自制了一份三国人物表，却把汉献帝的臣下单独列出，不与曹、魏之人相混，由此得到祖父赞赏，以为孺子尚知“汉贼不两立”，逢人便说，十分欣慰。
要说罗继祖，还得先说说罗振玉。这个在伪满官场得意又失意过的“监察院长”，在溥仪从紫禁城里逊位到最后扑进日本人的怀抱的过程中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高丕琨所著的《伪满人物》中，罗振玉是溥仪周围仅次于郑孝胥的人，他在溥仪身边的地位如何可想而知。不过他并没有如愿当上“满洲国”的“总理”，而只捞到了“参议府参议”的职位，虽然他愤而辞职然后又卷土重来登上了“满洲国监察院长”的宝座，并于在位期间尽职尽忠地做了一些“于国有利”的事，但这些恐怕都不能摘掉他头上的那顶汉奸帽子。同时，罗振玉作为一名学者，又在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尤其是在中国甲骨文的研究上，罗振玉可谓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庆祥老师说，当年清廷曾以“库中无用旧档太多”为由奏请焚毁，罗振玉知道后，力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出奏阻止，并以三倍价钱买下了那8000麻袋的明清档案，使之免于付之一炬，成为遗存至今的珍贵史料。不过对于罗振玉的生平，“毁誉兼有”，高丕琨老先生就曾这样评价罗振玉：罗振玉的事迹不好写，因为他太出名了。第一，收藏甲骨文最多，释文较早；第二，他是溥仪复辟的积极拥护者和策划者，主张倚重日本，依赖日本，并亲自出马奔走斡旋，扶掖溥仪做了伪国的“元首”；第三，世间对罗的为人传说庞杂，毁誉兼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甚至把他描写成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简直如同小说中的反面人物……
回国后，罗继祖就住在“红字会”后面的大雅庄。由于对这种“文化建设”的不理解，罗继祖当时对这个印书馆并不看好，因此工作态度也比较消极，“每天到筹备处上班，既无公可办，又无忙可帮”。据说罗继祖在“满日文化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大谈中国传统文化，还引用了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最后说：“士可杀，不可辱”而差点引来杀身之祸，最后还是凭借着祖父生前的声望和地位，这件事才得以不了了之。
康德印书馆的幻想和破灭.txt14热情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从心灵内部迸发而出，激励我们发挥出无穷的智慧和活力；热情是一根强大的支柱，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总能催生我们乐观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没有热情，生命的天空就没的色彩。 长春市图书馆从创建至今曾几次迁址，不过除现址外，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解放大路与人民大街交会处的那个市图旧址，对于长春人来说，那个有着“朱门塔楼”的“庙宇式”建筑漂亮得让人难以忘记，即使在它消失了这么多年之后，许多人仍然可以在心中不断地复原着它的外貌，并在心中留存着那个地方与自己之间发生过的点滴回忆。
罗振玉和罗继祖
பைடு நூலகம்
罗振玉（1866年—1940年）字叔蕴。他在晚清官场上地位并不显赫，但在农业和教育等实务方面却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清朝灭亡后，他的思想和行动就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由逃避现实到为清朝复辟服务，为退位的清朝皇帝溥仪及其政治集团效力，以至最后落入日本军阀的圈套，参加了依附于日本侵略者的伪满傀儡政权。不过，对罗振玉又不能一概否定。比如伪满的“监察院”和“国务院”不大一样：郑孝胥领衔的“国务院”完全听日本人指挥；而罗振玉领衔的“监察院”多少有自己的语言。特别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罗振玉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远影响的一代宗师，对中国古文字、古文献、古器物的保存、整理、传布与研究，对王国维、董作宾、容庚等一代学人的引导与培养，有着永载史册的大功劳。（王庆祥）
罗继祖，1913年4月19日出生于日本京都。自幼从塾师读古书、习书画，并在祖父罗振玉指导下治学，从未进过学校。1939年10月入沈阳医科大学预科任国文课讲师。1942年因学校国文课废除，赴日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1944年辞职回国。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任旅顺市教育局科员，负责整理自家藏书九万册，捐献给国家。1949年任沈阳博物馆研究员。1955年奉调至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古籍研究所文献研究室主任。1988年离休，2002年5月28日在大连市病逝。（据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康德印书馆”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出各种刊物，而只是办了一种名叫《小朋友》的儿童读物，好歹拼凑出一期，未等发行，日寇就已濒临投降了。日本人听到投降的消息丧魂失魄，接着就是发薪遣散。“红字会”里剩有几十卷纸，算是“康德印书馆”留下的唯一财产。
“康德印书馆”的寿命仅仅一年零几个月。虽然它短命得让许多人都不记得“红字会”里还曾有过这样一个印书馆，然而日本在即将日落西山之际仍要搞所谓的“文化建设”，殖民者想要从思想上统治奴役中国的野心也就昭然若揭了。（资料提供：王庆祥）（记者唐锞）
“康德印书馆”大约是在1944年的8月左右筹建起来的。由于当时的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是节节败退，而“满洲国”为了支援“圣战”也早已是“国库”空虚，因此根本无力承办什么印书馆，但奴才们又不敢忤逆殖民主子的意愿，因此便“号召各部大臣等人投资创办”了这个印书馆，“性质略同旧中国的商务印书馆，也和日本所谓株式会社相同”。因当时的“满洲官吏”中的许多人都是“新京红字总会”的忠实信徒，既然无力再造馆舍，只能利用已有房屋，因此，“康德印书馆”便借用了“红字会”的房屋作为筹备处使用，并在“红字会”的大门上像模像样地挂了牌子。虽然地盘不是自己的，但总算是有了办公的地方，接下来就是日本及“满洲”的工作人员的到位了。尽管印书馆是需要经营的公司，但其中能够做主的仍然是日本人。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一个名叫上野巍的日本人；土岐、大内、田中则是宝冢歌剧团的毕业生，会说中国话；还有一位是东京岩波书店职员中在这方面较有经验的一个日本人。印书馆有众多理事，荣厚为理事长，下设副理事长、理事、监事若干名，其中有一位理事就是上野巍特意从日本京都请回的罗继祖。
在吉大教授焦英棠的记忆里，长春市图书馆的旧址是一座美观的庙宇式建筑，院里有正殿和厢房，正殿为三层楼房，东西两侧则是灰白色的两层楼房。宽敞的院子里有花坛和草坪，春夏季节，芳草萋萋，花团锦簇。正殿中室极为宽阔，是供“老祖”圣像之地，所谓“老祖”不过是一张似男非男，似女非女，头戴华冠，身披袈裟，两腿盘坐的画像。画像挂在正殿当中的上方，供桌摆着蜡台、香炉、祭品等。两侧为经室，是“红字会”神职人员诵经的地方。正殿大堂平时关门闭户，只是在“开坛”时，才设置花灯，地板铺上坐垫，桌面摆上各种祭器和物品。正殿的二层楼是禅室，供修徒们坐禅用。红字会东侧楼房，楼上是办公室，楼下为水房、厨房、勤杂人员休息室和传达室；西侧楼房是“红万字会”神职人员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