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瑞士信贷危机的分析与思考

对瑞士信贷危机的分析与思考
相较于以美国为“震中”的硅谷银行等一系列银行风险事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瑞士信贷（以下简称“瑞信”）的经营失败，对我国大中型银行单体机构监管工作更具警示意义。

为此，笔者对瑞信危机演变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对风险爆发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就加强银行保险业管理提出有关思考和启示。

一、瑞信危机演变过程梳理
（一）2019年瑞信关键高管爆发冲突并先后离职，严重影响该行声誉和经营。

2019年1月，时任瑞信CEO谭天忠（Tidjane Thiam）与时任瑞信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伊克巴勒·汗发生肢体冲突，二人早在2018年就因房屋装修和花园景观结下私人仇怨。

2019年7月，伊克巴勒离职前往瑞银工作。

瑞信高层担忧其可能会挖走关键员工，故而聘请私人安保公司实施监视，后被伊克巴勒发现并引发冲突。

受此影响，谭天忠也于2020年2月被迫辞职。

关键高管的接连辞职和由此带来的人才流失对瑞信盈利能力造成较大冲击。

2019年，瑞信净利润同比增长69%，创下2010年以来新高，
但2020年则同比下跌21.94%，同时，也极大损害了瑞信审慎、负责、中立的企业形象。

（二）2021年瑞信连续遭遇关键客户倒闭造成严重损失，自救措施见效甚微。

瑞信一直为美国资产管理公司Archegos提供融资、融券和清算等服务。

2021年3月，Archegos发生“世纪大爆仓”，瑞信损失达55亿美元。

瑞信是英国供应链融资公司Greensill的主要资金提供方，除向其提供了1.4亿美元贷款外，还成立了100亿美元供应链金融基金购买Greensill债券。

2021年3月，Greensill因高风险经营破产，瑞信损失超30亿美元。

此后，瑞信试图通过更换投行部门管理层，对其投行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剥离，出售其证券化产品部门和资产、大规模裁员等方式自救，但未能根本扭转颓势。

（三）2022年接连发生账户信息泄露、洗钱等丑闻加剧经营压力，瑞信连续两年大额亏损。

2022年2月，瑞信逾1.8万个账户信息被匿名信源泄露给《南德意志报》，并扩散至46家主流媒体，由于账户信息涉嫌协助贩毒、腐败和有关其他严重犯罪活动的人员洗钱和管理资产，瑞信被提起诉讼。

2022年6月底，瑞士最高刑事法庭判决瑞信帮助毒贩洗钱罪名成立，赔偿和罚款超过2000万瑞郎，令瑞信形象进一步下降。

标普、穆迪、惠誉将瑞信评级展望下调为负面。

负面因素导致瑞信经营压力不断加大，2021年、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下跌19.6%、25.1%，净利润分别为-16.5亿、-72.93亿瑞郎。

（四）2023年瑞信承认财务报告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叠加大股东拒绝注资支援，瑞信股价单日跌幅创历史新高。

2023年3月14日，瑞信发布2022年财报，并在报告中承认其2021、2022财年财报程序存在重大缺陷，未能在财务报表中设计和维持有效的风险评估。

普华永道对该机构内控有效性出具“否定审计意见”，叠加该行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明确表示拒绝向瑞信提供更多援助，导致市场恐慌情绪爆发。

3月15日，瑞信股价跌幅一度接近30%，收跌22.12%，创单日最大跌幅，股价历史首次跌破2瑞郎。

（五）瑞士政府快速采取救助措施，并采取争议手段推动瑞银集团收购瑞信。

3月16日，瑞信官网声明，以优质资产担保形式获得瑞士央行500亿瑞郎的流动性支持，虽然短暂拉动该行股价回升，但随着存款大量流出和机构投资者抽出头寸，瑞信实际已不具备正常经营条件。

为尽快通过瑞士银行集团收购瑞信的形式完成危机处置，瑞士政府临时修改法律得以绕过瑞信股东大会，并将瑞信价值170亿美元的AT1债券减计为0，引发较大争议和投资者不满。

3月19日，瑞士银行集团宣布以30亿瑞郎（约3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瑞信，不足3月17日收盘时瑞信市值的一半，创200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银行并购案。

二、瑞信危机背后的原因分析
此轮风险始于俄乌地缘冲突，表面焦点是美欧通货膨胀，深层次逻辑是美元霸权松动，不排除后续发生美元信任危机。

同时，欧央行快速收紧货币政策，导致瑞信流动性快速消耗，加之国际金融机构风险事件频发，投资者恐慌情绪不断发酵，进一步加快瑞信风险爆发。

（一）瑞信高管、业务骨干流失严重，对核心业务和盈利能力造成毁灭性打击。

前瑞信CEO谭天忠于2015—2020年在瑞信任职，实施改革重组计划，将业务重心转移至财富管理，瑞信净利润在2016至2019财年连续四年实现双位数增长。

谭天忠与伊克巴勒·汗的先后离职对瑞信经营造成重挫，并开启该行利润表现的下坡路。

此后接连发生的多个负面事件导致瑞信出现更严重的人才流失，据市场机构不完全统计，仅2022年就有70多名投资和财富管理骨干离职，其中不乏在瑞信工作超过20年的中坚力量，对投行业务造成巨大打击，2022年末瑞信投行业务总资产同比萎缩近50%。

（二）瑞信持续推进轻资本转型，经营模式趋于激进，风险偏好持续抬高。

2008年金融危机后，瑞信持续开展轻型
化、投行化转型，进行了两次大的机构调整，瑞信资产规模从2009年的1.04万亿美元降至2022年的约7000亿美元，员工数则从4.8万人持续上升至5.15万人。

经营模式也更为激进，将追求业绩利润作为其核心发展目标。

例如，基于Archegos“较为出色的业绩利润”等因素，瑞信不断放宽对其保证金限制条款，Archegos杠杆倍数一度高达300倍。

（三）风险控制严重缺失，风控部门甚至被要求“更加商业化”。

近年来，在采取激进经营策略的同时，瑞信不断压缩风险管理队伍和部门权限，且瑞信首席风险官和其他高管敦促风险部门应更加商业化，与前台交易员“保持一致”，风险控制独立性严重缺失，导致瑞信经营风险被长期有意忽视。

例如，2019年，纽约对冲基金Malachite Capital破产时，瑞信便损失了约2亿美元，但仍对此类风险选择忽视。

（四）合规管理存在重大漏洞，成为瑞士首家在刑事案件中被判定有罪的大型银行。

从1.8万个账户信息泄露、涉嫌协助毒贩和贪腐官员洗钱等多个事件看，瑞信背景调查、合规管理形同虚设，导致其成为瑞士历史上首家在刑事案件中被判定有罪的大型银行。

据瑞信前雇员在审判中表示，瑞信在争取东欧高端客户过程中几乎没有关注任何合规问题。

该行在2022年财报中承认其2021、2022财年的财务报告程序中发现“重大缺陷”，也更加反映出合规管理的漏洞百出。

三、对国内银行保险业监管的思考
瑞信既是瑞士第二大银行，也是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在瑞士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其风险形成、发展、直至爆发的时间也不算短，风险主体、责任主体自然是瑞信自身。

从监管角度看，瑞信危机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对进一步做好国内银行业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有借鉴意义。

（一）更加注重风险偏好的监管。

瑞信风险事件频发，归根到底是其风险偏好过于激进，但风控程序和合规管理漏洞百出，最终导致发展根基土崩瓦解。

可见风险偏好出现偏差与失控是金融危机产生与蔓延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将风险偏好监管作为提高金融监管前瞻性的重要着力点。

建议明确风险偏好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为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抓手，建立和完善权责匹配的问责机制。

将风险偏好管理纳入大型银行监管工具，在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评估、并表管理评估、有效风险数据加总和风险报告评估等监管工作中，评估风险偏好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在监管评级的相关定性因素中加重对风险偏好管理的考量。

同时，从两会一层履职入手，督促银行机构建立和强化管用、适用、好用的风险偏好管理框架，完善动态调
整、弹性约束的监测机制，定期监测并重检，开展动态评价与调整。

（二）严格执行差异化监管标准。

瑞信风险爆发是多年陈疴痼疾所致，更是多种“基础病”叠加积重难返的结果，也是欧洲宽松监管带来的恶果。

我国应持续加强监管指导，督促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尤其是处于第一组的城商行和股份制行严格落实资本、杠杆率、大额风险爆露等附加监管要求，并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机构发展实际对附加监管指标要求进行动态调整。

同时，推动工、农、中、建四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构建更为完善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内部管理机制，完善中长期TLAC达标计划，稳妥推动TLAC 债券发行落地，增强危机处置能力。

（三）提升监管早期干预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对瑞信存在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漏洞，瑞士金融监管部门若实施有效的早期干预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释瑞信风险恶化。

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早期干预相关专项法律法规体系，科学设定干预时机、措施、退出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

具体操作中，建议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治未病”角度出发，坚持“先急后缓、审慎推进”原则，综合考虑监管评级、流动性、清偿能力、违法违规、突发事件等情况确定实施早期干预的时机和条件，针对不同风险情形和程
度设定多层级、多梯次干预纠偏措施，并将是否全面完成风险问题整改和系统整改作为早期干预退出条件。

（四）加强高管人员选任审核和持续监管。

从瑞信事件看，高管和业务骨干的持续离职导致其核心业务和经营状况遭受毁灭性打击。

可见，高管人员的稳定性和守法合规情况，对机构稳健经营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地方法人机构高管案件频发，不但影响地方法人机构经营稳定，还会危害区域政治经济大局。

应进一步加强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政府对高管人员提名把关和持续履职监督，并强化监管履职评价。

同时，指导机构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提升业务粘性，避免因为个人变动导致经营状况“大起大落”。

（五）丰富压力测试情景。

瑞信即便在危机时期，其流动性监测指标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和流动性资金覆盖比率（LCR）仍然高达203%和144%，总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普通股权益一级资本也高于监管标准。

这提示我们，应加强宏观经济形势研判和跨周期监管，将机构潜在流动性错配问题通过技术化处理纳入到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中。

设定压力测试情景时，探索将机构重大负面事件、金融资产价格、关键国家和地区GDP增长率、通胀率等纳入情景指标，全面评估宏观经济冲击下单体机构及银行体系稳定性。

（六）加强交易对手管理。

瑞信风险演变发展过程中，Archegos爆仓、Greensill债券和纽约对冲基金破产等交易对手崩溃、违约对其造成较大打击。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衍生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对国内金融机构而言，交易对手造成的潜在风险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应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涵盖识别、评估、监测、控制、报告、处置全流程的交易对手风险管理防控体系。

加强交易对手准入管理和单一交易对手限额管控，防止某一交易对手或某行业爆发风险对金融机构造成毁灭性打击，并审慎推演各种极端情形下风险的演变；对于开展的复杂业务，要加强风险研判，完善产品合同设计，包括基本条款、触发性条款、期限、风险缓释条款等，预先设定保护性条款，减少对手方套利空间。

（七）密切关注海外金融风险外溢影响。

近期，IMF等国际组织多次警示，快速加息、高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推高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面临严重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市场仍处于较高不确定性之中。

应督促在华大型外资银行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密切关注海外市场类似瑞信危机、硅谷银行破产等“灰犀牛”“黑天鹅”风险事件，警惕其金融风险外溢影响，适度控制美元头寸，加强流动性管理，扎实做好应对预案，筑牢金融风险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