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的起步[整理文档]

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的起步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从沿海深入内
地，大量商品涌人中国各地城乡。

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

时人
在一篇名为《整顿丝茶策》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与洋人通商，——从此反客为主，洋人得操丝市、茶市之权。

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

”（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九）由于中国的海关大权被洋人所控制，［2］所以中国丝、茶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不断增加，但价格却在下跌。

在某些地区，洋纱洋布排挤了土纱土
布，使中国城乡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
指出，外国商品大肆在中国倾销，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使
原本正常的社会生活发生混乱；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有限空间。

某些地方形成商品市场，农作物商品化趋势加快，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成
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来源。

自然经济的解体促成近代商品市场，为中国资本主
义的产生创造了一定条件。

这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

对如此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员极力主
张兴办洋务。

当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

恭亲王奕诉就认为：
“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李鸿章（1823—1901年）也认为，中国欲自强，应当学习外国之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先要觅制器之器，
即学习和仿行外国大机器生产方式。

于是，以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为直接目的的
洋务运动［3］便应运而生。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有：
聘请外国军官，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新式陆军，建立南北洋水师和将福建
水师改造为近代海军，并创建一批军事工业。

如，江南造船厂（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局（1865年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年创办）、天津机器局（1867年创办）等共计24家军事工业企业都在此阶段创办。

这些军事企业由政府投资，朝廷委派地方大员总办。

所造军火由政府无偿调用，装备海陆军。

产
品不计成本，不求利润。

从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看，它们基本属于封建官
府创办的近代新式军事企业。

由于这些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某些技术性工作
聘请专门技术人员担任。

所以，这些企业不完全等同于封建官府工业。

洋务军
事工业的创办，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进程，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明显
倾向。

此外，这些企业如江南制造局还附设翻译馆，组织翻译并出版西方国家
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文化。

但是，兴办军事工业必须依赖于雄厚的国民经济基础。

由于军事工业的创
办引起许多连锁要求，而中国的传统经济和财税政策根本无力为开办近代军事
工业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

加之遍及各地的农民起义陆续被镇压和外商在华投
资设厂的刺激等因素，洋务运动便从以创办军事工业为主，转入以创建民用工
业为主的阶段。

在这种新形势下，一大批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
式的民用企业相继创办。

如，轮船招商局（1872年创办）、开平矿务局（1878年创办）、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创办）、漠河矿务局（1888年创办）和后期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织布官局等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民用企业，其产品主要销售于国内市场户’计算成本，追逐利润；企业与雇佣工人之间基本为劳资关系；企业创办时吸纳的商股属于民间资
本。

因此，洋务民用工业企业应当被认定为近代资本主义性质。

洋务民用企业
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这些企业造就了一大批掌
握近代生产方法和技能的技术工人，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格局，对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作用。

但是必须指出，无论军事工
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

军事工业企
业由官府垄断经营，又是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工具。

企业采取封建管理制度，
设总办、会办、提调等官职，并且由清政府直接任命。

民用企业无论采用哪种
管理体制，经营和管理大权都由官员操纵，无论其是否了解企业经营的基本知
识。

因为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全部仰仗于政府的支持，倘若失去政府这个靠山，
企业经营便无法正常维持。

同样，洋务企业对外国资本有很强的依赖性。

尽管
企业的主权属于中国，但主要机器设备是从外国购买的。

从机器安装到投入生
产，都要依靠外国技师的操作和指导。

企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和燃料由外国
进口。

因此，在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中就不得不仰洋人之鼻息了。

当时，无论洋务企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还是倡言自强求富以挽民族危难
为己任的士大夫，都极为乐观地以为洋务运动可以对内平息各地区各民族的起
义和斗争，对外能够收回利权，与洋人进行商战。

这种认识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背景下是深刻的，也是颇有胆识的。

他们已经冲破了过去那种天朝上国无所
不有的思想藩篱，认为中国欲图自强，必须睁眼看世界，寻找自身不足，“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卷首），即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

因为这个时期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

所
有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问题都被归结为兴办军事和民用企业。

似乎中国有
了开花大炮和铁甲轮船，西方列强就会对中国有所畏惧，停止对中国的侵略。

这实际上成为当时人们的惟一选择。

当然，围绕练兵和创办企业，洋务运动还
包括对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翻译西方书刊等内容。

所有这些都表
明，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放弃了自大虚骄心态，承认中国在某些方面不及西人。

从文化的内在结构看，洋务运动主要涉及的是物质层面。

即使如此，洋务运动
的倡导者们还是经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清朝统治集团中一批守旧官僚对洋务运动极力加以攻击。

他们主张维护落
后的封建经济状况，拒绝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反对采用西方近代科学和
生产技术。

守旧派代表人物大学士倭仁说：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他认为，洋务派奉夷人为师，必然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
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二，30页）守旧派的言论和行动，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竟然发生了以火车轰鸣会震惊祖宗神灵为由而拆
毁铁路的咄咄怪事。

然而，毕竟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中国社会近代化潮
流不可逆转。

在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引导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诞生
了。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商人投资近代机
器工业；也有手工工厂的业主采用外国机器进行生产，从而使手工工厂转变为
近代工矿企业。

截至甲午战争以前，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民办企业有54家，总资本约480万元。

主要民办企业有：
继昌隆缫丝厂（1872年由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5］、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87年由严信厚在浙江宁波创办）、裕源纱厂（1894年由朱鸿度在上海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1878年由朱其昂在天津创办）、同文书局（1882年由
徐鸿复在上海创办）、均昌机器船厂（1882年由李松云在上海创办）。

此外，
还有火柴、机器制茶、制糖、制药、榨油、碾米、采矿等多家机器生产的企业
陆续创办。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第一步的话，那么，19世纪70年代以后近代资本主义民族企业的兴办就是第二步。

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国际
环境和国内局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之途充满了艰难险阻。

外国
侵略者为保持在华权益，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采用各种手段破坏中国民族
工业，在市场、原料、运输、价格、技术等方面对民族企业形成巨大压力。

清
政府为维护其赖以生存的封建经济基础，运用行政手段限制普通民商举办资本
主义企业。

守旧派从根本上反对近代新式企业的创办，对民族企业的创办造成
不利的舆论环境。

因而，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没有得到健康发展。

随着近代新式企业的出现和初步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应运而生。

与此同
时，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一批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改良派学者。

其中
主要代表人物有：
王韬（1828—1897年）、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4—1900年）、郑观应（1842—1922年）、陈炽（?一1899年）、何启（1858—1914年）和胡礼垣（1847—1916年）等。

他们对外国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都比较了解，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为挽
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出谋划策、奔走呼号。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要求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
迫和经济侵略，修改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国
家主权完整。

第二，要求发展民族近代企业，希望清政府为民族企业的创办和
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减少封建官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无理勒索。

他们
认为，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就可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商战。

第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主张模仿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向地
方官员和士绅阶层有限度地开放一部分权利，设立“议会”，扩大参政议政的范围。

总之，他们的改良思想有进步意义。

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主张已经不同
于洋务运动的理论家，那就是从文化结构中的物质层面开始逐步转到制度层
面，这就为此后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而且，他们的舆论宣
传工作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也有促进作用。

19世纪60到90年代的近40年间，中国已经迈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脚步。

从清政府自身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是一场自救运动。

因为统治者在国内外动荡
不安的环境下，已经不能完全按照旧的模式继续统治下去了。

如果他们连物质
层面的改革都不愿进行的话，就会在社会经济的全面危机中丧失统治地位。

从
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则是一次较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

即使它自身有
很多弊病，但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尝试，它深刻动摇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
结构。

尤其是崭新的近代大机器生产企业的初步建立，中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
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工业化历程。

这也意味着长期适应于农业社会和
自然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努力适应刚刚起步不久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
商品经济的要求。

实际上，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变，一直是人们密切关
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