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亩产四万三是怎样吹上天的

水稻亩产“四万三”是怎样吹上天的
汪福绥　王荫之
1958年8月21日，安徽繁昌县东方红三社柯冲生产队放了颗水稻亩产四万三千斤的特大“卫星”。

《繁昌报》、《芜湖报》、《安徽日报》均发了号外，不久，《人民日报》也发了消息。

30年后的今天，我们自然不会相信这种“神话”。

但回顾一下，水稻亩产“四万三”是怎样吹上天的，颇能发人深省。

为此，我们走访了当年芜湖地委驻东方红三社工作组成员A （他不愿意披露，故隐去其名）。

这位同志年已花甲，满头白发，一时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
我们地委工作组一共3个人，于1957年底，进驻繁昌县东方红三社，主要任务是“发展大好形势”。

东方红三社以种植水稻为主，特别是柯冲生产队，紧靠县城，平展展的一片良田，条件很好。

第二年开春，播种、栽秧、耘田，因风调雨顺，水稻长势确是很好。

7月间，省委某部门一位领导来东方红三社视察工作，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我们考虑了一下，回答想放个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不敢说。

来者听罢，肯定我们放“卫星”方向是对的，指出胆子要大。

进入8月份，各地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已陆续见报，对我们震动很大。

怎么办？我们想到领导上临走时的话，“胆子要大”，心想人家能放3万多斤的“卫星”，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个更大的？
那些日子，我们几个人成天就想着放“卫星”。

但一想到放几万斤的大“卫星”，心里直发悚，乖乖，这么多稻谷到哪里去弄？说来也巧，我们住地就在柯冲生产队，大门外那平展展的40亩稻田，稻子已快成熟。

同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位农技员估测了一下，每亩可产千斤。

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干脆把这40亩稻禾挖出全放在一丘田里，放它个“四万斤”的“卫星”。

这个设想得到领导同意后，便连夜行动，付诸实施。

在A的划火的抽烟间歇，我们提了个问题：“黑夜黑古隆冬的，挖稻禾并棵白天干不是一样吗？”A摇摇头：“哪能一样？这又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只能偷偷摸摸地干。

”对呀，夜幕可是块遮丑布！
A接着说：
“那天晚上，我们组织了200多名精壮劳力，都是从各队抽来的积极分子，工具是铁锹、禾桶。

挖起的稻禾，连泥带水装在禾桶里，运到选好的“卫星田”里。

我记得，那晚还派民兵站哨，不准闲人接近。

通宵达旦，才把30几亩的稻禾挖净，并棵在一起。

快天亮时，打扫完‘战场’，消灭掉‘痕迹’，个个都象从泥塘里爬出来的，因为他们是当作一项庄严的‘政治任务’去干的。

”
A说到这里，眼圈儿红了。

“刚才你说消灭‘痕迹’，那30几亩挖去稻禾的空田怎么办？”我们又提了个问题。

A说：“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第二天便发动社员在空田里载上晚稻。

”
“听说开镰收割也在晚上。

”
“对。

我记得很清楚，是在8月17日晚上11∶30开镰收割，直到第二天下午7∶30收割结束。

参加这次收割的共有348个社员。

在收割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位记者从柯冲找了个小女孩，让她坐在那重重叠叠的稻禾上，拍了照片，挺滑稽，后来还见报了呢。

”
“这么干，当时没有人持不同意见吗？”我们问。

“那能没有。

大队有个姓黄的支委，是个老党员，他就不同意，他说，‘看你们这样胡搞，将来吃什么东西’？他讲的也是实话，挖稻并棵一折腾，粮食损失确是不少。

但那时大家头脑都在发热，哪里听得进？我们专门开了支委会，对他这种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后来又把他遣送到偏远山村里。

”
“那年月，上上下下头脑都在发热。

在收割时，有省、地、县、乡四级党委派人到现场参加监收监打工作。

那戏演得够精彩了，还有记者监场，连几斤几两都标出来了。

‘卫星田’是1．03亩，实收稻44367斤13两，平均亩产43075斤9两。

其实哪有这么多，过磅时做了手脚；有的过完磅，绕道稻场一圈，再来秤二遍，于是一担稻变成了两担稻。

因为是夜晚，谁也不在意。

但亩产‘四万三’的喜讯一见报，参观取经者便络绎不绝。

有兄弟县管农业的书记，也有邻省农业厅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还派来了搞农业的老专家。

搞科学的人毕竟与别人不同，提出问题比较实际，比如密植呀，施肥呀。

这些问题，我们事先拟了一个统一口径的答案，由B回答。

问到密植，B答了‘采取1×1寸密植，每亩40万棵左右，每棵20根’。

问到施肥，B有板有眼地道：‘施足基肥，合理追肥。

这块田施塘泥4000担，菜籽饼500斤，骨粉300斤，颗粒肥料800多斤，用硫酸铵100斤打耖口，做到分层施肥，并采用低层施缓效肥，浮面施速效肥。

在追肥时，采用看苗追肥，块块补肥的办法。

还追施发棵肥人畜粪200担，孕穗肥草木灰1500斤，追穗肥人造尿200担，过磷酸钙15斤。

’老先生听了B的介绍，将信将疑，后来从‘卫星田’取了些泥土带回去了。

30年来，每想到老科学家认真取土的情景，心里就一阵发痛。

我们不该欺骗科学家啊！”
最后，我们请A谈谈刮浮夸风的后果。

他沉痛地说：“58年放‘卫星’，59年开始搞高指标、高征购，60年代便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浮夸风害人不浅啦。

希望各级领导不要再为表面的数字所陶醉，多关注实情吧！”
《志苑》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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