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商君书》研究述评

20世纪《商君书》研究述评
张林祥
【摘要】20世纪的<商君书>研究在文本校释、成书及真伪考证、思想分析、总体评价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使人们对<商君书>有了全新的认识,并自觉地加以借鉴.比较而言,真伪考证的成绩大于思想研究;而思想研究中评价又大于分析.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政治取向又严重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尤其影响了评价的公正性.今后的研究宜在20世纪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矫正和加强.
【期刊名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6(016)003
【总页数】5页(P10-14)
【关键词】<商君书>;商鞅;商鞅学派;法家;述评
【作者】张林祥
【作者单位】<甘肃理论学刊>编辑部,甘肃,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13
《商君书》是法家的重要著作，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它代表了商鞅及其学派的主要思想，对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起过巨大作用。

但一方面由于“《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1]；另一方面由于商鞅背负“刻薄寡恩”的恶名，汉武帝又“独尊儒术”，法家渐趋沉寂
(尽管事实上是外儒内法，以至儒法合流)，所以，西汉以降《商君书》一直不受重视，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和研究。

直到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激于变法图强的现实需求，商鞅及《商君书》才引起学者的重视。

章太炎发表于1898年的《商鞅》是为商鞅翻案的标志性文章，后继者甚至推崇商鞅为“法学巨子”、“政治家之雄”、“中国的锁龙(梭伦)”[2]，而《商君书》则成了法治主义的文本。

20世纪
的《商君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形势和气氛中展开的，因此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一、《商君书》的校释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书》五卷29篇，今存24篇。

《商君书》文辞质古，加以流传过程中脱误衍窜，几不能读。

明人归有光，清人孙星衍、严万里(可均)、钱熙祚、俞樾，以及近代以来的孙诒让、于鬯、陶鸿庆等人都做过校释。

其中以严可均的成绩最大，先后完成《商君书校》、《商君书新校正》，使《商君书》“稍稍可读”，其校本遂成为通行本。

但注本尚付阙如。

20世纪最早的《商君书》注本是收入1915年长沙“闻鸡轩丛书”的王时润《商
君书斠诠》，但影响不大。

影响较大的是朱师辙完成于1916年的《商君书解诂》。

朱氏自谓以严本为主，参综俞樾、孙诒让的校释，明以来诸家刻本及《意林》、《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稽其同异，正其谬误”，又“博采古籍，为之注释”[3]。

胡朴安称其解诂“精确详核，《商君书》始可读”[4]。

嗣后作者
又陆续增补订伪，至1948年出版了完整详核的《商君书解诂定本》，“最便观览”[5]。

其间又有尹桐阳《商君书新释》、支伟成《标点注释商君书之研究》、
王时润《商君书集解》、陈启天《商君书校释》、简书《商君书笺正》等问世，均在严、俞、孙、陶等人的校释基础上有所增益补苴，同时对朱氏的校诂也多有吸收和驳正，朱氏则采其可取者入《定本》，使之更趋完善。

蒋礼鸿完成于1945年的《商君书锥指》是一本集成之作，作者自称以严万里校本为底本，广采诸家之说，加以辨正取舍，复增其所阙，因而有集解之功，然而“是非不备载，纯驳不俱登，
取是与明，抑有异乎集解之体也”[6]。

《锥指》1986年收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出版。

70年代中期出版了许多《商君书》的注译本，用所谓儒法斗争的理论加以曲解附会，于校释训诂无所发明，可置不论。

但高亨《商君书注译》(完成于60年代初，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则是一部严肃而多有创意的著作。

该书还附入了作者的
《商君书新笺》及《商鞅与商君书略论》、《商君书作者考》几篇文章。

《新笺》对严、俞、孙、于、陶、朱等人的校释有增益，有驳正，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注译》则充分利用前人的校释和自己的《新笺》，做了简洁明白的注释和通俗晓畅的翻译。

稍觉遗憾的是作者对蒋氏《锥指》没有征引。

同一时期出版的章诗同注《商君书》也值得注意。

后来山东大学在《商君书选注》和《商君书新注》基础上修订增补成了《商子译注》。

台湾也先后出版了贝远辰《新译商君书》、张觉《商君书译注》、贺凌虚《商君书今注今译》等注译本。

还有一些单篇文章对朱、高等人的校释进行商榷，如阮廷焯的《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补正》、牛致功的《对商君书注释中一些问题的商榷》等。

二、《商君书》成书及真伪的研究
20世纪以来，成书及真伪问题成了《商君书》研究的焦点之一。

胡适、吕思勉、
傅斯年、刘汝霖、黄云眉、陈启天、钱穆、罗根泽、容肇祖《商君书考证》、郭沫若、蒋伯潜、齐思和、顾实、熊公哲、杨宽、杨向奎、高亨、郑良树、曾振宇、李存山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除吕思勉比较含混地肯定《商君书》“要为古书，非伪撰”外[5]，其他各家的说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种。

(一)全部伪托说
持此说者主要据《商君书》多载商鞅身后事等明显破绽立论。

胡适以《徕民篇》称魏襄王谥及载述长平之役断言：“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造的假书”[7]；钱穆据《更法篇》称孝公谥、《弱民篇》因袭《荀子》、《靳令篇》雷同《韩子》、《错
法篇》有秦武王时人乌获、《徕民篇》言及“今三晋不胜秦四世”和“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等事实，认定“非出鞅手，明明显甚”。

[8]刘汝霖推断书成于前260年至前251年间；容肇祖逐篇分析后认为全属后人伪托，且“大体约成于秦昭王晚年”。

二人都认为首末二篇为后来加入，而末篇《定分》成于秦统一后[9]。

齐思和亦根据上述破绽认为“乃后人伪撰，不足信据”，而且“其全书一致，殆出于一人之手”。

[10]罗根泽断定是商鞅间接徒属或赞成商君之说者，“采摭其遗言遗教而加以阐发以成者也。

”书成于前260年至前233年间[11]。

郭沫若除对《境内篇》稍有保留外，断定“其余均非商鞅所作”，并推测作伪者“就是韩非的门人，乃韩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为之，文多槁瘠，意杂申韩。

”[12]熊公哲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乃韩非死后，其徒杂取二家(韩非子、慎子)之言托诸商鞅[13]。

傅斯年说，“商君决不会著书，此书当是三晋人士因商君之令而为之论”。

[14]他如蒋伯潜、黄云眉、杨宽等人也都推断此书为伪托之作，理由也大体不出以上所述。

(二)部分伪托说
全部伪托说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刘咸炘、陈启天等早已指出了这个问题。

有鉴于此，陈在其《商鞅评传》第六章中逐篇作了分析，认为《垦令》、《境内》、《慎法》等篇为商鞅亲著，《去强》、《徕民》、《错法》、《外内》、《定法》等为战国末甚至两汉初“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开塞》、《壹言》、《战法》、《立本》、《兵守》、《修权》、《赏刑》、《画策》、《君臣》、《禁使》等篇难以断定，但“就其主旨来说，也可视为商鞅所作”[15]。

郑良树称赞陈启天打破了“一书作于一人”观念的束缚，避免了以偏概全的弊病，又批评他的论述过于简略，不够深入，也没有充分利用已有成果[16]。

高亨认为《更法》、《错法》、《徕民》、《弱民》、《定分》作于商鞅死后；《算地》、《错法》、《徕民》、《赏刑》、《君臣》、《禁使》、《慎法》属献给秦君或他国国君者；《去强》、
《弱民》、《靳令》语言风格不一，文字重复歧异，非出一人之手；《垦令》、《靳令》确为商鞅手著；《外内》、《开塞》、《农战》疑为商鞅所作。

结论是“今本《商君书》是商鞅遗著和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

”[17]高氏的分析富有启发性，结论也堪称公允，但大部分篇章的真伪并没有论定。

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在史实、用词、思想发展脉络之外，又以“简峻朴质”
和“浅白流畅”两种行文风格、“重刑厚赏”和“重刑轻赏”两种观点，以及对“国害”的鉴定、界分的前后变化等为依据，认为24篇分五期完成。

其中《垦令》、《境内》、《战法》、《立本》四篇可能是商鞅亲著，其余为商鞅门徒或后学所作。

《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学派的集体著作”，对这个学派来说，当然是“真著”[16]。

郑氏所划各篇作期基本可从，惟把《更法》定在商鞅死前是个明显失误，商鞅与孝公死于同年，而《更法》中有孝公之谥，所以只能是后学追记。

李存山持论比较谨慎，认为《垦令》、《境内》系商鞅自撰，《战法》、《立本》、《兵守》、《外内》、《修权》等篇疑为商鞅自撰，其余17篇均系商鞅后学所作[18]。

张觉对此书成于商鞅后学之手的观点提出异议，说如果出于后学之手，则应改称商鞅为“子”。

他认为，书编成于前260年至前233年之间，“编定者当是主管秦国图书档案的御史，所以才会把档案性质的《更法》编在开头第一篇”。

他还对陈启天所谓刘向编订又经隋唐人重编的推测做了辩驳[19]。

曾振宇把成书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完成于第一阶段(孝公元年至二十四年)的《垦令》、《农战》、《壹言》、《算地》、《境内》、《战法》、《立本》、《兵守》、《开塞》、《赏刑》、《慎法》、《君臣》、《靳令》、《修权》、《更法》等十五篇，“极可能是商鞅亲著”[20]。

他的分期明显牵合历史事件，论证亦多牵强比附，不足信据。

三、《商君书》思想的研究
尽管在《商君书》的成书和真伪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还是把它作为研究
商鞅变法和商鞅思想的主要资料。

如杨向奎所说：“我以为这虽然不出商君手，但它可以适当地代表商君的思想。

”[21]不过，相关研究或围绕商鞅及其变法展开，或依附于《韩非子》为中心的“法家思想”而稍有涉及，真正以《商君书》思想为中心的研究并不多见。

关于《商君书》的中心思想，胡朴安早在给朱师辙《解诂》初印本写的序中就有精要的概括：“以法为体，以刑为用，以农战为目的。

君主守法以用刑，严刑以督民，则农战之事，可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胡氏又曾撰文“条贯商君学说”，发挥此义[22]。

吕思勉以为“《商君书》之所论，则‘一民于农战’一语足以尽
之”[1]。

的确，《商君书》的所有思想都是围绕“农战”展开的，农战思想、历
史观、人性论、法治主义、刑赏理论、经济政策、反文化主张、愚民政策、军事理论等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杨鸿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前述郭沫若、杨向奎等人的思想史著作都对这些内容做了各有侧重的概述和评析，唯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个例外。

他既已断定《商君书》为假书，又认为“商君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没有法理学的书”，不配称为“法家”[7]，所以对其思想不予论列。

20世纪下半期，专门讨论商鞅及《商君书》思想的论著比较多。

这些论著对《商
君书》思想的概述大同小异，主要分歧在评价上。

一般来说，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学者都高度评价商鞅“历史进化论”的进步意义，并用“战国封建说”和商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解释其思想；主张法治主义的学者都肯定商鞅的法治思想，突出其有关法律公开、平等、明白易知的观点，并且多与西方的法治主义相比附；对其人性论、农战思想、刑赏政策、教育思想、军事理论等则有赞有弹，但多从战国时代的形势出发予以“同情之理解”；对其专制主义、愚民思想和文化政策则多
持批判和否定态度。

“评法批儒”运动中的文章则充斥着不容置疑的肯定和赞扬，但多非由衷之言，可置不论。

高亨还专门论述了商鞅对人民的态度，即愚民、弱民、胜民，政治上反对人民的好恶，“不重视人民，不同情人民，只考虑如何统治人民，如何役使人民来达到国家治与富强的目的”，认为这是应予以抨击的[23]。

冯友兰、郭沫若等也都曾说过，在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是明确以国家为本位、以国君为本位的。

但李存山却认为，“在理论上，商鞅学派的君主集权思想是与民本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利天下之民’是立君和立法目的。

”[18]其实民本是以民为本位、为目的，仅仅“利民”是不足以称作民本的，况且商学派的所谓利民不过是“兴国行罚则民利”。

王晓波把商鞅和《商君书》分别处理，把商鞅的历史观称作“变古的历史观”，还专门论述了《商君书》的社会观和价值观[24]。

郑良树研究了商鞅思想的建立和商鞅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开拓、发展、定型、后劲等四个阶段[16]。

徐进的文章对商鞅的法治理论进行了尖锐而中肯的批判[25]，有助于人们认识商鞅法治的真义。

曾振宇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观点：商鞅“重刑主义的终极理想社会却又是政治道德化社会形态，商鞅本人实质上是一个法伦理化的思想家”[26]。

李存山文章的观点也新人耳目，他认为汉初的尊儒思想渊源于《商君书》的《开塞篇》[27]。

四、反思与展望
20世纪是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对中国人来说，救亡图存、独立富强、实现现代化
始终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而竞争观念、进化思想、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阶级斗争、法治主义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思潮。

法家清醒的时代意识、竞胜观念，强烈的变革欲望、富强诉求，极端的尚力主义、功利主义，明确的国家本位，偏激的法治主义等等，都与这个时代的主题和思潮高度契合。

因此，法家学说自然成为20世纪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受到重视和研究。

具体到《商君书》来说，又因其政策性、操作性等特点，加以商鞅变法致秦富强以至统一天下的有力佐证，商鞅及《商
君书》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就显得非常突出。

二三十年代于此用力最勤的陈启天就是青年党的骨干、国家主义和新法家理论的鼓吹者，研究商鞅及《商君书》无疑是其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

除前述二书之外，他还著有《中国法家理论》。

发生于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则纯粹是一种阴谋政治的丑恶表演，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就学术上来说，《商君书》的真伪之所以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与当时盛行的疑古思潮肯定大有关系。

胡适等人以偏概全的考证显然怀疑过当，而一旦断为“伪书”便弃置不论的做法尤属轻率。

好在大多数学者还是认识到，“非一人之作，非一时之作”乃是先秦典籍的一个共同特点，不能据此定其真伪。

近年来对疑古思潮的流弊有所检讨和矫正，但似乎已出现矫枉过正的苗头。

其实疑古和信古也不纯粹是个学术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自信心低迷或虚骄的一种折射，依然有政治的影子。

无论《商君书》与商鞅的关系如何，研究商鞅的学者大都毫不迟疑地取资于它，而忽视了一个问题：商鞅是前期法家的代表，而《商君书》包含了大量战国末期的内容，有待仔细分梳。

因此如果笼统地说来，则《商君书》反映了商鞅学派的思想才是合乎实际的。

由于商鞅的身后评价存在巨大争议，也影响了《商君书》的命运，而且往往以评价左右甚至取代研究，许多人急于做出结论，而没有耐心研究文献。

这可能就是《商君书》思想研究的成果中评价大于分析和批判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现象是研究思想的人常常只管说自己的话，而不重视文献研究的成果。

例如，文献研究已经证明《禁使》和《慎法》非商鞅手著，但仍然有人根据其中有关势、数(术)的论述，证明“事实上商鞅已较全面地论述了法术势的思想，并用来指导秦的变法运动，获得了成功”，而韩非所谓商鞅“徒法而无术”，“无术以知奸”，则“显然是指商鞅没有运用阴谋权术而言”[28]。

对《商君书》的所谓历史观和法治观的研究则存在比附和拔高的问题。

例如，《商君书》固然强调历史的变和对种变的必须适应，但这是否可称为“历史进化论”，还有讨论的必要。

又如，朱师辙说：
“方今崇尚法治，远则西欧，而不知商君已倡于二千年前。

”[3]《定分篇》主张
设立专主法令的官吏，艾力农认为“这就有点司法独立的性质”[29]。

周密甚至认为，“以刑去刑”、“以杀去杀”这种所谓的“辩证施治”，“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在秦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反映了治理社会的一定的规律性”。

“商君刑法思想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是其变法实践证实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可以为后世借鉴的”[30]。

这样的论证很可怕，而后世如果按商君的辩证思维施治，人民的苦难正不知伊于胡底!
根据以上的回顾和反思，我们对未来的《商君书》研究有如下的期待：第一，校释工作前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仍有一些问题未得正解，某些词语的解释还嫌勉强，不得谓“定诂”，尚须参酌其他文献特别是出土文献逐步解决。

第二，作者和作时问题仍有讨论的余地，从“商鞅学派”的视角，用内证和外证以及多层面分析比较的方法逐篇考察作者和作时，则可望有所收获。

第三，在充分利用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思想研究。

但应该摆脱社会形态、阶级斗争、儒法斗争等方面的教条的束缚，从文本出发，结合史实和人物的形迹心理，进行分析的、批判的研究，特别要对其历史观、人性论、法治思想予以清理和批判。

第四，商鞅及商鞅学派思想源流的研究有待加强，与儒、墨、道、名及管、申、慎、韩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厘清，这将有助于整个法家学派的研究。

最后，商鞅和《商君书》的评价应努力与现实政治拉开适当的距离，尤其应避免以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一种学说，又以顺应历史潮流或历史规律为由为这种学说的实践后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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