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儿童语言研究的回溯

　第11卷　第1期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ol .11　No .1 2009年3月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 ons (Social Science )Mar .2009

我国儿童语言研究的回溯

祁文慧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摘　要:儿童语言研究领域广、价值大,受到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多学科学者的关注。我国儿童语言研究的进展,可概括为引介国外成果、论证西方理论和独创汉族儿童语言研究理论三个阶段;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儿童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研究方法大致经历了个案研究、临床研究、横向实验研究、个案研究和多元研究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儿童语言;习得理论;习得顺序;句法结构;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H1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420(2009)0120054206

收稿日期:2008211208

基金项目:南京邮电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NY 207160)

我国早期儿童语言研究同西方一样,也是纯粹

的儿童心理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儿童心理的发展过程和测试儿童的智力水平。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双重影响下,研究目的有所改变,主要是为了揭示儿童心理的发展和验证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假设。近20年,儿童语言研究表现出了独立发展的态势,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心理学和语言学交叉的独立学科,着重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儿童语言能力的获得、儿童语言的制约因素。因此,我国儿童语言研究清晰地显示出三个阶段:引介国外成果阶段,论证西方理论阶段和独创汉族儿童语言研究理论阶段。随着各高校儿童语言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儿童语言研究在语言现象研究和方法探索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研究路径

我国儿童语言研究从最初的儿童心理研究,逐步过渡到专门的儿童语言研究,经历了引介国外成果、论证西方理论和独创汉族儿童语言研究理论三个阶段。

1.引介国外成果阶段

我国的儿童语言研究历史不长,在五四运动以后才蹒跚起步。这期间以翻译、介绍西方儿童心理学论

著为主,如艾华编译的《儿童心理学纲要》(1923)、陈

大齐翻译的《儿童心理学》

(1925)。陈鹤琴1919年留学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介绍了大量西方儿童心理学思想,使中国学者对儿童语言研究有了最初的了解。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心理学受到了批判,此阶段主要以引介前苏联的一些成果为主。这期间,以维果茨基、列昂节夫和卢利亚为代表的维列卢学派的著作被大批引进,尤其是维果茨基的《思维和语言》(1934)一书在1962年被译为英语出版,对中国甚至西方儿童发展和教育研究都产生了极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儿童心理、语言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出现了大批相关学术论文,出版了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教材。皮亚杰、瓦龙等人的儿童心理学专著也在此阶段被译介和评论。

2.论证国外理论阶段

随着西方大量儿童心理和语言理论的引介,产生了一些对西方研究进行检验性的成果。陈鹤琴一方面广泛参考国外儿童心理学资料,一方面于1920年开始对他儿子陈一鸣做了近3年的追踪研究,写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这部著作无论从理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儿童早期发展追踪研究的开创之作。20世纪30年代,黄翼、祝雨人对皮亚杰关于儿童语言的社会功用研究进行了重复实验,提出了与皮亚杰思想不同的独到见解。相关成果还有郭灿然的《儿童语言之发展》,高觉敷的《儿童语法中的并列作用》等。

1978年以后,儿童语言研究逐渐步入正规,大

批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把儿童语言习得作为研究方

向。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开始了独立的儿童语言能力和儿童语言习得策略研究。9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批儿童语言研究专著。但是,对于儿童语义的研究主要涉及词汇语义习得理论的验证。199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儿童言语发展协作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正式联盟,共同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问题。

3.创建汉语理论阶段

20世纪80年代,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同时,儿童语言研究开始进入理论创建阶段。王德春不仅对儿童语言发展进行了理论阐释,还提出了一些语义习得观点。他认为儿童词义的发展同儿童思维发展紧密联系,贯穿语义的整个发展过程;儿童先掌握词语之间的组合关系,后认识语言体系中的聚合关系[1]189-195。石毓智根据过去20年来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语言能力合成说”,认为语言能力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与其他各种能力平行的,人的各种认知能力具有“层级性”;人类的语言能力处于第二层级,是在第一层级认知能力发展基础上协同合作的结果[2]。这些理论的提出和创建大大拓宽了儿童语言研究的视野。

语义语法观认为儿童语言具有成长性,儿童的认知水平发展具有层级性。认知层级的高低,突出表现在对事件图式中的组成要素的离散化和关联化能力的强弱,由此提出了要素离散化—图式结构化理论。语义语法观同时认为儿童话语经历了从语境符号向语言符号置换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事件过程中的要素逐步离析为词汇单位(事件图式颗粒化),二是认知图式中的词汇单位逐步关联成结构模型(语义结构模型化),由此提出了语言符号—语境符号置换理论[3]315。

语言学界学者的加盟,以及国外更多的最新语言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引介,促进了我国儿童语言研究的发展,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不断涌现。无论儿童语言发展验证研究,还是理论创建研究都出现了更多的新成果。

二、研究成果

儿童语言研究主要探讨语言各子系统的发展,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系统的发展,以及儿童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等。

1.语音系统研究

声调在印欧语中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有关印欧语儿童声调研究的成果较少。但是作为汉语音节的构成要素之一,声调是汉族儿童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赵元任对其孙女的声调习得调查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研究成果。齐沪扬、陈昌来在其文中提及李纳和汤珊笛对17名台湾儿童为期7个月的调查,结果发现汉族儿童先习得声调,后习得元音和辅音;在4个声调中,习得第二声的难度最大[4]247。这与H·克鲁麦克对汉族儿童声调习得情况的观察基本一致。吴天敏、许政援发现,在9个月大的儿童发音中已能观察到除阴平调外的其他3个声调[5]。李嵬、祝华等对129名1岁半至4岁半儿童口语语料统计,基本没有发现声调错误[6],再次证明儿童声调的习得在1岁半前已基本结束。在语调研究方面,李宇明通过追踪研究得出结论:婴儿期发音已经具备了成人的语调模式,5～6个月的婴儿已经开始运用语调进行交际,8个月大的婴儿发声中已显示出升降调[7]。以上研究中尽管对儿童声调习得顺序看法不很一致,但是普遍认为声调和语调在儿童语言习得的早期已经出现,或是先于语音发生,或是与语音同时出现。

有关儿童元音和辅音的习得,李宇明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了吴天敏和许政援、张仁俊和朱曼殊的研究结果,认为婴儿语音习得顺序是有规律的;并对雅克布逊(Jakobs on)儿童咿呀学语阶段发音无规律可循的观点提出了质疑[7]。同时,以上研究还就儿童辅音习得的顺序,提出了与雅克布逊不同的观点。南开大学的石峰、温宝莹则对儿童的元音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通过对40名1～6岁说普通话儿童的口语调查和声学分析,得出了儿童7个汉语一级元音的习得顺序、发展进程,发现了儿童元音发展系统性,同时发现普通话的儿童汉语一级元音发音偏误和发展也都存在系统性[8]。有关儿童语音发展阶段划分,吴天敏、许政援将前言语期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0～3个月)为简单发音阶段;第二阶段(4～8个月)为连续音节阶段;第三阶段(9～12个月)为学话萌芽阶段[5]。张仁俊、朱曼殊将前言语阶段婴儿的发音练习分为:单音节阶段(0～4个月),多音节阶段(4～10个月),模仿成人发音、出现第一批词阶段(12～13个月)[9],期间10个月至12个月之间年龄不连贯。周兢的阶段划分则相对更明确,分为单音发音阶段(0～4个月)、音节发生阶段(4～10个月)、前词语发生阶段(10～18个月)三个阶段[10]。由此可见,婴儿发音普遍依照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有意义语音发展顺序。

2.词汇系统研究

对儿童词汇的考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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