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成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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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成因及其影响
姓名:吴倩
班级:2012级国际政治
学号:2012410671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灾难,其战争的发动与日本右翼势力有着直接关系。
日本战败后,其右翼组织受到彻底的摧毁。
战后初期其活动有所收敛,但进入50年代后,随着美苏冷战体制的形成,其组织得以复活并具有极强的反苏、反共、亲美特征。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日本右翼势力更是甚嚣尘上,严重威胁中国乃至世界的安全。
关键词:亲美反共经济大国政治小国
所谓日本右翼,从狭义上讲是指日本街头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法人组织,从广义上讲是指日本政治势力中的鹰派,也就是日本保守政党中的强硬派。
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我们十分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成因。
这是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的发动和日本右翼势力脱不了干系。
二十多年的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的经济严重后退,而且使好几千万无辜的中国百姓无故丧命,更是造成了无数中国家庭的支离破碎,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给中国难以估量的损失。
日本战败后,右翼组织受到彻底的摧毁。
战后初期其活动有所收敛,但进入50年代后,随着美苏冷战体制的形成,其组织得以复活并具有极强的反苏、反共、亲美特征。
可以讲,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一直处于一种时起时伏的状态,但是最近几年其势力突然变大,这倒不是指右翼分子人数上的壮大,而是指其掌握了政权。
2012年8月19日,日本右翼分子更是登上中日争议的钓鱼岛。
日本右翼源于幕末明初的“尊王攘夷”运动,可谓历史悠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战败,美军的军事化占领,日本的所有的右翼组织被强行解散,严禁日本右翼骨干担任公职,右翼势力一度偃旗息鼓。
但随着美军对日政策的改变,日本右翼势力又卷土重来。
日本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使中国乃至东南亚等二战时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国家十分警惕。
我们可以适当的分析一下战后日本右翼势
力的成因及其影响,以防止二战悲剧的重演。
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兴起,在成因方面有一下几点:
首先在思想文化方面,近代天皇制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统治是军国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的社会历史基础,日本国家的封建军国主义性质是各色右翼极端势力产生的总根源。
为了在精神上统治广大人民,德川幕府还大力宣扬以“忠节”为基本教义的“武士道”精神。
[1](P14-15)明治维新,结束了幕府统治和封建领主的特权。
但是,天皇制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制度,却保留了大量、落后、封建性的社会因素。
战后,由于多种社会历史原因,军国主义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组织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活,重新集结,成为当前在日本国内外影响甚广的右翼社会势力。
其次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讲,日本右翼自明末就开始形成并得到一定发展,日本右翼源于幕末明初的“尊王攘夷”运动。
筑前福冈的“玄洋社”是日本右翼的最大源头组织,为日本右翼团体鼻祖。
战前右翼的组织构成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国粹派的“封建式日本主义团体”,另一部分是革新派的“近代国家社会主义团体”。
有代表性的国粹派右翼组织有:玄洋社、黑龙会、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生产党等。
有代表性的革新派右翼组织有:老壮会、犹存社、经纶学盟等。
日本右翼可谓历史悠久,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复苏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
战后日本经济一度面临崩溃。
战争使日本满目疮痍,人民对未来充满了绝望。
但战后日本迅速为发展经济制定
了较为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从吉田茂政府的“保守本流”路线将日本经济引入正轨,再到池田政府的“经济备增计划”使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最终在佐藤政府时期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号经济强国,最终实现了日本的经济大国梦。
从政治角度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地区冲突和局部动荡明显增多,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这给日本提供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机会,日本已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急于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加大在政治上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参与国际社会的重大决策,及早实现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愿望。
因此,日本在国内外利用一切手段,消除战败国痕迹,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摆出一副大国的姿态,以求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以实现日本政治大国地位为目标的日本右翼势力的出现似乎就成了众望所归了,那他们的复兴乃至发展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再次,战后,日本种族至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并为右翼势力充分利用。
一部分右翼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 自由主义史观”,如以“ 日本可以说不”而扬名的极右民族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其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煽动、迎合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同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日本国内的民族优势感不断膨胀,民族主义与民族优越感的结合,加上右翼势力的挑唆使日本政治表现出右翼化倾向,这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和关注。
再者美国对日本的纵容也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战后的美苏由于失去战时的合作基础,世界局势迅速演变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两极对峙的局面,美国为了增加对抗筹码,决定将日本做为远东地区的反共桥头堡,由此美国的对日政策由原先的抑制也转为了扶植。
美国政府先后提出:“应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防卫线是“阿留申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这样可以“阻击共产主义不越出中国境外”美国对日本的纵容与扶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不仅民间甚至政府内有大批军国主义分子存在。
二战以后,虽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一大批军国主义骨干受到美国战后冷战政策的卵翼和呵护。
尤其对裕仁天皇的宽容及保留了天皇制度,使军国主义的根基得以保存。
大批战犯并没有认真清除自己的军国主义思想,便被美国或在美国的斡旋下从同盟国的监狱中放了出来。
这批人在财界和社会右翼的支持下,重新返回政坛,窃居要职,为右翼势力抬头和军国主义复活打开了方便之门。
也为有朝一日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工具埋下了“伏笔”。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冷战后右翼势力得以重新抬头并日益猖獗。
战后日本右翼运动大体分四个时期:50年代是恢复阶段,60至70年代初是猖狂活动阶段,70至80年代末是发展、巩固和充实力量的阶段。
90年代至今是疯狂否定侵略历史的叫嚣阶段。
从其组织和成员来看,规模较战前大,成员复杂,从民间到政客都有人参加;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来看,战后的日本右翼与战前右翼非常相似,进行恐怖活动,策划军事政变,镇压进步力量,扼杀言论自由,极力否认侵华历史,坚持皇国史观,鼓吹民族主义。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对东亚政治产生了及其恶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尽管在日本坚持侵略史观的右翼势力是少数,不会左右日本现有政策的大方向,但是右翼势力有进行翻案企图重走老路的动向,特别是它们打着“普通国家”的旗帜,披着谋求树立国家新形象的外衣,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昔日的自尊,更重要的是通过美化侵略历史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以重新确立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地位。
所以,对这股势力在政治上的严重危害性绝对不能低估。
1.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使日本政界更加混浊,难以直面历史。
冷战后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大体表现在阁僚“失言”篡改历史教科书与参拜靖国神社三个方面。
[2](P196-197)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及其政坛右倾化,从根本上
说是挑战日本的和平宪法,挑战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已经定论了的对日本过去侵略战争罪行的公开、公正审判,挑战日本经贸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
这将导致冷战后的日本政界更加混浊,无法直面历史。
2000年1月,日本政府借口所谓的“言论自由”,放任少数右翼分子在大阪市举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反华集会,这种以所谓的“自由”肆意伤害别国人民的感情、任由极少数人肆意践踏正义和公理的作法就是例证。
2.右翼势力抬头增加了日本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警惕和不信任
新千年伊始,日本右翼势力也在“反思”和展望。
“反思”历史的结果是,卸下历史包袱,不要过于追究历史,日本的“谢罪外交”也应停止;展望未来,日本政客们盘算的是如何明文修宪,如何在21世纪取得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最终一圆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大国的“大和梦”。
日本右翼势力反对现行和平宪法,要求修改《自卫队法》,大力发展其军事力量,以军事大国的实力参与国际事务。
[3](P21-23)
正因为如此,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访问东南亚国家时,第一次始终没有谈到对过去历史问题的认识,而是就中国的动向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现实意义大谈亚洲的安全问题。
桥本首相认为“比起对过去军国主义的反思,论述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轴心、
面向未来的亚洲安全保障体制更加具有说服力。
”(注:日本《每日新闻》1997年1月15日。
)
右翼势力的抬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日本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而日本的亚洲邻国也完全有理由要求日本担负起与其对国际经济政治多做贡献的强烈愿望相称的道义责任,坚决遏制右翼势力及其活动,否则只会增加东亚国家对日本的戒心和不信任。
3.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给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不仅给东亚政治造成恶劣影响,也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增添了新的极大的障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历史认识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原则问题”。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政府多次就历史问题做出郑重表态和承诺,承认侵略并向中国人民表示反省和道歉。
而日本右翼势力首要表现形态就是变本加厉地美化侵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鼓吹“自由主义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要求改变“自虐的东京审判史观” [4](P114)日本政府内也不时出现所谓的“失言大臣”。
对此,中国政府重视日方的表态和承诺,但日本还必须“言必行,行必果”,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
其次,鼓吹和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一贯伎俩。
特别是中国提出的新的安全观及其对地区和世界和平负责任的
做法赢得了亚洲国家的赞誉;而日本则因强化日美安保体制、自卫队防卫范围的扩大和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加剧了地区安全的紧张
形势,引起邻国的不安。
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与批评,日本右翼势力极为恼怒。
他们更害怕21世纪主宰亚太双边关系的不是美日而是美中,这样,“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越唱越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染指中国领土台湾,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
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
但日本右翼势力染指中国领土台湾的野心不死,特别是自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以来,日本当局在防卫范围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过许多解释,但就是不肯明确地作出不包括台湾的承诺。
1999年11月13日,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台湾大放厥词,公然称台湾为“周边国家”,形容东京与台北是“首都”与“首都”的关系,公然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有这些不得不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持高度警觉和严重关注。
发展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的一项
重要国策,而日本右翼势力却在上述三个主要方面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冷战后日本政坛明显地右倾化,右翼分子的活动也日益呈现扩大化、组织化的趋势。
虽然右翼势力还很难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右翼势力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不
能低估其在政治上的严重危害性。
为此,日本政府首先要切实负起责任。
正如中国外长唐家璇就日本右翼势力大阪反华集会所严正指出的:“日本政府既然一再表示右翼势力的谬论有悖于政府立场,又为何无动于衷,始终不肯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如果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这种态度,不仅不利于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不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最终对日本民族也必将遗害无穷。
”
参考文献: [1](中)赫赤谭健。
日本政治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2](中)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政党体质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 (日)谷浦太郎.战后右翼势力.东京:时事通讯社, 1960.
[4] (日)池田渝.日本的右翼.东京:大和书房,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