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近代化

近代化也叫现代化，它们源于同一单词“modernization”，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

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同时也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

诚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变为资产者。

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资本主义化。

中国当然不可能例外。

英国下决心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中国闭关的大门,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工具。

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仍然是一头做着“天朝大国”封建美梦的睡狮,仍然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

毛泽东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

诚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变为资产者。

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

)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资本主义化。

中国当然不可能例外。

英国下决心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中国闭关的大门，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工具。

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仍然是一头做着“天朝大国”封建美梦的睡狮，仍然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

毛泽东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这个“缓慢”，还不知道要“缓慢”到何年何月？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第一，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拥有长达300年左右的历史，遍及30多个手工业行业；但上升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条件，均未成熟，只有少数行业出现了手工工场，大部分行业仍停留在萌芽状态。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不成气候，对它不能作过高估价。

第二，明末清初以黄宗义、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虽曾一度露头，但仍然是中国古代儒家“民贵君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并不反映近代民主的要求，而且很快遭到封建势力所扼杀。

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第三等级和市民阶层等要求近代民主的新兴势力，封建专制结构，仍然牢不可破，原封未动。

这一封建专制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重农抑商，横征暴敛等等，严重摧残着工商业，抑制和阻挠着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

第三，在文化思想上，虽也出现了如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等新因素，但毕竟很微弱，没有出现西欧那里的文艺复兴思潮。

中国人的头脑，仍然被“三纲五常”等封建传统思想禁锢着，积重难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风，一时还吹不进来。

第四，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闭目塞听，昏瞆无知，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通商只限于广州一口，而且还要通过十三行，不许外商直接贸易；不懂近代外交礼节，坚持外交使节靓见，要行三跪九叩首封建大礼；仍抱着康熙年代“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的老观点，不重视对外贸易。

这一政策，严重阻碍着东西之间的正式交往。

二、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陆续输入，才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情况是：在经济上：（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已开始解体。

1899年全国进出口货值264748千海关两，出口货值195785千海关两，两笔共达460533千海关两。

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二）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

据统计，1895年全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达200家，资本总额5004万元，工人总数91350～98060人。

(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第338页。

)（三）近代交通运输业陆续出现，近代轮船公司约20家，拥有大小轮船约300艘，吨位总数约10万吨。

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芦汉铁路已开始兴筑。

电报及邮政等事业，已通达全国主要行省。

（四）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

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

中国旧式商业，正在适应外资洋行经营进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渐出现经营洋布、西药、生丝、茶叶等新兴行业。

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上海在旧有商业的土布、米、木材、糖、绸缎等行业的基础上，又新兴起洋广什货、五金、西药、纸业、棉纱等四五十个行业。

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业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钢铁业58家，丝栈、丝号100家左右。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商业史》编写小组提供的材料。

)（五）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

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包括总行设在中国、资金较为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

中国本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设立。

旧式线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在政治上：（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

（二）随着近代企业的出现，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民主化，开始提上了中国的议事日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派，率先提出设立议院，由君主专制向君民共主转化，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

（三）康梁为首的“百日维新”，把早期改良派君民共主要求，通过光绪皇帝的诏书，付诸实施，虽然中途夭折，以“六君子”壮烈牺牲而告终，但毕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次尝试。

在文化思想上：（一）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

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至19世纪末，先后共译出各类西书160种，总数达1075卷，由江南制造局公开出版发行。

译书内容以介绍近代科学技术为主，兼及各国政治历史。

1867年开办的北京同文馆，对翻译西书也比较重视，先后译成《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等西书26种，由该馆印书处刊印公开发行。

这批西书都在1870年前后出版，成为当时知识界中学习西方知识的最早入门书，对传播西学起了积极作用。

梁启超即曾称赞这批西书，是光绪年间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60页。

)（二）传播西学的各种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

6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后培养了300人左右翻译和办洋务的人才。

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采纳容闳的建议，陆续选派了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目的是培养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科的人
才。

这批留学生虽于1861年后中途撤回，未能完成学业，但大部分已在美学习5年以上，对各种学科有一定基础，回国后分配在陆海军、各军事工业及电报、铁路等局任职，成为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

其中有一些人后来还成为著名的官僚、军阀和技术人才，如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等。

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一开始便设立了船政前后学堂，教习英文、法文、数学、绘图等课程，专门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陆续毕业的学生共628名，从1876年起，还先后派三批优秀学生68人赴欧洲深造，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高级技术人才。

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造船专家和海军骨干。

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也培养了一批近代海陆军人才，著名近代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即曾担任过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

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即相继诞生，前者创办于1898年，后者创办于1896年。

于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近代化。

沿袭多年，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制度，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废除。

（三）作为舆论工具的报刊杂志，陆续出版发行，冲破了封建统治的沉闷空气，反映了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

旧中国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上海两家大报——《申报》和《新闻报》，已先后创刊，前者创刊于1872年4月，后者创刊于1893年2月。

特别在1895年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期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如北京强学会创办的《中外纪闻》，上海强学创办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湖南南学会创办的《湘报》等等，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号角作用。

（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逐步输入，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已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转变。

中国近代化基础，虽然十分薄弱，但毕竟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不再是一个原封不动的封建社会了，而且这一基础，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继续向近代化发展的起点。

三、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起了双重作用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

战争结果，中国第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独立的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道路。

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

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

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

根据上述情况，如果仅仅依靠中国本身力量，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必然是十分缓慢的。

一、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

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个完整的封建主义体系，中国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了初步发展，但仍微弱，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城乡手工业。

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封建势力赖以生存的基础。

我国自古国力强，周围诸国都比较落后，故“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无求于人”的思想影响深远，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情绪十分强烈。

所以，中国的封建势力特别顽固。

这股顽固的封建势力，上有清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广大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族旗民，并以慈禧太后为总头目、总代表。

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最高统治权实际上一直由顽固派头子西太后所掌握，光绪即位后，始终是个傀儡而已，一切禀命而行，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没有。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分裂为帝党和后党后，后党的人占据了各军政要害部门，帝党根本不掌握实权，光绪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正是顽固派与洋务派这个阶层，成为变法维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变法过程中，上有慈禧太后玩弄权术，下有各级官僚破坏阻挠，以致光绪所颁发的一系列变法诏书，都成为一纸空文。

戊戌变法的先驱者们，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本阶级的阶级力量为后盾，又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面，不愿接触广大群众。

他们害怕人民，害怕革命，深怕从此引起人民革命，把防止革命作为变法的推动力。

正是由于戊戌变法缺乏社会基础，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旦顽固派卷土重来，发动政变，他们就势单力孤，而不得不束手就擒。

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政局则不同于中国，封建制度危机日深，封建营垒急剧分化。

生活状况不断下降的中下级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当中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各种自由职业；有的下级武士冲破了禁止“囤积经商”的封建法制和“门第”束缚，或收商人为养子，或入嗣商人为养子，从而同商业高利贷阶层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

19世纪初，江户二百个商家继承人中有48人出身武土。

另有相当数量的下层武士，或通过包税、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和开垦新田等手段，成了新地主；或因为出身于富裕农民，在经济利益上与新地主、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从而同他们保持着深厚的关系。

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动，武士阶层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集团了，他们从不同社会利益出发，不满于掌权的上层封建集团的昏庸无能，要求实行改革。

到19世纪初，武士中的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掀起“兰学”(因主要是从荷兰人及其著作中学习西方)的热潮，他们崇尚西方文化，承认其优越性，鼓吹维新。

日本分裂的时期本就比较长，虽到16世纪末初步完成了统一大业，但德川幕府下设置的二百多个藩，仍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其中社会生产力较发达的西南诸蕃，曾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先后进行多次藩政改革，改革的结果，不仅使藩国的实力加强，而且使藩下级武士在藩政中的发言权也得以扩大。

到50年代末，以外交内政两大问题(将军继承问题和条约批准问题)为导火线，爆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大分裂，形成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两大政治分野和两大政治中心。

下级武士和西南诸藩以及一批宫廷贵族背离了幕府，而同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在16岁的明治天皇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倒幕派武士。

而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本已摇摇欲坠，开始分崩离析；1867年12月发生“王政复古”的政变，德川幕府的势力更进一步削弱。

二、中国的戊戌变法并不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来为自己创造前提条件。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加之这些改良主义的先驱们大多是刚从地主阶级中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经过一个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过程，跳不出封建主义框框。

这种经济上的软弱性和思想上的不彻底性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动摇，使得他们缺乏彻底反封建的勇气，不敢也不想推翻清王朝的反动政权，幻想在旧政权的基础上，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因此，戊戌变法成了上层少数人的活动，并没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没有农民起义的配合，又没军队，没有也不可能对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发动武力讨伐，因此在顽固派进攻面前束手无策。

最后竟派谭嗣同去劝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三千军队一举粉碎西太后的政变，保住光绪帝的地位和变法运动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铤而走险。

当袁告密后，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帝党和改良派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简直不堪一击。

而日本倒幕派则不同，他们利用人民力量，通过国内战争，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的反动统治，建立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为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

1867年12月，“王政复古”政变后，在江户的德川幕府不甘心失败，自认为手中还有实力，决定来一次武力反夺权，1868年1月，日本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内战打响，史称“戊辰战争”。

虽然双方兵力悬殊，但是，因为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幕府军队一败涂地，新政府军节节胜利。

戊辰战争的这种结局是由人心向背所决定的。

在戊辰战争中，新政府军之所以能够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以弱胜强，彻底打垮当时还拥有强大武力和财力的德川幕府，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渴望摆脱殖民压迫和推翻封建卖国幕府统治的广大人民的支持。

戊辰战争，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没
有戊辰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倒幕维新运动的成功，近代独立自主的日本的诞生也就无从谈起，德川的日本就会变成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翻版。

三、中国戊戌变法时的国际环境，要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得多。

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各自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任何变动都会触发帝国主义的神经。

资产阶级改良派曾幻想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推行变法，但根本行不通。

因为，当英美日等国认真分析了帝、后两党的力量，看清了改良派必然要失败的结局之后，就决定不给改良派以什么实际帮助。

而日本则利用了当时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主要是：当时美国正忙于南北战争，英、法正忙于侵略中国，都顾不上日本。

西方国家对日政策上步调不一致，尤其是英国害怕引起日本人民的革命，危及它的整个殖民利益。

加之，英国在同沙俄的角逐中，日益重视日本的战略地位，其对日政策逐渐转为支持倒幕派推翻幕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将日本纳入它在远东的战略体系。

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反封建反殖民压迫的斗争方兴未艾，牵制住了西方殖民势力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日本与中国等殖民地相权衡，在他们眼里，国小人少、资源不丰富的日本毕竟还算不上一块肥肉。

以上就是为什么60年代后期，日本倒幕维新运动在当时半殖民地危机的乌云笼罩日本列岛的险恶形势下，能够比较顺利开展并获得胜利的外因之一。

由上述几个不同点中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

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根本原因，我认为，不是光绪帝的无能，也不是慈禧太后的阴险毒辣和袁世凯的告密。

如果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因素，就意味着说变法的失败就是偶然性的巧合，没有规律可寻。

失败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运动的道路——改良主义道路绝对行不通。

戊戌变法虽不主张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清王朝政权，但它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求，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良，发展资本主义，最后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这在当时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下，是进步的。

因此，19世纪戊戌变法的失败，说它是必然的，这根本原因，应当从当时经济基础与阶级力量对比等方面，来加以说明。

戊戌变法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所发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既没有足够强大的本阶级力量作为后盾，又敌视人民，脱离人民，这才是维新运动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业，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改良派，是无力完成的。

1)社会背景：①日本明治维新前，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

②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

(2)领导力量：①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

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

②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封建势力的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

(3)政策措施：①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②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4)国际环境：①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

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②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