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深圳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之九：深圳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本文力图对现在居住在深圳的1800万人作结构性分析。

一般而言，对深圳居民的结构性分析有三种分类法，一种是所谓“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分，所谓“人口结构倒挂”问题，另一种是按照移民来源地进行划分，也就是所谓“亚文化圈层”问题，这两种分类法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过倒也可以在第一部分作简单的分析；我最想做的则是第三种结构分析，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对深圳这个“城市社会体”作阶级或阶层结构分析。

“人口结构倒挂”的视角在深圳已是老生常谈。

就目前而言，深圳1800万人口，其中户籍人口为380万（2015年底可望达到400万），办理居住证的人口约1200万。

如何解决这个倒挂问题，社会上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应该降低入户门槛，加快入籍进程，每年解决50万人口的入户问题，用10年时间增加500万户籍人口，使得深圳户籍人口到2025年扩充到900万，之后自然增长，使得户籍人口规模在1000万左右，是合理的规模；另一种主要意见则认为，户籍制度是一个行将被“革命”掉的落后制度，再用“增加户籍人口”的办法解决所谓“倒挂问题”太落伍了，深圳应该在全国率先取消户籍制度，代之以“居住证+社保卡”制度，社会管理与居住证挂钩，享受公共服务的资格与社保挂钩。

其实就现状而言，除了极端的“住房限购”政策外，深圳大部分公共服务都已解除了与户籍的紧密关联，仅小学与初中的就学，户籍还起点作用。

但关内各区普遍而言，拥有“学位住房”的分值大都高于户籍分值，而且这主要是名校学位，普通学校对非户籍人口的门槛并不高。

深圳在校中小学学生总数中，非户籍生源均已超过50%，这在全国的一、二线城市中均是罕见的。

不过总体而言，户籍制度不可能由个别城市取消，而只能是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某一特定城市也不可能不对某些紧缺的公共资源设置门槛（不是这种门槛，就会是别种门槛），否则供给只会完全崩溃，这是我们解决“倒挂问题”时必须理性看待的。

并不太明显的方言“亚文化圈”与金兄讨论过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他的观点认为，原来我们常说的广东省“三大族群”说，应该修正为“四大族群”说，除了原来的“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大族群外，应该增加一个“新客家人”族群。

大家都知道，所谓“广府人”，就是小珠江三角洲为主的操白话的族群，“潮汕人”则是以潮汕地区为聚居地的操潮州话的族群，“客家人”则是以梅州、河源、惠州为主要聚居地的操“客家话”的族群。

除三大族群外，还有一些更加细分的方言语种，不一而足。

广东三大族群主宰了这一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并且互相之间有竞争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

金兄所说的“新客家人”，主要是指“北方移民”，这里的“北方”概念，系指广东人的“北方”定义，大约是指南岭以北地区，仅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四省属于广东人眼里的“南方”。

（但是我想，就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而言，恐怕广西、福建人都无法归入到广东的三大族群之中，也只能归入到“新客家”族群吧？）按金兄的论述，从人口规模来看，“新客家人”总人口超过4000万，应该已经超过原来的三大族群，成为广东最大的“族群”。

他们虽有各自的方言，但在交流中，以“普通话”为共同的语言，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居住在广州的所谓“1949南下干部”群体，自然也应计算在内。

按照这种“四大族群”的分法，据说佛山是广府人的文化中心，潮州是潮汕人的文化中心，梅州是客家人的文化中心，而深圳则是“新客家人”的文化中心，省府广州，则应成为四大族群共舞之地。

此一说法是否成立，吾不敢断言，不过要说深圳是“新客家人”的文化中心或政治势力根基，似乎也讲得通。

不是不断有人说深圳是“北方文化的殖民地”么？但是深圳的1800万人口中，显然不能全部认定为“新客家”族群。

据估计，除了50万“老宝安”原住民外，至少仍有400-500万人，是从广东各地移民深圳的，甚至据说，仅陆丰一个县市，在深圳可能就有30万人，而电白一个县市，在深圳也至少有10-20万人。

总体而言，据说潮汕人在深圳的总人口，应该在200万左右。

而潮籍商人群体，在深圳这城市的影响力，据说也远超过他们在香港和广州的影响力。

除了广东人移民深圳外，虽然说深圳集齐了全国每一个县市的移民，但却是以中西部地区的数个省份最为集中，比如，据说湖南人在深圳的总规模应在150-200万之间，操四川话者（四川省+重庆市）差不多也应该是这个数目，其余较集中的省份，可能是湖北、江西、贵州、广西等，规模应在50-100万之间，东北三省加起来在深圳的总人口，也应该在150-200万左右。

其它次级规模的省份，可能包括安徽、河南、陕西、福建等，据估计应该有50万左右。

但是，要说每个省籍移民在深圳都形成了一个个方言“亚文化圈”，恐怕也不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人类学实存，最多可能在底层社会中，形成了一些由地缘关系结成的类黑社会团体而已。

不过存在于个别城中村的所谓“寄居村”现象，比如四川人在黄贝岭村的聚居、湖南人在水围村的聚居，都是饶有趣味的社会学现象。

没有哪一个省籍的人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的主导人群，即便是广东人，在深圳也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普通话是这个城市的官方和社会交往共同语言，这不但是一个事实，也是深圳市政府在建市之初就确定的文化政策。

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大熔炉，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融合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和文化体。

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圳十分类似于美国，虽然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亚文化圈，但人们却不以省籍或语言形成利益群体，也不以民族或宗教分类形成利益群体，因而也就基本上不存在显性的地区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

这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成功之处，也是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成功之处。

也有政治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之前的30年（上世纪50-70年代）中，在新疆、西藏问题上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在这两个地区，突出阶级矛盾，淡化民族和宗教的符号。

我对此没有研究，但美国显然也没有突出阶级矛盾，虽然存在着清晰的阶层划分，却没有发生阶级革命，这是深圳值得研究之处。

当然，这是下一部分的内容了。

深圳五大社会阶层的划分：深圳市委党校的汪开国教授，曾经主持过一个“深圳九大社会阶层调查”的调研课题，并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在他们的报告中，将深圳社会体划分为九个主要的社会阶层：1，工人阶级；2，社会管理者阶层；3，专业技术人员阶层；4，办事人员阶层；5，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6，个体户阶层；7，私营业主阶层；8，经理阶层；9，不在业者阶层。

当然，这是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而对整个社会体进行的相对专业一种社会阶层划分。

我个人以为，这个划分专业则专业矣，但是划分得过于罗嗦，不足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用老话说叫“阶级利益”），并进行社会重组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社会分层理论远不如卡尔。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得直接和犀利。

然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结论是“阶级斗争”甚至是武装革命，这并不符合我个人的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当下“社会调和”的社会心理。

所以，我更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前半段抽取出来，借鉴其“阶级分析”理论，但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霍曼斯、布劳等人的“社会交换理论”、帕森斯、默顿等人的结构功能理论相结合，这样的社会阶层划分和调和共存，已被西方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国可能最终也要走这条路。

深圳可以先行一步。

在不太精确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将1800万人口的深圳社会体，划分为五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原住民阶层、富贵阶层、中产阶层、灰领阶层和蓝领阶层。

这种划分也许并不规范或准确，但却很符合深圳的社会实际。

原住民阶层：这一阶层的划分十分清晰，就是指总规模在50万左右的“老宝安”原住民群体，这是最无争议的、也是原初意义上的“深圳人”。

他们大都聚居在“城中村”，每家都拥有1栋以上的自建楼，除了用于自住外，大部分用于出租，所以他们是相对明确的“食利者阶层”。

除了私房，他们还大都是集体股份公司的股东，能够分享集体企业的收益。

当然，他们的富裕程度并不一致，贫富分化程度也很明显，有的人可能亿万身家，也有的人可能靠救济过活，但这些应该都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形，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应该是过着衣食无忧的“食利者”生活。

很多时候，贫富的分化主要由于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在这个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如果你是在蔡屋围村、岗厦村或大冲村，可能许多人已成为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如果你是在龙岗坪地某村或大鹏半岛半天云村，可能并没有从城市的土地升值中获益多少。

另一个影响到他们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所在的集体股份公司的经营状况，经营得比较好的，每人每年分红可达数万元，经营得差的，可能只有几千元甚至分不到什么钱。

当然，这在他们的收入结构中只占一小部分。

只有较少的原住民或其下一代脱离了“食利”模式，一些年轻人考上了大学，避免成为社会所诟病的“四不青年”。

毕业归来的年轻人可能会考取公务员，也可能会回到他们的村集体股份公司就业。

也有偶然的创业成功案例。

毫无疑问此一阶层大部分的职业是“房东”。

由于他们主要拥有的是这个城市中的不动产，因此他们的财富增值或贬值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兴衰，他们当然是乐见这个城市欣欣向荣，经济繁荣昌盛，房价越来越高，房租水平也越来越高，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高的收入。

但也由于他们的这些不动产均处于政府不认可其“合法产权”的状态之中，他们也只能用于出租，而较少可以出售其不动产牟利。

当然政府也基本上无法从其不动产收益中抽取税收。

他们在较一般的意义上算是这个城市的特权（不纳税）阶层。

富贵阶层：这个阶层可能包括：成功的企业家、金融家，较高收入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律师、会计师、设计师等，以及中高级别的官员。

请注意我只将企业家中的大中企业家、资本家和金融机构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医生、律师、会计师设计师中的较高收入者，中高级别的官员（或者因官职而可以牟取较高收入者，这个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油水的今量可能不一，市委政研室的主任，正局级干部，其油水几近于无，可能远不如某个街道办的科长）算在这个阶层之内。

但是，无论如何，局级以上干部都可以算入这个城市的权贵阶层。

无法有一个严格的量化指标，但是我们可以粗略地作这样的认定，他们的年家庭收入至少应该在200万以上，其中多数可能在1000万以上；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住别墅，开豪车，出入高档场所，享受高品质的生活；他们在房地产、股市或其它市场都有相当规模的投资，他们的孩子接受这个国家或这个地球上最好或较好的教育。

综合考虑，我们估计这个阶层在深圳的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

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宰者或统治者，拥有普遍意义上的“权力”，作出行政决策或经济决策。

他们位于这个城市社会体金字塔的塔尖。

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富豪”，另一类是“权贵”，不过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晰，因为许多“富豪”在党政体系中拥有相当有话语权的朋友，也有不少“权贵”得到“富豪”金主的大力支持，因此并不缺钱用；并不少的情形是，有些“权贵”本身就是“富豪”，他们要么拥有家族企业和个人投资，要么以权力换取大量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