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 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

【摘要】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国热”达到了高潮，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汇被启蒙思想家们记录下来。

研究中国是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因为距离遥远，资料有限，
其内部产生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赞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批判派。

为探究他们对于中
国不同解读的源起，本文将对其历史背景、生平经历和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和对比，藉此揭
示中国研究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即启蒙思想家试图从东方找寻促进法兰西民族觉醒的
精神良药。

这种辩证的文化智慧对于中国处理当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极具借鉴意
义。

[Résumé]La tendance de la « Sinomania » a atteint son apogée en France au XVIII e siècle. . All Rights Reserved.
Cette rencontre des civilisations orientale et occidentale a été enregistrée par les penseurs des
Lumières. La sinologie a fait l’objet d’étude importante de ces penseurs, mais à cause de la longue
distance et des informations limitées, ils se sont divisés en deux groupes: les sinophiles
représentés par Voltaire et les sinophobes représentés par Montesquieu. Afin d’étudier les origines
diverses de leurs interprétations sur la Chine, cet article va analyser et comparer le contexte
historique, la biographie et les textes concernés des penseurs, dans le but de dévoiler les liens
internes entre la sinologie et le mouvement des Lumières, c’est-à-dire que les philosophes
de l’époque essayaient de trouver un remède spirituel dans l’Orient pour susciter l’éveil de la
nation française. Cette sagesse dialectique en face des cultures pourrait servir d’exemple à la Chine
pour résoudre les contradictions entre la culture locale et la culture étrangère.
【关键词】中国热中国学启蒙运动伏尔泰孟德斯鸠
十八世纪不仅仅是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也堪称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蜜月期。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与康熙帝执掌的大清帝国正是东西方两大文化的中心。

随着地理大发现，在从西方传教士带回的游记文章中，神秘而强大的东方帝国逐渐呈现在
欧洲人面前。

继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的成功案例之后，高瞻远瞩的太阳王（Louis XIV）率先向华派出经
过精挑细选的耶稣会传教士，互通有无。

官方活动拉动民间活动，来华的法国商人也越来
越多。

随着中法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中国的器物典籍也被源源不断地带到法国，使这里
成为欧洲“中国热”的中心区域。

法国文化圈中掀起了研究中国的浪潮，形成了分别以孟
德斯鸠（Montesquieu）和伏尔泰（V oltaire）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观。

孟德斯鸠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共三十一章，其中有二十一章五十三节提到中国，且言语间以抨击攻讦为主，从方方面面论述了中国的各种弊病，希望
诸位同胞能够引以为戒。

而伏尔泰则认为中国是推行开明君主制的成功典范，该观点不仅
散见于他的诸多作品中，而且集中体现在《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中，他向
其他法国人宣传介绍这一遥远而强大的东方古国，将其作为法国学习的榜样。

伏尔泰和孟
德斯鸠作为法国启蒙思想界的两位代表人物，同样致力于从东方文化中找寻促进法兰西民
族精神文明觉醒之良药，缘何对于中国的态度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关于两人中国观孰是孰非的争论从十八世纪延续至今，从法国扩展到中国。

我们不能因为伏尔泰对中国赞扬有加而认定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能因为孟德斯鸠对中国批评
蔑视而将他的看法搁置一边不作理会。

在这里，我们不是为了分出一个对与错来，而是通
过分析法国的时代背景、两人的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与具体表现，探讨他们如何借鉴外来文
化促进本国民族精神的觉醒，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打下牢固的思想和理论基石。

当今世界
各国的文化交流比之十八世纪更加活跃与繁荣，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等外
国文化符号盛行于中国，如何正确对待这种流行风潮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能量，我们可以. All Rights Reserved.
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获得启发。

一、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中国热”浪潮
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于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之下。

在英国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之时，法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则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达到了顶峰。

在太阳王执政的55年（1661-1715）
中，他取消首相的任命，无视巴黎高等法院的权威，下令停开全国三级会议，大权独揽。

他鼓吹“王权神授”，以宗教影响力巩固王权；他将高级教职的任命权和教会财产的支配权
收归中央，并通过《四条款宣言》（Déclaration des Quatre articles）重申王权独立于教权，
以加强对教会的控制。

为加强文化控制，他废除了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疯狂镇压异
教徒；同时干涉英国革命、扶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从而维护国内封建意识形态的统一。

在稳固内政的同时，路易十四还大肆进行对外扩张，争夺欧洲霸权，他先后发动遗产战争
（法西）（1667-1668）、法荷战争（1672-1678）、大同盟战争（1688-1697）、西班牙王位继
承战争（1701-1714），尽管早期曾经一度风光无限，但最后一场战争中法国损兵折将，丧
失了欧洲的霸主地位。

路易十五（Louis XV）继位后力图恢复太阳王时期的辉煌，不断发
动对外战争，却不断战败，丢失了大片殖民地，强国地位受到严重损害。

对外战争的巨大消耗也使得法国封建经济濒临崩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资产阶级空有经济实力，却无法得到相应的政治权利，屡受贵族与教士
等特权等级的盘剥。

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

而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
展使得教会的说教不攻自破，英国光荣革命的胜利更加鼓舞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信心，为他
们的反抗提供了理论基础。

于是，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法国发
展开来。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王权、神权、特权，积极宣传“理性”与科学，提倡用“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希望能够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体制，
并提出了众多设想。

伏尔泰倡导开明君主制和宗教信仰自由，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
孟德斯鸠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法制和分权制衡，认为法律应当体现理性；卢梭主张人民主
权、天赋人权，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思想。

尽管每位思想家对理想国度的设想不尽相同，但
其目的都在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挽救国家和民族的
危机。

而且大多数思想家都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借鉴东方文化为自己的民族精
神注入活力。

十五世纪末，《马可·波罗游记》（Livre des merveilles）在欧洲出版，其中描写的黄金铺地的中华帝国引发了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传教成功之后，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十七世纪下半叶，德国传教士汤
若望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已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向罗马教廷请求增派传教士。

彼时的法
国在远东贸易和传教事业方面都落后于荷兰、葡萄牙等国，路易十四借此契机，遴选学识
出众的教士派遣入华。

第一批法国传教士获得了康熙皇帝的恩宠后，派出其代表白晋
（Joachim Bouvet）返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

回国期间，白晋向路易十四呈上了. All Rights Reserved.
后以《中国皇帝》命名公开出版的报告（Portrait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盛赞中国，对
法国人认识和了解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随后，白晋将马若瑟、巴多明、雷孝思等法国传
教士带到中国，这些人在之后对于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将《赵氏孤儿》（L’Orphein de la Maison de Tchao）翻译成法语，正是根据这一译本，伏尔
泰写出了在欧洲轰动一时的戏剧《中国孤儿》。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曾长期就职于
宫中，担任清帝御用翻译的同时向外事官员教授拉丁语以及西方礼仪。

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则将“中国最古之书”《易经》译成拉丁文，促进了欧洲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此后，
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人数逐渐超过其他国家，成为主导力量，将大量中国典籍译成法文通过
往来的商人带回本国，而法国也因此成为了欧洲“中国热”的中心。

与传教活动同样兴盛的还有大量的商贸往来。

继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来到中国之后，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

路易十四时代首相柯尔柏
（Colbert）创立了法国的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将中国的丝绸、瓷
器、刺绣等产品大量输入法国，在上层社会，中国工艺品俨然成了时尚的代名词。

路易十
四也十分热爱中国艺术，凡尔赛宫（Versailles）中的特里亚农宫（Trianon）便是受到南京
大保安寺中的一座瓷塔的启发而设计的，中国风的装饰图案和亭台楼阁也被其他贵族在花
园中模仿借鉴；而国王在一次庆典中化装成中国人出席，也引领了上流社会中喜爱中国服
饰的风潮。

装饰宫廷的需要和贵族们的群起效仿引发了中国产品的供不应求，许多法国工
匠开始仿造中国制品谋利，“中国热”也从宫廷蔓延到民间。

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中国成为贵族沙龙上不可缺少的热门话题，同样吸引了启蒙思
想家们的注意。

二、审视中国的不同视角
十七、十八世纪众多法国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中法之间，他们或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或在沙龙上以自己的经历为谈资，这些都为启蒙思想家们研究中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孟德斯鸠（1689-1755）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却从1713年就开始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并在之后的四十余年中对中国进行持之以恒的研究。

①这些书籍主要有两大来源，
一是赴华传教士所作，如《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耶稣会士书简集》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等，对中国以褒扬为主；一是外交使节、商人所作，他们一般只作短
暂停留，且因语言不通等原因易与中国本土居民产生矛盾，批评指责的声音较多。

而孟德
斯鸠认为：“传教士们提及的那些美德，从我们的商人的叙述中几乎丝毫也感觉不到。

我们
不妨听听他们所说的中国官员的欺诈掠夺行径。

”②显然，他更加相信后者的判断。

他的这
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一位中国友人的影响。

1713年，孟德斯鸠在巴黎结识了黄嘉略（Arcade Hoanges），之后，两人来往日益频繁。

黄嘉略曾任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是一位生于中国、长于法国的基督徒。

根据许明龙先. All Rights Reserved.
生的研究（许明龙：55-62），黄嘉略堪称孟德斯鸠探索中国文化的启蒙老师，在他的影响
和建议下，孟德斯鸠开始阅读中国典籍；在两人的谈话中，黄嘉略向他介绍了中国的宗教、
历史、政治法律、科举选士、文字小说、民俗风情等知识，这些内容被后者整理成了《我
与黄先生的谈话记录》（Quelques remarques sur la Chine que j’ay tirées des conversations que
j’ay eües avec Mr. Ouanges）并予以珍藏。

不同于大多数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溢美之词，黄嘉
略否定的评价居多。

一方面，他自小跟随法国传教士离开中国，该传教士属于在礼仪之争
中与耶稣会（Compagnie de Jésus）③对立的法国遣使会（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④，其
首领因强烈谴责中国礼仪且觐见康熙时态度傲慢而被逐出中国，自然对中国没有好感。

另
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中国的基督教家庭，小时候跟随传教士来到法国，成年回国后恰逢
康熙皇帝驱逐传教士，受到牵连的他逃回法国，最终客死异乡，对于中国当权者自然会有
所怨怼。

这样的经历使得黄嘉略与孟德斯鸠交谈时对中国优良传统语焉不详，但对其种种
弊病则加以详述甚至夸大其词。

作为孟德斯鸠一生所接触到的唯一的中国友人，他关于中
国的论述对于孟德斯鸠中国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①许明龙：《孟德斯鸠与中国》。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47页。

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8页。

③耶稣会主张在传教过程中允许中国教徒保留固有习俗，可以参加敬孔、祭祖等活动。

④遣使会认为敬孔、祭祖等礼仪与与天主教一神论教义不符，必须禁止中国教徒参加。

伏尔泰1694年出生于巴黎，1778年死于巴黎，“他活过的八十四年，经历了登峰造极的君主政体和曙光初现的革命时代”①。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中国热”最为高潮的阶段，
他的出生地法国，十八世纪的汉学研究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

1735年法国出
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是十八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法国也成为欧洲中国
文化热的重要源头之一。

伏尔泰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拥有贵族头衔。

28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

对父亲留下的遗产善加经营，伏尔泰成为了作家中的富有者。

他善于经商的才干，在当时的哲学
家当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尽管经历过流放和牢狱之灾，他的一生总体而言是处在一种
较为富裕的生活环境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伏尔泰将法国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上层人
物身上。

他在游历欧洲的过程中，与波兰前国王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受到英国国王和瑞典
国王的接待与赏识；他以文采赢得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后来的普鲁士国王
腓特烈大帝）的青睐，以书信与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Yekaterína）交流往来。

作为当时的
著名人物，伏尔泰颇得欧洲各国宫廷的瞩目，而且在上流社会很受欢迎。

基于这种原因，
从未到过中国的伏尔泰在选择流传至欧洲的各种关于中国的信息时，他更倾向于接受贵族
一方的观点——经传教士刻意美化之后的中国形象。

尽管声名斐然，伏尔泰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却不是那么和谐。

他因秘密出版《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遭到驱逐而躲避在女友夏莱夫人（Mme Du Châtelet）家中多年，
并为教授夏莱夫人历史而创作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在. All Rights Reserved.
这一历时十六年（1740-1756）完成的鸿篇巨著中，伏尔泰开篇就提到了中国，并且表达了
世界历史始于中国的观点，他对于中华文化的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1755年，伏尔泰在读过
《赵氏孤儿》的法译版后受启发而改编的《中国孤儿》，在巴黎首演即获得巨大成功，其描
绘的东方图景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巨大反响。

1764年，伏尔泰秘密出版《哲学辞典》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portatif），其中收录了如康熙、乾隆、理学等大量中国相关条
目。

1778年，伏尔泰重返巴黎后不久离开人世，而他的作品则流传下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的人，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欣赏也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服务于启蒙思想的中国形象
众多法国思想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抱有极大的热情，而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主要分为两种：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赞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批判派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中国观。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华帝国引作专制政体的反面教材：“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
武装了自己，从而变得更加凶暴。

”（孟德斯鸠：129）首先，皇帝拥有绝对权威。

皇权植根
于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习俗之中，无需法律确认，人人将其视为天经地义，加之中国宗
①雨果：《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载九年级《语文》。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31
页。

教势力较弱，政权和教权合一，均握于皇帝手中。

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

其次，中国
刑罚严酷。

不仅有炮烙、凌迟等残酷死刑，还实行连坐制度，一人犯罪可能牵连数百人一
同受罚，甚至整个家族都被诛灭。

罪名及刑罚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官员和皇帝的意志，具有
极大的主观随意性。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是以皇帝的意志决定一
切，这是他将中国归为专制政体的主要缘由。

关于《论法的精神》中对于中国“专制”“暴政”的指责，伏尔泰并不认同，他在随后出版的《风俗论》中提出了反驳：“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
从属一级的衙门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这种行政制度下，
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

”①伏尔泰十分欣赏康雍乾的统治，他认为在这些皇帝的治下，
大清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皇帝自身受到儒家道德的约束以及文武百官的监督，同时又以
道德来治理天下，这便是开明君主制的一个典范。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皇帝的统治以恐怖为
原则，伏尔泰则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儒家道德的力量。

在《中国孤儿》中，臧惕与伊达美
作为儒家道德的化身感化了野蛮的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并将其引向文明之途。

这种道德
的力量与宗教教化殊途同归，但远没有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血腥与战争，而是通过精神的
感召，让人自主地产生归属感，潜移默化地引人向善，以和平的手段引导野蛮走向文明。

孟德斯鸠将中国作为法国封建专制的一个投影，对中国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于专制王权之腐朽的揭露，以此力证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伏尔泰则通过一定程度的美化，将中国描
绘成一个宗教宽容、君主开明的理想国度，将其作为法国政治改革蓝图的现实依据。

两种. All Rights Reserved.
观点都是经过辩证思考的中国观。

尽管受到黄嘉略的影响，批判成为孟德斯鸠中国观的主要基调，但他并不吝于对中国某些方面的客观成绩给予肯定评价。

在指出礼仪是统治者的愚民工具的本质的同时，他也
肯定地指出这是“养成宽仁温厚，维护人民内部和平和良好秩序，以及消灭由暴戾性情所
产生的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当的办法”（孟德斯鸠：312）。

在批评中国严酷刑罚的同时，他也
肯定地赞赏刑罚的实施细节：“在中国，抢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对其他抢劫就不这样。

因为
有这个区别，所以在中国抢劫的人不常杀人。

”（孟德斯鸠：92）在批评“人治”的随意性
的同时，他并没有全盘否定统治者的功绩：“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
将来可能享受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生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所
以他们使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都合乎实际。

”（孟德斯鸠：232）与其说孟德斯鸠对于
中国的评价前后矛盾，不如将其称之为理性的批判。

他不因席卷法国的中国热而盲目跟随
大众的评价，也不因好友黄嘉略的悲惨遭遇而对中国体制的优点一概否定，而是对每一个
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考量。

与孟德斯鸠在中国问题上针锋相对的伏尔泰毫无疑问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中国文化赞美派。

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儒家道德，但这种热爱并没有妨碍他理智地看待中国的其他方面。

在肯定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等伟大发明的同时，也批评中国人不懂得深入探究，像对待
①伏尔泰：《风俗论》（下），梁守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09页。

玩具一样对待司南，他还一针见血地提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年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
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
如此悠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①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国人过于因循守旧，
对于祖先的崇敬之情阻碍了他们创新发明的步伐；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汉语文
字过于复杂抽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表达。

此外，统治者的干预也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成吉思汗在中国以元朝的名称统治了很久。

可以相信，曾经使中国人如
此闻名于世的天文学，在这场事变（指忽必烈对中国地区的征服和元朝的统治）中大大衰
落了。

因此，在该时期中国只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天文学家……这可能便是中国人至今一直
碌碌无为的原因。

”②伏尔泰在积极肯定中国的道德、法律、宗教、历史等方面丰硕的文明
成果的同时，也对于中国科技落后的现状进行反思，不仅借鉴了优秀成果，也借鉴了薄弱
环节的经验教训。

孟德斯鸠笔下的中国并非是一无所长的落后腐朽之地，伏尔泰笔下的中国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天府之国。

两人都塑造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形象，只是优点缺点比例不同罢了。

结语
十八世纪的法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处在思想大变革的重要阶段，也处在欧洲“中国热”的中心区域。

“中国热”对于法国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市场上数量激增的中国工. All Rights Reserved.
艺品、园林中出现的中国式建筑、贵族舞会上色彩艳丽的丝绸衣履，也体现在大量中国作
品法译本的出版、《中国孤儿》等戏剧的广受欢迎、沙龙上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中国话
题。

启蒙思想家们也投身这股潮流，在其作品中屡见中国的身影，但各自的评论却大相径
庭。

伏尔泰将其看作贤者治国的成功典范，孟德斯鸠则将其视为封建专制主义盘踞的腐朽
国度。

尽管具体内容有异，二人研究中国的目的则殊途同归——为启蒙思想寻找现实论据
和佐证。

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伏尔泰在盛赞中国的同时也会指出这个帝国
浮华背后潜藏的问题，认真反思；孟德斯鸠在列举中国专制弊端的同时也毫不保留地对其
科举、监察等制度表达了欣赏之情。

由此可见，他们研究的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如何借
鉴中国的盛衰经验，服务法国的政治改革。

他们争论的目的不在于为中国进行好与坏的定
性，而在于确定哪些点可以为法国借鉴，哪些点需要引以为鉴。

显然，启蒙思想家们的中国研究始终不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主线。

如果说传教士和黄嘉略是造成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对中国评价之差异的直接原因，那么两人
政治理念的差异才是造成各自中国观的根本原因。

伏尔泰致力于抨击封建教会和教皇的专
制，故而欣赏兼容并包的儒家思想；孟德斯鸠主张严格的法制管理和分权制衡，故而批判
大权独揽于皇帝的中国封建帝制。

启蒙思想家们并非是“中国热”的同化者，而是这场时尚浪潮的利用者。

远在三百年
①伏尔泰：《风俗论》（上），梁守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48-249页。

②伏尔泰：《风俗论》（上），梁守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