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健顺：传统文化教育未来很多年内都会在中国教育制度中占有相当比重

徐健顺：传统文化教育未来很多年内都会在中国教育制度中占有相当比重作者：孙建辉来源：《中国教师》2014年第21期《中国教师》：根据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有关内容，今后我国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您认为这有何意义与价值？徐健顺：国学教育圈中是这样评价《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认为它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文件。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一上任就在全国范围内废止读经，全面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兴建新学堂，也就是说，这个《纲要》的颁布是从1912年到现在的102年间，中国教育第一次回头看，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

因此，我认为它虽然仅仅只是一个指导纲要，并不具体，有很多内容也并未构建起来，但它具有的指导性说明了我国向西方学习的100年的教育走到了一个节点，我们的教育要向传统学习，传承中国的文化。

可以说，这个《纲要》及其内容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在未来的很多年内，传统文化教育都会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中国教师》：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教师节时提到，对语文课程，他“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徐健顺：其实，习总书记说完“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之后，又说了“…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句话的关键点是“去中国化”。

我认为习总书记的话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去中国化”是个政治性概念，说日本、韩国等有“去中国化”的行为，是指他们想把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甚至汉语、汉字、汉诗、汉文去除掉，抹除掉，这不应该发生在中国。

《纲要》是今年3月份由教育部下达的，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些后续的措施，仅仅是个指导纲要，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系列的内容。

这不仅是教育部的事，更是全党全社会的事。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及各种物质文明的成果，存在自己的一套文化系统，如经史子集、琴棋书画、诗词文赋、花酒香茶，但这套系统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就没有得到系统的传承，我们的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等主要是在西方科学体系中，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不是接受与传承中国的东西。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部在国学方面没有进行学科建制，没有一个学科是真正研究国学的，都跳在外面运用另一套体系对其进行研究与评价。

此外，我们要谈国学的话，应该跳出语文或者文学这个框架，中国古代是没有文学的。

文学是艺术，而艺术是人性对象化的一种超越活动。

中国没有人性对象化，讲究天人合一，所以我们没有西方所谓的艺术。

因此，我们要跳出西学回到国学本身，即经史子文。

“文”，即诗词文赋，《文选》、《文心雕龙》都有赋有文。

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

美则爱，爱则传焉。

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

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

”我们要先弄清其概念，才能研究其内涵。

这些“文”即诗词文赋，是文人的功课，在儒士的知识系统中属于主体内容之一。

经史子文就是主体内容。

同时他们也要学习德育、礼教以及琴棋书画等“艺”的内容。

经史子文是文人修养的最核心的部分，它们指向“道”。

“经”主要是说这个“道”，“史”是事例，“子”是对“道”的某一侧面的详细说明，“文”则是用比较美好的辞藻体会与醒悟“道”的方式，并非西方所谓的抒情艺术，通常是文人自我修养的工具。

因此，今天从国学的角度来传承诗词文赋的话，它的功能将不再是文学，不再是抒情的，而是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提升自我修养，是儒士的必修功课。

习总书记的这句话尽管是从语文学科来谈的，但我认为习总书记的深意是希望大家学习传统文化。

语文学科应该增加古诗词的比重，但是如果仍按照西方的角度解释与理解的话，那么增加得越多，实际上会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

所以这不是增加古诗文比重的问题，而是一个以什么态度去学习古诗文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语文学科不应简单地增加古诗文的数量，而是要改变传承方式，这才是根本性的。

《中国教师》：您认为语文学科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徐健顺：我认为语文学科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扮演一个很尴尬的角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经召开过一个关于语文“双基”（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研讨会，提出了著名的“霍懋征之问”。

霍懋征是中国第一代的数学特级教师，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很大冲击，后来主动要求教语文。

在这个会议中，人们都在讨论语文的教学目的是“双基”，很多人都反对“育人”这个说法，这时霍懋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语文不育人的话，那它还有什么价值？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学生，甚至是好学生，怎么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了打人杀人的“凶手”，不就因为我们不育人吗？如果语文不做育人的工作的话，那让谁来做？这反映出语文学科的尴尬处境。

当时教育部在开设语文这门课时的确没有考虑育人功能，这可以追溯到1912年，蔡元培一上任就立即进行了教育改革，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翻天覆地的变革。

然而，我们一定要系统地关注西方教育与中国教育体制的差异。

西方教育是分两条线的，即学校教育与教堂教育，学生在礼拜天时是会去教堂的，这就是说学校教育只负责知识与能力培养，而教堂教育会负责理想与信仰教育。

但蔡元培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时仅仅引进了学校教育，而没有引进教堂教育，使中国的教育只有知识与能力而没有理想与信仰的教育。

虽然当时蔡元培在进行教育设计时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主张，通过美育代替宗教的形式对中国人进行理想与道德教育，但这条路失败了，所以100年来中国的教育是个“瘸腿教育”，在教育体制设置上没有理想与信仰的教育功能。

在当前没有专门的传统文化课程的情况下，语文被迫加入了很多的传统文化内容，但语文本身不具备这一功能，所以有很多语文教师、语文教育专家比较排斥。

因此，我认为要在已有的课程之外，单独给学生开设有关理想与信仰教育的课程，或者叫做传统文化课程群，承担育人的功能，让语文课程缩减一些并与之配合，将育人的功能从语文中抽离出来。

这对语文自身的发展很有利，可以集中精力实现“双基”，而且传统文化内容，如经史子集等一旦加强，也会积极作用于语文的“双基”，提高语文的教学效率，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中国教师》：在当前语文学科课程与教材设计中，您觉得它应涉及的传统文化内容，如古诗词的比重如何，这一比重对学科教学产生了哪些影响？徐健顺：我认为这一比重应该是100%，因为语文是汉语文，理应都讲述中国的文化，而且我们可以将西方的成果吸收过来，变成中国文化的构成部分。

从文化角度来谈，它也应该是弥漫的、全部的，是无孔不入的。

对于古诗词，我认为它的比重肯定要超过50%。

这一比重对语文教学会产生哪些影响，主要取决于语文学科的改革方向。

语文学科改革方向有上策、中策与下策。

尽管将语文中的全部或者70%、80%的内容变成古诗文，但只要思想不变，仍用西方的教育思维解释中国文化，这是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治标不治本，这是下策。

中策就是我们将古诗词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将语文的教学重点挪到古诗文中去，实际上就是将传统文化课程中的一部分内容转移到语文教学中，让语文具有育人功能，并且强化了其育人功能。

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语文教师的培训，必须将培训语文教师放在第一位，而且对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要加重传统文化的课程比例。

上策就是缩减语文课，将多余的课时挪到传统文化课中，按照经史子集的脉络进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里我要谈一下语文课的设置背景。

不管是中华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设立语文课的基本目的都是扫盲，主要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语文课的教育对象是文盲阶层，是劳苦大众，让他们基本识字、基本写出文章即可。

但现在时代发生变化，全体中国人基本上脱离文盲，走向富裕，当时设计的语文总体教学目标就显得偏低，而传统文化的经史子文的系统教学目标则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认为，要在语文课中保留白话文、应用文与外国文学的内容，将传统文化的内容放到专门的传统文化课中讲解，这不但减轻语文教师的压力，还能让传统文化教师专心研究传统文化，一举多得。

此外，对语文教师来说，要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化，需要向古代儒士一样学习经史子集，学礼教、诗教、乐教、琴棋书画等，至少要有所了解，所以我认为对语文教师的培训是最重要的。

而且，这个培训要系统化，哪怕是很简单的，哪怕只有一个月，也一定要有，经过培训后，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教师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学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教师》：就教材的编写而言，您认为在设计教材内容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才有利于传统文化教育，或者说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会更好？徐健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传统文化内容比重的问题，而是整体文化观念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将语文文化观念从西方至上、中国落后改成平等观，用中国的文化传承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果我们在讲一首诗的时候，连七律、七绝都分不清，连诗词格律、入声字都不讲的话，这不是在讲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且，中国的诗词文赋是一套知识系统，如小学、音韵、训诂、格律、吟诵，我们不能乱读、蹦着读，要讲究读法，这些都涉及教材编写的文化观念问题，我们不应再用西方的文化观念编写中国的语文教材，要基于平等观、中国文化传承观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因此，我认为在设计教材内容时要改革文化观念，这样才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教师》：现在许多学校都为学生提供选修课或校本课程，您认为在学校自主开发的这些课程中应如何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徐健顺：学校可以借助选修课与校本课程组建传统文化课程群，我认为这是当前体制下最好的办法。

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任何一门课程都无法将其纳入，需要组建一个课程群，如武术、书法、音乐等，各个方面相互配合，才能构成一个整体的文化教育。

学校可以将传统文化教育直接渗入语文课程中，这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做法，而且都是学校的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在做。

其中有位教师的班级，已经全文学完了《诗经》、《周易》，是弹着吉他，采用吟诵的方式学习的。

他们班的语文成绩是景山学校最好的。

用语文课讲授传统文化知识，反过来参加语文考试，学生会觉得很轻松，小菜一碟。

在绝大多数语文课中，他们并不学习语文知识，主要学习传统文化内容，仅仅用较少的时间讲语文课文，培训应试技巧，这比纯粹地讲授语文知识要好得多。

还有的学校比较规矩，就是课内仍然讲语文课文，选修课或者校本课程时会开设国学课堂，北京四中就是这样做的，效果也非常好。

他们会在国学课堂中专门讲授经史子文的内容，且下了很大功夫，有专门的师资，坚持了很多年。

现在，我认为学校通过选修课或者校本课程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关键是要做好师资培训工作，要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