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古代文学复习资料 第四章杜甫

第四章杜甫
比较一下盛唐诗歌和中唐诗歌，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在中唐诗歌中，盛唐诗那种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

中唐诗有一种更加生活化的倾向。

盛唐诗人追求的是境界的浑融；而到了中唐，我们才看到了有意识的字锤句炼。

盛唐存在着审美趣味相近的不同的诗人群落；而到中唐，我们却看到了有相近理论主张的不同的诗歌流派。

中唐诗人在盛唐那样的艺术高峰面前，表现出拓展新的诗歌艺术领域的巨大努力。

从盛唐到中唐，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杜甫就是衔接这个转变的伟大诗人。

元结是一个“尝欲济时难”的诗人。

他曾多次上书，指责朝廷宫吏，陈述民生疾苦，提出了“救世劝俗”的政治改革主张。

他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淫靡诗风。

要求诗歌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达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的政治目的。

这正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先声。

他最有名的诗是《舂陵行》《贼退示官吏》。

元结与《箧中集》的诗人们，一变盛唐诗人诗中的理想色彩，而转向写人生悲苦。

他们的诗，有思想深度而乏艺术力量。

杜甫才把写实倾向推向了艺术的巅峰。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生于巩县。

杜甫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

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
将，多才善战，人称“杜武库”；杜预又是一位学者，著有《春秋经传集解》。

因此，他的后代，人人都为是他的子孙而感到光荣。

杜甫的一生，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1.读书和漫游时期（35岁以前）；《望岳》
这首诗不仅高度概括了泰山象征造化伟力和代谢变化的壮美景色，而且表现了把大自然的浩气都纳入胸怀的豪情，在观望名山的兴会中，寄托了登上事业顶峰的雄心壮志，以及前程万里的乐观和信心。

诗句中无一“望”字出现，却句句不离“望”：
首联，远望之色；颔联，近望之势；颈联，细望之景；尾联，极望之情。

2.十年长安时期（35-44岁）；《兵车行》
揭露“武皇开边”的穷兵黩武给边疆少数民族和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诗歌似乎娓娓道来，但蕴涵着长歌当哭的激越情绪，其悲愤、忧患、反抗与执着自然地流露出来。

《丽人行》通过对三月三日曲江边游乐的贵族的描摹，抒发了作者对杨氏兄妹荒淫误国的丑行的强烈厌恶和讥讽之情。

3.陷贼和为官时期（45-48岁）；
《春望》：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忧国思家、感时伤别的深沉忧思。

《月夜》：这是一首写离情的名作。

作者通过自己望月思亲的情感演绎，传达出乱离时代人们渴求和平幸福的共同心愿，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

4.漂泊西南时期（49-59岁）。

《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作。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前半部分实写即兴感受，后半部分侧重于抒写回乡迫切心情，全诗紧紧围绕一个“喜”字，将一连串密切相关的事象，按时间顺序纵向串联起来，事象一个接一个，情感一环套一环，一气流转，痛快淋漓地表现出他那喜不自禁的心情。

诗歌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

表达的方式，仿佛散文一般，感慨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

如此明快、豪放之作，在杜诗中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它被后人称为“生平第一快诗”。

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灾难，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变化。

战乱生活题材很自然地进入诗歌创作中。

盛唐诗人还不惯于引战争苦难入诗。

他们还没有把眼光转向底层。

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的，是杜甫。

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垢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

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其中提到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纥军助战、在长安受到优待的事，提到平叛诸将的功业。

反映了此一事件在当时造成的普遍心理。

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

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

从杜诗可见安史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

而《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

但是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

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史称玄宗后期沉湎声色，记载了不少事实，而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这沉湎声色的情景。

这首诗题下原注：“天宝十四载十月初作”。

当时杜甫被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不久，由长安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时所作。

这时安禄山已在范阳起兵反叛，只是消息还未传到长安。

杜甫根据十载长安生活和这次途中的闻见，敏感到国家的危机已迫在眉睫。

诗人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博大浩瀚、沉郁顿挫的宏篇巨制。

这首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形象地揭示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诗歌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执政集团的荒淫腐败，是杜甫“史诗”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

杜甫写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

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的内心的悲酸。

如《石壕吏》。

对于唐王朝抗击安史之乱的政策和举措，杜甫的内心是矛盾，既痛恨统治者昏庸无能，不顾人民的死活；但又忍痛鼓励人民走上前线，支持平叛战争。

这在他的《新安吏》和《新婚别》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如《新婚别》：诗歌通过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别的典型事件，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中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侧面。

这首诗通过新妇的自述，揭露了安史之乱给普通百姓造成的苦难，同时也刻画了贫家新妇这个光辉形象。

尽管她因“暮婚晨别”“身份未明”而怨，因嫁给征夫而悔，但她识大体，顾大局，以国为重，勉励亲人奔赴国难的爱国精神让人敬佩，这个平民女子身上体现出人民大众的热爱祖国、将自身命运从于祖国命运的高贵品质。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新婚别》的一大艺术特点。

诗人化身为新娘子，用新娘子的口吻说话，非常生动、逼真。

诗里采用了不少俗语，这也有助于语言的个性化。

诗中一连用了七个“君”字：“君妻”、“君床”，见出聚之暂；“君行”、“君往”，见出别之速；“随君”，见出情之切；“对君”，见出意之伤；“与君永望”，见出
志之贞且坚。

如此频频呼君，出语沉痛，动人心魄，几乎一声一泪，充满生死离别之感。

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它写作方法的变化。

盛唐诗创造玲珑兴象以抒情，杜诗用叙事手法写时事。

杜诗叙事，既叙事件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

这些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

杜诗叙事，融入强烈的抒情。

多数的叙事诗，他其实是作为抒情来写的。

客观的真实的叙述与主观的强烈的抒情，融为一体。

第二节杜甫的律诗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杜甫写时事的诗，多是古体，因古体便于叙事。

他在古体上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

但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
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

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写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

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王命》、《征夫》等。

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
组诗。

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是一例。

浦起龙已指出这是组诗。

20首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

写于客居夔州时的《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虽未标出总题目，但就内容言，实是组诗。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这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秋杜甫滞留夔州时期。

杜甫自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至今已历七载，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

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诗人自己仍飘泊沧江，且疾病缠身。

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悟哲理。

八首诗是一个完整的乐章，主题是“故国之思”.诗中所写个人的悲哀也关乎国难。

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一层深入一层。

如第一首：
秋天和大江是杜诗中最常见的意象，《秋兴》八首也以之为主体意象。

这第一首即为领起之作，《读杜心解》云：“首章，八诗之纲领也。

明写秋景，虚含兴意；实拈夔府，暗提京华。

”诗人用一派弥天盖地的秋色将渭原秦川与巴山蜀水联结起来，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又用滔滔不尽的大江把今昔异代联系起来，寄寓自己的抚今追昔之感。

诗中那无所不在的秋色，笼罩了无限的宇宙空间；而它一年一度如期而至，又无言地昭示着大自然的岁华摇落，宇宙间的时光如流，人世上的生命不永。

那条“波浪兼天”的大江，是永
恒的时间纽带，它牵系着人类的历史和未来，淘洗着无数王朝的更替，冲洗着无数生命的流程。

读杜诗，要首先读懂他的秋天和大江。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

如《登高》：此诗是杜甫大历二年（767）秋在夔州时所写。

夔州在长江之滨。

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倾诉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慷慨激越，动人心弦。

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

前四句写登高见闻。

后四句，抒发登高的感慨。

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

此诗八句皆对。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

如《江村》：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

在几个月之前，诗人经过4年的流亡生活，从同州经由绵州，来到了这不曾遭到战乱骚扰的、暂时还保持安静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浣花溪畔。

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初具规模；饱经离乡背井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的艰虞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

时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景象。

诗人拈来《江村》诗题，放笔咏怀，愉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杜甫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

”（《遣闷呈路十九曹长》）又说：“老去诗篇浑漫与。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

“诗律细”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

有时他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

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于他炼字炼句上的成功。

精于用字，刻划细微，在他的古体中有同样表现，而以律诗的表现最为精彩。

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

刘熙载说“少陵炼神”，就是指这一点。

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

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用很大的精力在炼字上的。

《旅夜书怀》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辞去节度参谋职务，返居成都草堂。

四月，严武死去，杜甫在成都失去依靠，遂携家由成都乘舟东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榆州（今重庆市）至忠州（今四川忠县）。

此诗约为途中所作。

诗人用阔大无垠的夜景衬托深沉滞重的孤独感，使人感受到诗人生命的激情正如他笔下奔涌的江流一样澎湃难平。

这是杜诗五律的名篇，历来为人称道。

诗的前半描写“旅夜”的情景。

第一二句写近景；第三四句写远景；诗的后半是“书怀”。

我们看这首诗的用字，就很能表现出老杜不仅炼字，而且炼神的功力。

首联中的名词性意象之前用“细”、“微”、“危”、“独”等形容词来修饰限制，不仅使得原有的单纯名词性意象更为鲜明具体，更加渲染了孤独倔强而由自得的气氛；颔联中“平野”、“大江”物象的选择也极为具体，整联不仅写景，更是通过写景表现大化流行、刚健不息、浓密质实，物我合一的儒家情怀；颈联用上一下四的格式，“岂”、“应”本是虚词，但虚词不“虚”，极其有力地突出了“名”、“官”对于杜甫的荒诞性：他志在经济，却以文章著名；做官本该老年致仕，却因直言遭黜。

第三节杜诗的艺术风格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

“沉郁顿挫”一词首见于杜甫中年所作的《进雕赋表》：
“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足支及也。

”
发现杜甫这个偶然的自我评价最能代表其作品风格并提出来的，可能要首推清代诗论家袁枚了。

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人必先有悱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挫之作。

人但知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
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人也曾论及。

虽然他们这些论述多半是诗话式的，缺乏条理和系统，但由于这个概念首先出自杜甫自谓，且大体上确实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因此“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
艺术风格逐渐为人们熟知并接受，且成为今天文学史上的定论
了。

“沉郁”和“顿挫”，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清人吴瞻泰在他的《杜诗提要》中说：“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

意至而法也无不密。

”也就是说，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法有关。

在具体表述上，则各有不同的理解。

像咱们的教材就认为：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关于杜诗“沉郁顿挫”的内涵，冷成金教授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深沉博大的思想感情，忧国忧民的价值关怀，浑融含蓄的气象，抑扬顿挫、回旋张弛的节奏。

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深沉博大的思想情感。

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就是因为他使诗歌与传统文化的主流发生了内在的关联，这是杜诗“沉郁”的基本特征。

忽视了这一点，就很难读懂杜甫的一些富有文化意味的诗歌。

如，《望岳》一诗形象地展现了由葆守恻隐之心而达到道德自觉并进而体味道德的各个进阶的全过程，当然也正是我们追求自我提升的全过程。

也许，我们读《望岳》时并没有想这么多，但这些又确实隐含在我们的心里，并以潜在的方式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和感
情。

2.忧国忧民的情怀。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

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

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对人民表现出热爱和关心之情的诗人，但象杜甫那样从感同身受而引发的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却并不多见。

杜甫坎坷的一生，使他经常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自不由自主地想到穷苦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

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假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于自身深沉的悲苦体验中赋予了他推己及人的慈悲力量。

如诗人从长安回乡探亲，到家遇到的情形却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作为父亲，杜甫心情该是何等的悲哀？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由此记念起比自己生活更为悲苦的广大人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

又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这样一种宽广的胸怀中，我们体味到压抑在诗人心底的对挨冻受饿的刻骨铭心的痛苦体验，这正是他将笔触转移到对广厦的描写时传达出来的，换句话说，越是思念广厦，就越能传达他对冻饿的难以释怀的记忆。

3.深沉压抑，低回曲折的情感表达。

杜甫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

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

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

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杜诗还有其它的风格。

胡震亨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唐音癸签》卷六）。

就是说的杜诗风格的多样性。

风格的多样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

在杜诗的多样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

闲适情趣，安静明秀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自然的特色。

杜甫诗歌艺术的开创性：
首先，他运用盛唐出现的新题歌行反映时事，直接开启了中唐和北宋的新乐府创作。

其次，杜甫在用典、构思、语言等艺术技巧方面刻意求变，开出了中晚唐各种艺术流派的蹊径。

再次，杜甫的七律尤有新创。

第四节杜诗的地位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是公认的具有集大成和承先启后的一位诗人。

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

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

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的层面，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

杜甫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

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