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认知与期望的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基于河北2280农户调查样本

农村土地流转认知与期望的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基于
河北2280农户调查样本
席增雷;王余丁;户艳领
【摘要】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给予了农村土地流转明确的方向和策略,在此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迅速发展,然而通过调研发现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仅占调研总体的53％.找到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对于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具有关键性作用.在对河北省11个地市2 280份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理解、认知与期望,将12个变量构建Logistic模型,从而找到影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显著、紧密、一般3个层次的影响因素.
【期刊名称】《广东农业科学》
【年(卷),期】2014(041)023
【总页数】5页(P206-209,220)
【关键词】土地流转;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
【作者】席增雷;王余丁;户艳领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1.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进一步坚实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环境。

土地流转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发展现代农业、激发农村活力的切入点，是进一步带动和活跃“三农”工作全局，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截至2013年底，河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94.33万hm2，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7%，比2012年提高1.9个百分点，可见近年来河北省土地流转工作取得了迅速发展。

但相较于发达地区，河北省的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偏小，还存在宣传力度不够、流转对象选择单一、流转规模较小、流转期限偏短以及缺乏农村土地流转实施方案及相关政策保障等问题，市场环境和土地流转方式也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1 农民土地流转与否的主观原因
了解农民作出土地流转决定的主观认知很重要，调查发现44.5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耕种成本高、辛苦、收入低，这也成为影响其流转意愿的主要原因。

而持否定态度的受访者主要是因为保障口粮的需要，这一比例占到34.40%（表1）。

受访者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有打工收入、经商收入、种植收入、养殖收入，其中以打工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受访者更倾向于土地流转。

可见，有非农业稳定收入的农民更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

同时调查显示，农民的文化水平与土地流转意识和行为直接相关，一般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希望进行土地流转。

1.2 土地流转方式、形式和渠道的认知
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土地流转市场或土地流转中介”时，只有22%的受访者知道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流转，而其余78%的农户不清楚有土地流转市场或土地流转中介等渠道。

目前河北省实施的土地流转常见方式主要有4类：进行自发转让的占22%，通过
市场转让的占26.2%，通过村委会转包的占34.4%，承包人找上门主动洽谈的占17.1%。

调查数据显示，农民最信任的是以村委会的引导进行土地流转，而承包人主动上门洽谈的占比远低于其他方式，说明农户对于这种流转方式心存疑虑。

同时，在流转过程中选择承包人时仍然主要以亲戚、同村人、村集体之间进行土地流转为主的占48%。

而希望转给专业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的比例占26.6%，说明农村土地流转以零星流转为主，大规模流转现象较少。

51.8%的受访者愿意将土地流转给亲戚、同村人等熟悉的人，这种主观认知将影响到流转规模和规模化经营的效果。

1.3 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权益保护认知
目前，土地流转过程中多数缺乏正式合同，土地流转过程的规范化程度较低，因此会担心出现流转出去后难以收回和没人愿意承包的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74.1%的农户认为有必要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证书。

流转程序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率和农民权益的保护。

调查显示，在权益得到保证，由集体引导，农民自愿抉择的情况下，73.56%的被访农户同意将土地租给包地的大户或外来工商企业，这说明程序透明、公正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有效保证农民的知情权、表决权，并在合同的约束下，实现农民与包地大户的利益双赢。

发生纠纷后，调查者最想通过村委会或乡政府解决。

这一结论也表明，在土地流转方面，人们最信任的主要还是政府等公信力强的部门。

1.4 土地转包时间的期望
流转期限偏短将不利于土地长期规模化经营。

调研结果显示，农户期望的土地流转的期限偏短。

土地转包期限期望为5～10年以上的比例最大，达到49.8%，转包期限超过10年以上的很少，仅为13.5%。

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规范的土地交易有形市场，使土地流转双方对土地价格的预期不稳，土地权益得不到持续动态
的保证；另一个方面是由于进入的是短期投资，投机行为严重，超负荷掠夺经营，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1 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调查问卷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主要涉及当地土地流转背景、农民主观流转认知程度以及农民自身特征。

2.1.1 土地流转环境土地流转环境是影响农民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往往对土地流转政策和优势认识比较深入的地域流转较为频繁，其中土地流转市场或土地流转中介代表了流转市场环境建设状况，信息中介的健全程度对流转的促进动力很大。

调查中问及希望转出但没转出的原因时，31.6%的受访者担心转出后收入没有保障，可见政府的监管将为土地流转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对承包权与经营使用权是否可以分离的认识对农民土地流转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调查显示，不愿意土地流转的原因中怕流转后失去土地权益占有一定比重（25.6%）。

说明如果对政策认识不清，土地流转的意愿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2.1.2 土地流转收益与方式的期望对于土地流转是否带来预期回报是影响流转意愿的重要主观因素。

调查问卷显示，愿意土地流转的农户中，流转的原因主要是认为自己耕种成本高、辛苦、收入低（44.5%）；流转收入高，很划算（32.1%）。

预期租金水平是当地实际流转租金水平的直接参考。

土地转包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49.8%的受访者期望5～10年以上，这对于合理制定承包合同的租赁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土地流转方式上看，选择村委会引导的居多，选择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居次。

可见选择符合选择农户意愿的土地流转方式对于流转意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1.3 农民自身状况从主观角度考虑，农民自身特征是其做出选择的关键因素。

调查结果分析表明，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原因主要是保障口粮需要（34.4%）、没有其他（非农）就业渠道（21.1%）、承包土地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2
3.1%）等，可
见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入状况及工作种类均是影响流转意愿的重要特征因素。

受访者中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打工收入的占全部样本的60.12%，但这些人中
72.65%具有土地流转意愿。

此外，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构成也是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

有关变量的具体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2.2 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从调查问卷看，在问及“是否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实现农地集中经营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作了明确回答，即是否愿意，所以去掉选择无所谓的样本，此时农民流转意愿就只有是和否两个选择，我们将土地流传意愿（Y）设定为因变量，其中取值为1表示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实现规模经营，取值为2为没有此类意愿，由此便得到一个二分类变量，根据这一特点选取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有
高度契合性，其能够很好地解决非离散性因变量的回归问题，可以量化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各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从而找出主要问题进行针对性解决。

建立的Logistic模型如下：
式中，Y为因变量，代表调查对象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选择，P1代表调查对象愿
意流转土地的概率，P0代表不愿意流转土地的概率，X为因变量，指对流转意愿
产生影响的各因素，β1为回归系数，代表优势比[1]，其公式为：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从有效问卷中，以明确表示出土地流转意愿这一问题为关键词进行二次筛选，剔出答案为“无所谓”的问卷，最终形成包含12个自变量的1 936个样本数据矩阵，此外对于“您希望转包土地的合理租金是多少”问题中答案以粮食单产来衡量的问卷，结合市场30 d玉米和小麦的平均价格对其进行货币化处理。

将数据矩阵导入SPSS软件[2]，应用Logistic方法进行回归,方法选择“进入”，即将所有的影响
因素一次性纳入到方程。

从检验结果（表3）看，步骤、分组、模型3个检验结果P值均小于5%显著水平，并且显著水平为5%，自由度为12的情况下卡方临界值为21.03，小于模型的计
算值，因此该模型通过检验。

表明样本数据具有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的适用性。

在初始方程的变量检验时，P值小于5%显著水平，反映出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也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

3.1 外围影响因素
并非所有的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性。

从表4可见，所有的影响因素的显著水平被
分为3个级别，其中流转方式、家庭构成、收入状况的P值最高，表明这几个变
量的落入致信区间的概率很低，可以判断其对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小[3]，属于
外围影响因素。

结合实际调查问卷，对于期望土地流转方式，调查对象在自发转让、村委会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承包人找上门主动洽谈4种方式上均有选择，并且分
布差距并不明显，可见流转形式对于土地流转的实质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所有持有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对象中，由夫妻、父母、子女三代人组成的家庭所占比重最大，为35.84%，夫妻+父母、夫妻、夫妻+子女、单身和其他家庭所占
比重分别为28.14%、15.83%、10.18%、6.84%和3.17%，然而从实际调查问卷看，在不愿土地流转的受访者中，三代家庭所占比重也是最大，所以家庭构成并不是成为决定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

这与模型分析一致。

工作状况大体分为常年在外、亦工亦农、务农三大类，从调查对象看，亦工亦农代表了受访者的主要工作状态，但是在持有土地流转意愿的群体中，45.61%亦工亦
农的农户选择愿意土地流转，这与样本分布一致，所以并不能说明土地流转意愿与工作状态有直接联系。

3.2 较强的影响因素
收入状况、家庭人口、期望时间3个自变量的P值接近于0.1，属于比较重要的影
响因素，其影响度远远大于第一层次。

收入状况较为理想的农户，农业收入依赖程度较小，从而持有土地流转的意愿的概率也越大。

家庭人口在3～4人的家庭，流转意愿最为强烈，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粮食供给的需求越大，而且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分工也更为明显，土地流转意愿降低，比如在三代家庭中，农村广泛存在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老人从事土地劳动的现象。

期望流转时间也是影响土地流转的主观因素，通过调查可以很好地分析农户的主观意愿，可以通过流转时间的引导调控土地流转。

3.3 显著性影响因素
第三层次是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包括分离认识、预期租金、监管介入、流转中介、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在内的6个变量最终进入回归方程。

对承包权与经营使用权可以分离的认识是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基础因素，具有显著影响。

模型参数显示其回归系数为-0.443，通过5%显著性检验，并且卡方值达94.487，相对权重很大[4]，表明其对土地流转预测分析的贡献度很大。

对政策认
知越深入，越倾向于持有流转意愿；反之，不清楚不明白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农户，对土地流转持观望态度，影响其主观决策的制定。

期望租金同样是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显著性影响因素，通过10%显著性检验。

受
土地流转环境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影响，土地期望租金水平的调查数据处于广域分布区间，相差较大。

从模型看，其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即租金越高流转意愿越大。

监管介入和土地流转中介反映出当地土地流转市场环境的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模型参数显示两个指标均通过5%显著性检验[5]，回归系数分别为-0.407、0.176。

可见对是否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和介入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农户更倾向于流转土地，政府监管和完善的流转市场有利于打消农户心理顾虑，推动土地流转。

文化程度是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又一重要因素，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深入分析，在调查对象中初中毕业水平为主体，占到34.4%，高中毕业占15.6%，大专及以上占12.6%，在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中，高中毕业的农户有70.11%持有土地流转意愿，为最高比例，相对于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农户具有较高的脱离土地谋生的自由度，收入也较多元化，因此依赖土地的程度不强，更倾向于流转土地。

收入来源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反向影响因素，模型回归系数为-0.255，收入来源于种植、养殖等于土地相关度高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不强烈，而打工、经商为主体的农户，土地投入时间和精力不足，而且依赖程度不强，更倾向于流转土地。

从表5可以看出，打工收入的农户占总调查对象的37.2%，这部分群体中有高达72.65%的农户持有土地流转意愿，而收入来源为种植或养殖的农户，由于收入与土地息息相关，统一类中仅有半数左右的农户持有土地流转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