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生英语精读教材翻译7-10课(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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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课饮毒和摄取营养物质
Drinking Hemlock and Other Nutritional Matters
在一个阴冷的早晨,我早早地起来之后心想(诚然一项情愿地)应该适时打开电视与外界交流一下。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电视上有位几年前著名的影星正在讲述糖的害处。
这位前好莱坞偶像强烈地谴责这种乙醣二聚体,特别是它的纯化的晶体形态。
她斥之为“非天然食品”,这种称呼极大地损坏了进行光合作用的甘蔗和甜菜的形象。
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位庄严的法官永久地宣判一种“反常行为”一样。
我马上就被这位伟大的女士的讨伐行动吸引住了,并且心里一直在嘀咕“讨厌蔗糖”,同时调好一种非天然的咖啡豆提取物并且往里面扔了一片高度合成的糖精。
过了一会儿,当睡意消去时,对原因的怀疑取代了情绪的自信,我开始纳闷,多年来我的同事们一直在生化营养物方面迷惑不解,我的电影女主角在这方面那么有把握,她的自信从何得来?或许所有这些脏乱的实验工作,如碾磨和提炼组织以及其他类似无聊的实验室里的工作,都不是获取“真理”的最便捷的途径。
也许我们这群穿着白大褂的人忽略了一条通往真理的神秘通道,在这里一些人靠令人无法理解的洞察力来发现有关营养学的“真正的”知识,这些知识改变了其信奉者的生活。
所有这一切都使唤起了生物医学家们一次次频繁痛苦的经历,这种经历就像反复出现的噩梦一样时刻萦绕在心头。
某一回是在鸡尾酒会或者别的社交聚会上,有人出现在人群中,然后就对“好营养”问题开始慷慨陈词。
所阐述的“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代谢途径、细胞组织生理学、酶学和常识经常不一致。
如果有听众斗胆提出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迎接他或她的眼神就像当年哥伦布问“你怎么知道,世界是平的”时所受的那样。
营养学似乎很像政治,对此人人都是专家。
于是,百姓大众就以为,一个人不管他熟知一门复杂学科的多少事实和理论,他多年受到的教育,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获取的知识相比,仍显得苍白而无用。
所描述的情况绝非仅限于食物的选择,当然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要去介入蔗糖辩论。
然而,营养学领域是许多领域中的一个好例子,在这些领域里我们经常
会受到许多教条式言论的影响,这些言论或真,或假,还有许多是不确定的。
应对所有这些论断应当质疑,“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话确实是实话?”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彻底失败。
我们如何获取知识的学问属于哲学的认识论学科(关于知识的理论)的一部分,这种学问通常只在高年级或者研究生的哲学课程里传授,因而仅限于一小群大学生。
但是,对于教育而言,还有比这更基本的学习吗?难道不是每个高中毕业生都应该准备好应付每天所遇到的种种不正确的和误导的说法吗?表面上看来奇怪的是,掌握判断各种说法的正确性的技能却不是学校课程的一个核心要素。
教育,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将学科内容从老师传递给学生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没有把握的东西则通过求助于专家、教师、教科书,或百科全书来解决。
关于知识是怎样获得的方法性问题却很少涉及。
因而,一个受教育者本应该拥有的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却被忽视了。
这并不是说要反对信息的传递,而是要说明,在现实世界里有着形形色色的政客、骗子和贩子,他们为所欲为就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提出合适的疑问,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知识传递本身提供不了足够的保护。
在分清真伪这个问题上,博士们并不比中小学生聪明多少。
同样,许多学术学科将精力花在了无根据的论证上,如果用认识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些论点都应被抛弃。
这使得我们暂时又回到了营养话题,在这里由于方法问题使得很难获得甚至真实有效的信息。
当我们不知道形成平均数的分布函数时,我们就在人口平均的基础上做出结论。
由于不可能在人群中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因此需要在动物中进行推断或在小规模人群中测定,在其测定范围内所采用的推断程序的正确与否未知。
因此,营养学受到脱离认识论本质的困扰,直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认真的科学家们才不会受制于非常有限的言论。
教条式的说法仍将属于鸡尾酒会上演说家的天地。
认识论为什么不在学校里传授,这个问题比较容易明白。
毕竟,认识论是一门危险的学科。
如果我们开始怀疑各种说法的正确性的话,那么教师本身也会受到怀疑。
所有关于教育、既定的宗教形式、政府和社会习俗的说法也都要根据它们怎么知道是真的理由来证实。
对于没有经历过如何求真的父母和老师们来
说,不断地被孩子们追问知识的根源会令他们沮丧不安。
调查,对于接受事物的真相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为了意识到我们所讨论的分析类型中发现的既成方式的危险性,我们需要回到古雅典,在那里哲学家苏格拉底教他年轻的追随者们怀疑一切及寻求答案的技巧。
正如Will Durant写道:“苏格拉底从事窥探人类的灵魂,揭露假说和怀疑必然的工作”。
这已经被称为苏格拉底方法。
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用毒芹处死了这位爱寻根究底的老师,对他最严厉的指控之一就是“腐蚀青年人”。
认识论始祖的命运也许充当了某种警示,使得这门学科被拒于学校体系之外。
有人仍然反对向年轻人传授探究真理的艺术和科学,认为这样做很危险。
而我认为不这样做更危险,因为这会使年轻人易于受到江湖骗子和冒牌货的伤害,这些骗子们正将大众传媒纳入他们行骗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认为理性会导致问题的解决的话,那么我们一开始就应该使辨别真伪成为大家思维的一部分。
如果不服权威的年轻人令人讨厌的话,试想:如果年轻人都步调一致地前行并且从不问他们要去哪里,这会有多危险!
解决办法似乎显然。
当我们将教育回归为阅读、写作和算术等基本训练时,我们还应该加上第四个“R”,即“真相”。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研究生教育阶段,我们必须看到学生对所说的含义以及意识到有效的知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很敏感。
如果这看起来激进的话,那它确实如此。
相对于轻信电视上每天播出的一些胡言乱语而言,喝毒药可就没那么痛苦了。
第八课抱负的美德
The Virtues of Ambition
抱负也是具有罗夏墨迹检验功能的一个词:你对其下的定义会立刻会揭示你自己的很多情况。
对此,目口使最中立的著作《韦伯斯特词典》也不例外,在其新的大学版第七版中将抱负首先定义为“一种追求地位、名誉或权力的强烈的愿望”。
“强烈的”这个词很快就呈现出与高雅的品味和稳定的情绪极不相称的过于热衷的色彩,而地位、名誉和权力受到相当猛烈的抨击至少长达一个世纪。
毕竟,一个人可以立志于促进公益事业,减轻人们的痛苦,或是启蒙人类,尽管有些人说,正是这些使有抱负的人最不可信。
可以肯定抱负含有对荣耀、财富、爱情、声望、成就、快乐和美德的梦想。
当然,人们无法预料生活是如何改变梦想与希望的。
一些梦想源于自私,终于怨恨;另一些梦想源于自私,终于慷慨。
梦想结果的不可预料性决不是停止梦想的理由。
当然,抱负是纯洁的,不仅仅是向上爬,而是有某个更远大的目标使它是纯粹的,难以想象抱负实际上有多么美好。
就像醉鬼败坏酒的名声一样,那些唯利是图的人给抱负强加了恶名.也像对酒的喜爱一样,抱负并不总是把容易得到的心满意足考虑在内.一些人不能很好地对待抱负;它不是单单给有抱负的人,也给其他人带来悲伤。
看起来仍然没有什么充分的原因使抱负变成秘密.关于抱负所能谈论的——已经谈论的,最糟的是什么?这里(当然)是一个不全面的清单:首先,抱负经常违反社会惯例,与今天相比,它属于个人主义更加重要及有用的年代,确实抱负如今已经过时了。
抱负强烈者忽视集体,脱离社会,我行我素,不顾他人。
个性与抱负是紧密相连的,有抱负的个人不会把自己及命运与其群体等同起来,他希望出入头地。
有抱负的男男女女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战场;竞争是他或她的主要情感:世界提供的值得竞争的东西有限,他或她决心得到自己的那份。
此外,抱负是伪善的;抱负能说服对抱负着迷的人相信他们自己所想要的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他们自己愿望的满足对公共福利是最有好处的。
真正有抱负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相互倾轧的世界,而且他们由于想做占上风者而与众不同。
这里我们很快就会相信那些已经实现抱负一般目标——金钱、名誉、权利的人,或多或少是通过腐败来实现目标的,大多数是较大程度的腐败。
可是,所有被认为是很有抱负的身居高位的政客,都被认为是没有道德约束的人,这是以事实为根据的。
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些顾虑---向上爬的过程中的沉重负担——又能升到他们己有的地位呢?
如果从好的方面看待抱负,抱负带来的好处---财富、声望、对自己命运的控制---那么,为抱负做出的种种牺牲应被认为是值得的。
如果要使抱负的传统做法具有活力,这个抱负一定被大家共享;它也受到那些被人羡慕者的尊重,尤其是受教育者,现在比以前更是如此,这是因为正是他们霸占了公众讨论的讲台,控制了在报纸、杂志、电视上言论与著述的权利。
是这些受到教育者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声称把放弃抱负作为理想。
奇怪的是也许从抱负中受益最多者正是他们,如果不总是他们自己的抱负,那么就是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的抱负,这里有很大的虚假成分,就像马逃跑之后关上马棚的门——而且是受过教育者自己在跃马飞奔.
当然,现在人们看起来对成功及其带来的荣耀的兴趣并不是比以前减少了。
避暑别墅、欧洲旅游、宝马车---场所、地名、品牌名称等或许有些变化,但是对以上这些东西的追求今天看起来并不比十年前或两年前有所减少。
实际情况是,人们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地、公开地承认自己的梦想,以免会被认为有野心、贪婪、粗俗。
所以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反而是伪善的场景,现在看起来这种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革命律师住的是位于曼哈顿的25万美元的豪宅;批评美国物质主义的人拥有南安普敦避暑别墅;激进书籍的出版商在三星级饭店用餐;鼓吹在人生所有阶段参与分享民主权益的记者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昂贵的私立学校就读,对这些人以及更多的或许并不是那么显眼的人来说,正确的公式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成功但不要显得那么野心勃勃。
”
对抱负的攻击有许多并来自不同角度;它公开的辩护者很少且不令人信服,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吸引力。
结果,在美国,把抱负作为一个健康的动力,一种令人羡慕并向年轻人反复灌输的品质,其支持率也许比以前更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抱负已经穷途末路,人们不再感到它振奋人心和促人向上,而是意味着抱负不再得到公开的推崇,不那么经常得到公开承认。
当然,由此产生了种种后果,其
中有些后果是抱负被迫转入地下,或演变成狡诈或变态。
它也可能被迫变成不良行为,印证了同时代的支持者们的喧嚣与鼓噪。
那么,这种格局就是:左边是愤怒的批评者,右边是迟钝的支持者,和往常一样,在中间的是绝大多数在生活中渴望成功的人们。
自然,许多人不相信抱负,感到抱负代表人类本性中难以控制的东西。
因此,约翰·迪恩
给他的书命名为《盲目的抱负》,这本书是关于尼克松执政期间他牵涉进去的水门事件。
好像对其可耻的行为负责而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抱负,而不是构成他非常卑鄙性格的品质集合。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在道德上讲抱负是把“双刃剑”。
与约翰·迎恩相对的有安德鲁·卡内基,卡内基除了其他的慈善活动,还购买了阿克顿勋爵的图书馆,当时阿克顿一度处于财政危机,他还任命阿克顿为图书馆的保管,一直没有人告诉阿克顿谁是他的恩人。
抱负尽管重要,但有些事情不能为了它而牺牲,关于这个主题还需要多说吗?
但是,为了预防可能的无度行为而牺牲抱负,努力以另一种方式做事的话,方法就不对。
妨碍抱负就是妨碍壮丽与伟大的梦想。
所有的男男女女都经历出生、生活、承受痛苦和死亡;把我们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的是我们的梦想,无论其是否尘世间的梦想及为了实现梦想我们所做的一切。
说抱负把许多根本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是社会的纽带,这似乎有点夸张。
但这种夸张不算过分。
如果没有抱负,社会的基本元素似乎会分崩离析。
与对愿望单纯的幻想不同的
是,抱负暗含着为了达到某种个人及社会目标的工作和纪律,没有这些目标,社会就不可能生存。
抱负与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男男女女不仅仅为家庭工作。
夫妻为了彼此通常都有抱负,但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却心怀一些最强烈的抱负。
因为计划生育容易做到,通货膨胀也是反对生育孩子的有力的经济论证,所以今天拥有一个家庭这事本身几乎就是抱负的表现。
最终,尽管抱负一度主要是君主和贵族的思维范围,在最近的年代里,它越来越多地变成中产阶级的思维范围。
抱负和未来——一种创造明天的使命感一是不可分割的。
工作、储蓄、计划——这些是日常的抱负——一直部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志.对于抱负的抨击不是偶然地对于中产阶级及其代表的事物的抨击。
不管你是
否喜欢,在美国中产阶级为社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为抱负努力奋斗。
不难想象一个完全失去抱负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友善的世界:没有强求,没有冲突,没有失望。
人们会有时间去思考.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
竞争永远不会介入,冲突将被消除,紧张将成为过去.创造的压力将结束,艺术也将不再令人烦恼,纯粹只用于庆典。
随着过去让人心神疲惫之力的逐渐消逝,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家庭将变得多余。
由于很少有人会因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而患心脏病或中风从而导致死亡,长寿者将增加,焦虑也将消失。
时间会向前延伸,人们心中的抱负也随之消失殆尽.
唉,生活会变得多么沉闷而枯燥啊!
There is a strong view that holds that success is a myth, and ambition therefore a sham. Does this mean that success does not really exist? That achievement is at bottom empty?
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成功是一种神话,因此抱负亦属虚幻。
这是不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成功?成就本身就是一场空?
But even the most cynical secretly admit that success exists; that achievement counts for a great deal; and that the true myth is that the actions of men and women are useless. To believe otherwise is to take on a point of view that is likely to be deranging. It is, in its implications, to remove all motives for competence, interest in attainment, and regard for posterity.
但即使是最为愤世嫉俗的人暗地里也承认,成功确实存在,成就的意义举足轻重,而把世上男男女女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徒劳无功才是真正的无稽之谈。
认为成功不存在的观点很可能造成混乱。
这种观点本意是让所有提高能力的动机一笔勾销,求取业绩的兴趣和对子孙后代的关注。
We do not choose to be born. We do not choose our parents. We do not choose our historical epoch, the country of our birth, or the immediate circumstances of our upbringing. We do not, most of us, choose to die; nor do we choose the time or conditions of our death.
我们无法选择出生,无法选择父母,无法选择出生的历史时期与国家,或是
成长的周遭环境。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选择死亡,无法选择死亡的时间或条件。
But within all this realm of choicelessness, we do choose how we shall live: courageously or in cowardice, honorably or dishonorably, with purpose or in drift. We decide what is important and what is trivial in life. We decide that what makes us significant is either what we do or what we refuse to do.
但是在这些无法选择之中,我们的确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勇敢无畏还是胆小怯懦,是光明磊落还是厚颜无耻,是目标坚定还是随波逐流。
我们决定生活中哪些至关重要,哪些微不足道。
我们决定,用以显示我们自身重要性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就是我们拒绝做些什么。
But no matter how indifferent the universe may be to our choices and decisions, these choices and decisions are ours to make. We decide. We choose. And as we decide and choose, so are our lives formed. In the end, forming our own destiny is what ambition is about.
但是不论世界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和决定有多么漠不关心,这些选择和决定终究是我们自己做出的。
我们决定,我们选择。
而当我们决定和选择时,我们的生活便得以形成。
最终构筑我们命运的就是抱负之所在。
第9课长期活着的习惯
The Long Habit
我们将继续同我们的远古的祖先一样,对死亡更多的是复杂的和说不清的态度,尽管我们对生物学深奥的问题的理解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我们对于谈论和想起个人死亡都是非常厌恶的;谈论个人死亡是粗俗的,就像过去在有男女混合的公司里谈论性病或堕胎一样。
在同样的特殊情况下,大规模的死亡不会烦扰我们:我们可能坐在餐桌边,讨论有六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就好像我们正在谈论一个坏的天气一样;我们可能每天都能在彩色电视和电影里看到突然血腥的死亡而不会流一点点眼泪。
当死亡的数目非常小和非常集中时,我们开始变得焦虑。
我们自己赤裸裸的冰冷的死亡是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绝对会死是大自然中永恒的事实,它是说不出口的、不能想象的。
我们甚至比我们的祖先还不愿意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暗含着我们可能不会死的希望。
我们可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暗自思索,我们现在好像能驾驭自然,如果我们能变得更聪明一点,或许就在明年,可能我们能避免面对这个重要问题。
托马斯.布朗说:“长期活着的习惯”,“使我们对死亡产生厌误,”当今,这种习惯已经变成瘾了,我们沉迷于活着,活着的想法禁锢我们的顽固度,与我们紧握活着想法的顽固度,是同等增长的。
甚至当生活已经丢失了动力的时候——甚至我们已经丢失追求激情的激情,我们也不可能想着放弃生命。
在推迟死亡的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历了漫长的历程,难以想象的是我们学者去推迟死亡,甚至能活更长,或许能达到像俄罗斯的阿布哈西亚人的寿命,据说他们可以充满活力的活到150岁。
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摆脱一些慢性病,衰退疾病,癌症,中风,及心血管疾病,我们可能一直活下去。
它好像是有诱惑力的和合理的,但是它不符合事实。
如果我们不再染病,我们就可以在生命的后几十年生活的更好。
但是我们也会在同样的年龄死去。
我们可能会像基因不同的老鼠,或类似的海弗里克的不同的组织培养流程一样,在由它们的基因组所预定的天数后,注定死去。
如果这是死亡的方式,我们中一些人将继续耗干,并在六十年后崩溃,而另一些人则由于基因所决定的时间表而更晚些死亡。
如果我们确实可以摆脱大多数现今的疾病,或者甚至完全摆脱它们,我们最
终仍将被耗干,被一阵微风吹散,我们仍然回死去。
我的大多数朋友不喜欢这种方式来看待它。
他们宁愿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死只是因为我们生病了,患有一个致命的或其他的疾病,如果没有生病,我们可能会无限期地生活下去。
甚至生物学家自己也倾向于这样认为,尽管,绝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证据在他们的职业生活中到处可见。
周围的万物皆有一死,比如树木,浮游生物,地衣,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
对于最简单的生物,有时很难看到它的死亡,因为它们的活着的部分所留下的链DNA的复制比我们的更为明显(这不是根本上的什么不同,但看上去如此)。
苍蝇在医院里面无法存活,那里它们会被走,一个接一个。
它们只是简单的衰老、死亡,像苍蝇一样。
我们渴望继续生活,即使面临无力的证据表明,很长,很长的生命在我们迄今已安排的社会不一定是愉快的。
如果我们可以推迟寻找新的技术一会儿,直到发现一些可以在空闲时间做的令人满意的事情,我们将是幸运的。
一定要找到一些事来取代坐在门廊重新检查自己的手表(消极的等待死亡)。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讨厌死亡,也许我们不会如此急于延长生命。
令人惊异的是与生物学中所有其他耀眼的尖端进步一样,我们对这一普遍的过程掌握的信息很少。
几乎就像我们不想知道它。
即使我们可以单独的想象死亡的行为,如果没有任何被疾病所影响的初期阶段,我们将会恐惧疾病。
有迹象表明,药物在死亡的过程中发挥了新的作用,部分来自其本身的影响,部分来自我们尴尬地认识到,我们还没有采用如同外科医生层间展示的那样处理这方面的疾病,早在数天之前,他们相信这种疾病是他们唯一的有时可以战胜的敌人。
过去,是最难的和最重要的是在临死之际有一个很好的医生在身旁服务,并提供安慰,这通常在家里。
现在这些都是在医院,在保密的情况下(近来对死亡恐惧的增加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如此多的人是对死亡完全陌生的;他们从未真正看到死亡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医疗技术可使我们不再相信死亡的存在,于是(在死亡降临时,)我们(还)在身体的这一部位或那一部位极力长时间地延续生命的火花,就仿佛是在高举战旗奋斗到最后一息。
死亡并非是一种突发行为,细胞是一个一个顺序死去的。
只要你愿意,在生命之火熄灭多时之后,仍可使大量细胞复活,并培育在营养液里。
几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不可逆转的死亡指令才会传至所有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