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不是从一般原则出发，不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得出的逻辑结论，而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它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必然性。

第一，是由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条件决定的。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直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的。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比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起点要低的多。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而，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的起点是发达资本主义，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堵塞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只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经济上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主，没有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这一低起点就决定了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资本主义国家早以实现了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第二，是由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的。

我国自建国50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愈益提高。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还不雄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国民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还不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够健全，民主的法律化建设尚存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现象大量存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有相当影响，“左”的思想流毒仍然存在，僵化思想依然严重，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不相适应；等等。

这一基本国情就决定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第三，是由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决定的。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高度概括为九条，这九条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世界性概念，现代化的标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因而不同的历史时
期，现代化的内容是不相同的。

我国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的现代化，不是英国产业革命的现代化和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也不是20世纪初列宁提出的现代化，而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

这种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多层面、全方位的转变，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观念的理性化及其相互间的互动过程，其实质是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由工业化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深刻变革。

因此，江泽民运用邓小平的语言，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其实质就是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每深化一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每一步发展，每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都是和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认识的深化分不开的。

”因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助于克服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错误倾向，实事求是地去建设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其次，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助于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正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正确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建设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再次，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助于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正确认识和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最后，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助于我们在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既不好高骛远，也不灰心丧气；既有雄心壮志，又在实践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起来
(2003年03月19日)
共产党人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历程，犹如攀登泰山，通过实现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最低纲领，最后实现自己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
的最高纲领。

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
两个纲领缺一不可
纲领，是一个政党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的集中概括。

一个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它不仅指导着一个政党的全部行动，而且向外界展示着这个政党的形象。

无产阶级政党都非常注意制定自己的纲领，用纲领来统一全党的意志、行动和步伐，用纲领来团结群众和组织群众。

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

但是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有哪些具体特征，现在实践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我们不可能对它进行详细的描绘，只能概括地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想当年，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支撑他们革命的动力是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信念。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在敌人血淋淋的屠刀面前，夏明翰为什么能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个“主义”，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心甘情愿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牺牲的信念。

他坚信会有更多的“后来人”继承自己的遗志，坚信崇高的理想一定会变为现实。

这种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唤人觉醒，催人奋进，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斗的号角，鼓舞着他们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正因为共产主义无比美好，所以共产主义事业也无比艰巨，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奋斗，通过若干阶段性的具体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共产主义宏伟事业。

在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提出符合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形成阶段性的行动纲领。

例如，我们中国共产党有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最低纲领。

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辩证统一于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全部历史过程。

最高纲领为最低纲领的制定指明前进方向；最低纲领为最高纲领的实现准备必要条件。

没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会失去灵魂，偏离正确的方向；没有最低纲领，就不可能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做好当前工作，最高纲领就只能是美好的空想。

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历史使命
谈到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历史上的一代代先人如何自觉地肩负起民族的重任。

历史清晰地记载着：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几十位青年学生作为广大民众中觉醒的第一批人，是他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使历史的车轮骤然驶进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

在此之后，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其平均年龄只有28岁，最年轻的仅19岁，他们中许多人都成了尔后中国革命的中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大批年轻人在党的召唤下到苏联学习，用所学知识投入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

由此看出，年轻人往往都站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

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

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

”从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正是历史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什么呢？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再次为我们提出了新世纪我国的发展目标，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四化”大业。

那么，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如何才能提高生产力呢？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我们国家及时地制定了“科教兴国”的宏伟战略，以此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才不是空谈。

时代在召唤年轻人去坚定地履行新的历史使命。

我们大学生是青年中有较多机会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一部分人，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受益者。

我们在受益的同时，也应是“科教兴国”的实践者和完成者，应当义不容辞地挑起振兴祖国科技事业、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担，从而成为祖国振兴的中坚力量。

我们中国人已经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良机。

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化革命浪潮中，我们同样吃了大亏，比如在不少行业只能做些信息业下游的产品，没有自己的平台，没有自己的品牌，被外国人占尽了便宜。

1998年，在我国人民与特大洪水作斗争的时候，日本人虽然也派出医疗队，带着药品到洪涝重灾区进行“红十字”服务。

事后得知，在抽血的过程中，日本人竟带走了极关键的一部分血样，回国后经过分离、提纯，得到许多珍贵的我国民族所特有的基因，并用其中有益的基因制造出特效药物，获得了巨额利润，还专门申请了国际专利。

这不正是我们国人科技意识缺乏造成的结果吗？如此多的漏洞应由谁家补偿呢？责任已一步步落到我们年轻一代身上。

我国要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

而与外国人打交道，还得学会竞争，并且在竞争中努力取胜。

中国在经历了14年的艰难谈判后，终于在2001年成功地加入WTO。

经济全球化和WTO，是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的强国地位作为支撑条件。

一个国家对高科技的拥有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和在WTO的游戏规则中的强势和弱势。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和WTO中无疑
处于强势。

它们除了资本的优势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掌握了世界的大部分高科技资源，其中包括人才资源。

有了人才，就有了高科技；有了高科技，就能赢得在全球化中的有利地位。

人才不是凭空得来，人才的获得主要是靠教育培养。

现在，“科教兴国”已成为我国全民族的意志和共同目标，而高校又是“科教兴国”的主力军，肩负着为社会输送全面人才，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重大责任。

当代大学生，只有努力使自己成才，将来才能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这是我们成才的根本方向和既定要求。

那么，如今的大学生又怎样才能成才呢？近些年，在一些高校乃至全国许多行业和部门，考“托福”、考GRE几乎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成了许多有为青年奋斗的最高目标。

谈到底，有些人的学习目的无非是为了出国。

走出国门开阔知识视野，其实并不是件坏事。

但不少人却是“一去不复返”，宁愿在西方国家低人一等，也不愿回国效力。

国内有项统计，八十年代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6名赛手，当今除一人仍在上海，一人不知去向，其余4人全在美国。

当初，微软要在北京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一下就用高薪网罗了国内该领域最顶尖的十几名科学家。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培养人才，往往只落得“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

如此恶性循环，国家如何能迅速发展？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大力培养政治和业务全面发展的人。

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衡量标准，不仅要看其智力因素即知识水平，更要看德育的种种表现。

“德”的标准是很宽泛而实在的。

但真正佩称为人才的，至少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履行基本的社会道德。

一个人道德品质不好，与社会格格不入，他的智商再高，也很难对社会做出贡献。

千万不要忘记，当年掌管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化炉的一批希特勒信徒中，就有戴着医学博士耀眼头衔的出色科学家。

宋朝司马光在总结前人做人经验的基础上，曾特别强调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判断标准。

据报道，前几年北京四中有位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很好，工作能力也强。

在高三复习期间，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派人与他联系，为他提供免费到美国波士顿某大学留学的机会，条件是学成后需为该公司服务。

尽管答应这个条件即意味着他可以不用参加当年残酷的高考，而到美国直接接受良好教育，还意味着他可以为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庭节省一大笔开支，并且他未来的事业也可能一帆风顺，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邀请。

这名同学在高考中不仅考入了名牌大学，并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

可以说，他就很好地做到了国家需要与个人发展的统一，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光荣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