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在中国的历史意义

笔者一直觉得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当年湘军奋战的湘、鄂、赣地区在七、八十年后是红军奋战的得力场所。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就分别诞生于这三省之上，在当时的红色政权体中，湖南籍的领导特别多，除毛泽东、刘少奇外，如彭德怀、黄公略、段德昌、卢德铭、贺龙、左劝、粟裕、陈赓、许光达、肖劲光等等，他们领导红军主要在以这三省为中心的地区对抗国民政府，一直战绩优异。我以为：这一方面与当时的中共措施得力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与许多湖南籍的将领奋战在其先辈作战过的熟悉战场有关吧。尽管时代不同了，人物也不一样了，但是千万不要忽略历史的沿革与传承性。在先辈曾经熟悉的战场作战对后来者肯定有着不小的助益。美国对中国一败于朝鲜，再败于越南，抛开战争的非正义而不论，就地利而言，中国比美国更熟悉这两个战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上中国多次在越南、朝鲜战场上抵御外侮。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攻克南京后，太平军不重视乘胜追击，主力不直接北伐，却只派遣偏师两万去打皇城北京。这反映出洪秀全、杨秀清集团贪图安逸享受的心理，一个贫穷了半辈子的人突然拥有了荣华富贵之后难免腐化——这恐怕是千古铁律。“天京事变”以后，石达开负气出走，使得天国精锐尽失，这说明在太平军中比较有头脑的石达开也缺乏以大局为重的战略眼光。太平天国的失利只是时间问题，特别是他们的对手湘系精英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战略劲敌。
从此，中国历史上伴随着曾国藩为首的“湖湘精英”的出现，湖南人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格局。从黄兴、蔡锷、宋教仁到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不仅政治上湖南人影响着中国，在军事上更是如此。从毛泽东到十大元帅、十大将等共和国的军事将领们，我们不禁感叹那句民谚非虚：“无湘不成军”。
我只想说，湘军确实在客观上为汉族人”和平演变“满清王朝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尽管那是无意而为。你说道：湘军外战不行，其实淮军也一样。究其根本，实在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所致，岂是一两支军阀所能挽救。文人
二、曾国藩与毛泽东
说到曾国藩，不得不说毛泽东。现在我们很少看到毛泽东对曾的评价，这也不难理解。其实，毛泽东对曾国藩评价不低。尽管毛不赞成曾国藩的世界观，但却对曾的带兵、练兵之道颇为赞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编练湘军，创造了文人带兵的先例。这一点，为是教书出身的毛泽东而言，平添了无穷的榜样力量。作为红军缔造者的毛泽东而言，他更具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挥了曾国藩等人的文人带兵的传统。
对曾国藩的评价争议颇多，见仁见智，我想不必追求一致。但是有一点，曾国藩的意义就是：为湖南人做了一个榜样，为湖南人开了一条从政从军之路。以后的湖南人，不管跟曾国藩有没有关系的，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这条从政从军之路。如果曾国藩真被“长毛”打败了，湖南人是否还会走从政从军这条救国之路也未可知。
三、无湘不成军
湘军在中国的历史意义
一、湘军对湖南的影响
尽管湘军的初衷是保卫大清，但是它事实上扮演了满清的掘墓人。正是由于对太平军的胜利，造成了湖南人在江浙和其他重要省份的官吏中占有很大比例。尽管湘军削减了，但是满清的国家体系却从此由“湖湘文化”的精英及其弟子（像李鸿章等）所主宰。
记得从前看过一本书，书上说：曾国藩的一个朋友曾对他说过一段话，大体是说，尽管曾国藩本人很明智地选择顺从朝廷，交出兵权；但是曾国藩的所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对朝廷最大的不忠——剿灭“长毛”的战争使得整个朝廷的框架（特别是各省）基本上为汉族官僚所把持，虽然湘军士兵削减了大半，但是立功的军官却被因功分封到各省去任职（其中湖南人比例最大）。这种情况比当年吴三桂的“三藩之乱”更可怕，因为此时的清朝已不是“三藩”，而是中原、江南各主要省份都由汉人掌控。继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之后，还有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人物掌握重要的朝廷大权。此时，满清的延续已开始逐步取决于汉族地主和汉族百姓是否还有兴趣对朝廷继续效忠，而中央政府已经无力再像康熙皇帝那样压制地方的反清倾向了。
可是，再好的计划没有人贯彻到底也是白搭。陈玉成的兵马于1861年春天攻占霍山，翻越大别山进入湖北。接着，陈玉成于3月18日攻取湖北黄州（离武昌160华里），此时武昌城防空虚咫日可下，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老婆看见“满城无人”，连忙带着幼子夺船而逃。胡林翼在太湖闻讯，口吐鲜血，大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此时，陈玉成却坐失时机，偏要等待李秀成部一起攻打武汉。然而，李秀成却在此时去攻打兵力空虚而又富饶的浙江而置整个武汉会战计划于不顾。等到李秀成扩大了地盘和队伍，整个作战计划也耽误了。在洪秀全的再三催促下，李秀成军才于1861年6月慢吞吞地来到武汉。而陈玉成已于4月下旬在久久不见李秀成军来会师后便撤到安徽去了。最终，整个武汉决战的计划草草收场未执行，只起到了惊扰敌人的作用。
自曾、左之后，湖南这块地方不仅政杰辈出，而且将才更多，这恐怕是对中国最大的贡献。虽然曾国藩本人直接为中华民族或者说为他的汉家血脉贡献有限，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忽略小曾的开拓作用——为日后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基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本人爱把湖南比喻成中国的普鲁士——靠军事手腕把分裂成一盘散沙的中国统一起来。西方列强不愿看见中国的强大，也不愿乐见德国的统一。在这一点上，分裂的中国和德国十分类似。孙中山先生希望赢得帝国主义同情的方式，不会取得中国的解放。还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能阐释真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好比俾斯麦。记得毛泽东小时侯借同学的书看时，当看到俾斯麦时不禁热血沸腾，言道：中国就缺少象德国这样的伟人，俾斯麦从此就成了少年毛泽东的榜样——注意，可不是什么马克思。以“铁血”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是俾斯麦的最大特点，这也在后来深深地影响到了少年毛泽东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向来鄙视陈独秀和王明的右倾政策也鄙视一切妄图通过议会斗争赢取胜利的方式。用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式获得革命胜利且从不与敌人妥协的观念其实自小就在毛谓改革——“立宪”，在被揭穿其骗局后，清朝最终不免“辛亥革命”的下场。
窃一直以为：“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力量的使然，莫如说是满洲贵族为汉族士绅所遗弃——汉族官僚和帝国主义选择了新的利益代理人袁世凯而已。
这一点，其实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就已经命中注定了。满清或为洪秀全、杨秀清所亡；或为以“湖湘精英”、淮军（及其延续北洋军阀）等“同治中兴”的汉族大臣们所空心化、空洞化——只得苟延残喘。从此我们看到：满洲、蒙古再未出现精英人才，他们在朝纲中逐步被汉族人所边缘化，开始远离一些权利核心。一些重要部门的满蒙大臣也多是酒囊饭袋之辈。譬如说在军事人才方面，满洲再未有象样的人才。清初，多尔衮那样年少有为的军政俊杰不再复现了。综观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以来，入关者多倚靠摄政王；退位时，亦为摄政王。真可谓“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矣！”反差如此之大直叫人感叹历史是如此的造化弄人。
湖南与广西两省虽然民风强悍，但由于文化氛围的差异，造就了两省不同的人文文化观。比如，湖南文化造就的经略济事之才决定了其统帅风格的大手笔——往往注重全局而不拘泥于一些细节；广西文化比较适合造就善于打拼的悍将——善于把握住每一次具体的战术战役。
在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初期，太平军善于战役战术的优点尽显无遗，湘军因为是文人掌军，难免书生意气一些。所以在战争初期文弱书生带兵多吃败仗。但是到了后来，文人们实战经验丰富后，其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得湘军在战役战术层面与太平军不相上下。而湘军在战略层面的优势却是太平军自始至终都难以企及的。目光短浅始终是太平天国运动无法深入开展的瓶颈。
毛主席甚至也不讳言自己就曾得益于曾国藩，毛在“三湾改编”创建新时期的红军时，就在许多方面借鉴了曾国藩的创建湘军之法。毛泽东曾说过“古今之人，吾独服曾文正公”，可见曾国藩对其影响有多大。
“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这曾经是多少年来民间的共识。可是自从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后，却很戏剧性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自湘军以后，文人带兵成为了一种比较成功时髦的风尚。尽管以前也曾有过文人带兵打仗的历史，但是象湘军这样在各个基层都重用地主知识分子来作指挥，并使之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在以前还未曾有过。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了红军成立时的特点——具有毛泽东式的文人带兵方式。也无怪乎主席常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仅仅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与曾国藩、左宗棠在战略文化上的差异吗？现实是：湖湘文化那深厚的战略文化底蕴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这样的巨匠。相比较而言，八桂文化在底蕴上终究略逊一层，尽管杨秀清、李宗仁曾经一度非常非常地接近了成功的顶点，但始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中国历史上伴随着曾国藩为首的“湖湘精英”的出现，湖南人开始逐步介入中国的政局。从民国的黄兴、宋教仁到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不仅政治上湖南人影响着中国，在军事上更是如此。从毛泽东到十大元帅、十大将、三十二位上将中的湘籍将领们，我们不禁感叹那句民谚非虚：“无湘不成军”——看看抗美援朝中的几位志愿军司令员吧：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勇、杨得志、宋时轮……
曾国藩这个人某些方面很象诸葛亮，擅长规划全局，制定“隆中对”那样的计划。象陈寿评价孔明那样：“将略非其所长。”孔明六出祁山而收效甚微，曾每自临敌，对阵杨秀清，败；再败石达开于湖口，险些自尽；敌陈玉成、李秀成亦多败绩。可是，若是由别人带兵临敌而曾统筹全局则无不胜。曾国藩与左宗棠正好在这方面形成了互补，曾左虽然都是经世之才，但曾还要略胜一筹；但左在将略上是曾所无法匹敌的。因此从统帅层面来说，曾左较之洪秀全集团是有不小的优势的。优势终须转化为胜势。而又尤以安庆保卫战可以突出地反映出双方战略观的差异，它是整个战局的枢纽。
第三次武汉争夺战突出地反映了湘军与太平军斗争的激烈和战略观的高下：本来洪秀全制定由陈玉成带兵十数万由北路向西进击武汉；李秀成带兵由南路攻打武汉这一绝妙的“围魏救赵”的妙计：以此解安庆之围。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安庆失手，全局逆转。曾也正是看中这一点才精锐尽出，围打安庆。由于武汉是湘军的大后方，若失去则安庆攻取意义不大，因此说洪等人的眼光还是颇为睿智。
可是，曾国藩的湘军主力确是全力攻打安庆，1861年9月安庆终于失陷，太平天国斗争事业急转直下。
综观整个武汉、安庆争夺战，湘军与太平军在这一时期是势均力敌的，此后方才此消彼长。太平军整个统帅层在战略攻略上比起湘军终究还是逊色不少。陈玉成的犹豫不决，李秀成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全局，洪秀全对全局的失控。这些都突出地反映出了整个天国在战略全局协调方面的失控。相比较湘军，却自始至终地贯彻执行了攻取安庆的计划，并有始有终。湘军安庆战役的胜利和太平军武汉会战的流产，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双方指挥员战略眼光的差别。此后，尽管太平军尚有杰出的表现与作为，但战役和战术的灵光闪现无法掩盖其战略上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