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

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贡献、批评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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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贡献、批评与前景
马骏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种影响之大以致于一些政治学家感到政治学研究内部出现了某种“经济学转向”。

例如，莱微（Levi, 2000）教授最近就指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就出现了这样的转向。

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它所运用的理性选择理论也被带到政治学中。

在讨论与评价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之前，有必要明确一下它的范围。

有的政治学家将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界定得很窄，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只包括运用决策和博弈论的政治学研究（Bates，Figueiredo & Weingast, 1998）。

本文认为，这种界定过于狭窄。

因此，本文采取了更为广泛的界定，将任何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政治模型都视为理性选择模型。

这种做法也是大部分政治学家所接受的（Miller, 1997；Levi, 2000）。

本文首先概述政治学中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历史以及主要的研究领域。

在政治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文献已经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做详细的介绍与评估。

对于这一领域中的主要理论家，本文仅仅关注那些关键性的理论家（开创性的理论家、转折点处贡献卓越的理论家）。

至于主要的研究领域，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在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进行介绍。

[1] 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贡献。

然后讨论了各种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和诘难。

最后，本文讨论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中的前景和出路。

一、理性选择理论概述：历史与领域
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

经济学家阿罗（Arrow, 1951）的社会选择的不可能定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存在某种规则使得立法投票的结果既是民主的也是理性的。

唐斯（Downs, 1957）分析了两党系统中政党的向心趋势，他还运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了投票行为，并认为由于个人的投票并不能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而且投票的
成本是很高的，因此，理性的投票人会选择不去投票。

运用来自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阿罗和唐斯指出了民主制度的内在限制。

[2]
60年代，由于布坎南、图洛克、奥尔森和赖克等人的开创性研究，公共选择学派正式出现。

作为一门关于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的诞生及其影响的逐渐扩大极大地加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因此，60年代可以视为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中逐渐成为“显学”的开始。

在“一致的计算”一书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及其逻辑布坎南和图洛克（Buchanan & Tullock, 1962）探讨了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

在公共选择的早期经典文献中，布坎南和图洛克的研究恐怕是唯一强调民主的积极的潜力的。

当然，他们也意识到简单多数原则会导致政府过度支出与浪费。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赖克(Riker，1962) 使得政治学界认识和接受了经济理论和理性选择在政治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在其“政治联盟的理论”（1962）一书中，赖克运用经济学理论来理解政治问题。

但是，与布坎南和图洛克的研究不一样的是，这是一个政治学家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运用经济学，因而非常关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区别。

[3] 在此书中，赖克认为政治中集体选择的结果是来自于政治过程中理性和策略性的行动者之间有意识的权衡的结果。

正如莱微（Levi, 2000）指出的，正是由于赖克的这一研究，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才在政治科学里面诞生。

政治中的集体行动也是奥尔森(Olson，1965) 的关注重点。

在其“集体行动中的逻辑”（1965）一书中，奥尔森研究了集体行动中的“免费乘车”行为及其对供给公共产品的影响。

奥尔森的研究推翻了政治学中盛行的利益集团理论的一个共同假设，即共同利益会自动地转化为集体行动。

在当时的条件下，奥尔森的颠覆性的研究及其发现对于政治学家产生了相当的震撼，大大地推动了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内部的传播。

赖克和奥尔森的研究, 尤其是赖克的研究，还在另一方面推动了政治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

在他们的研究出现之前，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并没有关注政治过程中政治决策者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也就是说，政治过程中的行动者在作出决策时只考虑自己的成本和收益计算，而没有考虑其他行动者的决策和行动。

例如在唐斯（Downs, 1957）的投票行为分析中，投票人就不考虑其他的投票人的存在。

[4] 然而，在赖克和奥尔森的研究，政治领域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是十分重要的。

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个人是否决定采取免费搭车的行为取决于社会压力和该个人与其他人的互动关系。

团体的规模、重复互动、有选择的激励使得人们把策略性的互动带进了集体行动中。

赖克也认为集体选择是理性的政治行动者之间进行的策略性的选择的结果。

这样一来，将当时正在兴起的博弈论引进政治分析就是很自然的事。

换言之，赖克和奥尔森的研究为政治学中博弈分析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其中，赖克更是主张和支持这种分析。

[5] 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已经有研究者将博弈论运用到政治分析中。

例如，拉珀泼特和查玛（Rapoport & Chammah, 1965）将“囚犯困境”博弈的分析框架运用到国际政治中。

哈丁（Hardin, 1971）将奥尔森所关注的集体行动中的免费搭车行为放进博弈论的“囚犯困境”博弈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然而，主要是到了70年代后期，“囚犯困境”博弈才开始在政治学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首先，集体行动中的免费搭车行为继续被研究者放进“囚犯困境”博弈的框架下进行分析（Hardin, 1982; Schelling, 1978; Taylor, 1987）。

此外，艾克斯洛德(Axelrod, 1981, 1984) 等人将“囚犯困境”博弈模型进行了修正，在重复的“囚犯困境”博弈的框架内分析了政治问题。

60年代后期博弈论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不完全信息以及不确定性被纳入博弈理论中。

博弈论本身的这种发展使得它更加适于分析一些比较困难的政治过程。

具体地说，不确定性下的博弈均衡理论使得博弈论能够将那些涉及不确定性的政治决策及其过程模型化。

例如，在选举政治中，不完全信息模型被运用到这样一些问题：人们为什么投票(Palfrey & Rosenthal, 1985)、候选人竞争与投票行为
(McKelvey & Ordeshook, 1986)、选举规则的效果(Myerson &Weber, 1993)。

不完全信息模型也被运用到对于官僚的政治控制上（Banks, 1989; Banks & Weingast, 1992）。

现在，政治学中的博弈分析已经是蔚然成风。

[6] 例如，莫洛（Morrow, 1997）出版了“博弈论：为政治学家而写”，该书致力于向政治学家介绍如何理解博弈论并将其运用到政治学。

最后，博弈论还被运用来分析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博弈论被运用来分析社会契约问题（Ordeshook, 1986; Okada & Sakibara, 1991; Coram,2001）。

80年代以来，由于诺斯（North, 1981, 1989, 1990ab）、莫（Moe, 1984; 1990）和温加斯特(Weingast，1984；Weingast & Moran. 1983) 等人的努力，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又出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1981年诺斯发表了“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

该书标志着诺斯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在此之前，诺斯的新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的有效率的一面。

例如，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1）就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主要是因为西方世界发展出了有效率的产权制度。

但是，这种研究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存在着的制度大部分都是低效率的。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81年开始，诺斯主要关注于制度的低效率及其存在的原因。

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意识到如果说制度影响经济绩效，那么，由于制度大多数是由国家供给的，制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供给有效率的制度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供给低效率的制度。

为此就需要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在此书中，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科斯(Coase, 1937) 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诺斯建立了一个新古典国家理论，将交易费用视为一个理解国家行为的变量。

诺斯的新古典国家理论被莱微（1988）改进和发展。

莱微（Levi，1988）建立了一个掠夺型的国家理论。

在她的模型中，统治者是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

不过，统治者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为受到以下三个变量的影响：1）统治者相对于代理人和人民的相对谈判权力；2）交易费用；3）统治者对于未来的贴现率。

1990年，诺斯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a）一书，进一步将其关于国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正式化。

同年，诺斯在“理论政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交易费用政治学”(1990b) 的论文，探讨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费用，他发现由于存在信息成本以及决策者“主观模型”的局限，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费用通常都很高。

诺斯的研究历程表明，为了解释经济增长，诺斯不得不面对政治问题，因而就将理性选择理论从另一个结合点带进了政治学。

1996年，经济学家迪克塞特(Dixit) 进一步发展了诺斯的交易费用政治学，建立了一个用来解释经济政策制定的交易费用政治模型。

正如米勒(Miller, 1997) 指出的，通过将个人投票者、利益集团成员、政治家和官僚看成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唐斯、奥尔森和阿罗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政治学的发展。

然而，这些早期的研究发现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很多个人决策与行动是反常和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理性选择政治学家开始关注约束个人最大化行为的制度因素。

理性选择理论后期的这一发展对于在政治学研究中重新发现制度贡献巨大（Miller, 1997）。

如果说早期的以公共选择为主的理性选择理论家主要研究在某些制度约束下理性的行动者在政治领域的决策和行动，那么，理性选择理论中制度分析的出现使得理性选择理论开始研究这些政治制度是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如此构建。

对于将新制度经济学推广到政治学领域，莫（Moe, 1984，1990）和温加斯特(Weingast, 1984;Weingast & Moran, 1983; Weingast & Marshall, 1988)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和诺斯相比，他们对于政治学的影响更为直接。

主要在他们的研究的影响下，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是政治学中制度分析的主要分析框架。

1984年，莫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发表了他的“组织新经济学”一文。

在该文中，他认为实证的政治理论主要关注于社会选择的两个机制：投票与市场，而忽视了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即等级制。

因此，他呼吁构建一种公共官僚理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呼吁
政治学家重视“组织新经济学”的研究。

在他看来，既然组织新经济学对于理解私人领域的等级制结构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那么，它同样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部门的等级制。

1990年，莫发表了另一篇重要的论文，即“政治制度：故事的被忽视的一面”。

在该文中，莫指出政治制度有两个目的：1）帮助缓减集体行动的问题；2）它们是强制和重新分配的手段。

他认为，要真正了解制度是从何处而来及其为什么采取现在的这种特殊形式，制度的这两方面都必须认真对待。

他还认为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一种一般的方法论不仅可以用于制度的这两方面中任何一方的研究，而且还能将两者整合成一个内在一致的关于制度的框架。

然而，理性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的第一方面，而忽略了第二方面。

在此文中，虽然莫(Moe)认为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研究制度的角度，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他特别强调政治领域中决策环境和过程的特殊性。

例如，他指出政治权威是在非自愿的基础形成的，政治领域存在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

莫的这些研究对于以后政治领域中的制度分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例如，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在霍恩（Horn,1995）和福朗特（Frant, 1996）的制度分析中都是一个核心概念。

与莫相比较，温加斯特的制度分析涉及的领域就更加广泛。

温加斯特（1983，1984）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国会与官僚机构的关系。

他指出，虽然代理问题存在于这一关系中，但是国会内部发展出了某些制度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国会实际上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影响官僚机构的行为的。

这些研究已经成为“国会主导”(congressional dominance) 的实证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文献。

“国会主导”理论挑战了公共选择理论所得出的“官僚机构主导”理论（Niskanen, 1974），后者认为委托人（国会）不能控制作为代理人的官僚。

与马寇宾和诺尔（McCubbins, Noll & Weingast, 1987，1989）合作，温加斯特发现在官僚控制中，通过仔细设计行政结构和程序，委托人（国会）可以事前控制和影响官僚机构的决策和行动。

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温加斯特和马歇尔（Weingast & Marshall, 1988）分析了国会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制度安排，发现国会内部存在一些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

与诺斯一起，温加斯特(North & Weingast, 1989) 运用制度经济学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政府的建立有助于克服和限制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例如在国家债务上，有限君主政府（17世纪的英国）的建立确保了国家在债务偿还上承诺的可信度。

现在，研究政治领域“承诺的可信度”及其实现机制已经是政治学中制度分析的一个重要领域（Miller, 1997）。

1995年，温加斯特运用博弈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有限政府理论，认为一种“维护市场的联邦制”是一种能够促进经济繁荣的有限政府。

二、理性选择理论的贡献
7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经济学甚至社会学中都吸引了一批运用理性选择模型来研究政治问题的追随者。

同时，主要是从90年代以来，随着各个学科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击，理性选择理论开始遇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猛烈的批评。

那么，理性选择理论对于政治学研究究竟有什么贡献与价值？正如莱微（Levi, 2000）总结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理论和方法上。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理性选择理论使得政治学研究从原有的基本问题转移到了新的研究问
题，从而带来了一次理论重心的转移(theoretical shift)。

传统政治学研究主要研究一个“分配问题”(distribution question)：“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如何得到的？”。

理性选择理论虽然还继续研究分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核心。

理性选择理论主要研究：“什么使得谁做了某事、什么时候、为什么？”（Levi, 2000）。

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约束-动机问题”。

显然，传统政治学是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是解释性为主的研究。

理性选择理论带来的这种研究问题上的突破表明，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象某些不负责任的批评指出的那样它只是用新的方法提出同样的问题然后再给出几乎一样的回答。

正如莱微（Levi, 2000）指出的那样，理性选择理论的真正理论价值在于“它形成了其它的范式或许不能产生的可以检验的假设”（第837页）。

在此，只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阿罗、唐斯、奥尔森、诺斯等人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传统政治学忽略了的问题，甚至是传统政治学无法想象的问题。

而且，由于受经济学方法的影响，他们都形成了正式的理论模型，并形成了可以检验的理论假设。

其次，理性选择理论也为政治学研究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革新。

理性选择理论将正式的理论模型、博弈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引入了政治学研究。

这些研究方法的引入无论对于建构理论还是检验理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式的理论模型和博弈论框架的运用使得政治分析更加严谨和严密。

同时，计量经济学的运用使得理性选择理论家能够运用统计分析来检验各种各样的从理性选择模型中推导出来的理论假设，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政治学研究对于现有的理论及其假设进行经验检验的能力。

最后，在主要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同时，一些理性选择理论家也没有抛弃定性研究方法，从而使得他们可以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来的信息来进一步改进理论和检验理论假设。

在理性选择理论内部，研究者常常使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田野调查(Laitin, 1992; Bates, 1981, 1997)、精英访谈（Bates, 1981）和档案分析（Levi，1997）。

理性选择理论带来的这种研究方法上的革新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政治分析的质量。

当然，理性选择理论带来的这种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也给研究者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

现在，一个理性选择政治学的追随者必须掌握的研究方法已经是当年的那些传统政治学研究者无法想象的。

另外，由于理性选择理论致力于发展出可以检验的理论假设，因此，对于理论进行经验检验颇受重视，而且，这种趋势近年来越来越明显（Levi，2000）。

这也给研究者带来一个新的困难，即对于收集经验数据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而在政治领域，收集经验数据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与经济学研究不同，政治学研究中的很多变量是很难直接和准确地测量的。

而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领域，语言与文化差异也是制约数据收集的一个原因。

三、批评与诘难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内影响范围的扩大，理性选择理论遇到的批评也就越来越多。

某些批评与诘难可以说是不值一评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例如，有人批评理性选择理论没有提出新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

如前所述，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有的批评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关于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以及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以个人而不是团体为分析单位也是不合理的（Zey, 1998）。

这种批评并不能动摇理性选择理论的地位。

首先，在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仍然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每一个理论都只能局限在
某一部分人类行为，我们还不可能找到一种建立在“真实人性”知识之上的理论。

因此，如果认为推翻理性选择理论的人性假设就可以推翻理性选择理论的话，那么，所有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推翻。

其次，虽然早期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之上的，但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理论大多已经将“有限理性”纳入了分析框架，尤其是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理论（North，1990b；Patashnik, 2001）。

最后，关于个人或团体作为分析单位的争论，我们认为，无论是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或是以团体为分析单位都是有缺陷的。

因此，以团体为分析单位并不会给政治分析带来一种彻底的改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批评与诘难都是不可取的。

恰恰相反，有一些批评与诘难是非常深刻和有益的。

1994年，格林和沙皮罗(Green & Shapiro) 出版了“理性选择理论的病理”一书，对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他们集中攻击了公共选择中的三部奠基性著作：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唐斯的“一个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

显然，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三部理性选择理论的经典著作对于我们理解政治过程都没有贡献什么的话，整个理性选择理论的贡献都是值得怀疑的。

他们从这三本经典著作中总结出了四个理性选择理论关于政治行为的预测：1）在议会中循环投票会很普遍（阿罗）；2）理性的选民只有在投票收益大于投票成本时才会去投票（唐斯）；3）在两党制中，候选人会在问题的范围上竞争而在政策纲领上趋于一致（唐斯）；4）当团体供给公共产品而没有选择性激励时，理性的个人不会加入该团体（奥尔森）。

他们最后指出，公共选择理论没有为它的这些理论结论提供经验事实的支持。

正如公共选择学者缪勒（2001）指出的，格林和沙皮罗这种批评多少有些过分。

但是，缪勒自己也承认，格林和沙皮罗的批评基本是成立的。

实际上缪勒自己一直也是这样批评公共选择的。

在他看来，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在规范理论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在实证理论上却是失败的。

公共选择理论家着迷于理性选择模型的精致与严谨，从而牺牲了理论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行为的解释能力(1986, 1997, 2001)。

理性选择理论还遭到来自于“诠释政治学”的挑战，包括来自“文化政治学”和“过渡政治学”的挑战。

首先分析一下来自“文化政治学”的批评和挑战。

20世纪80和90年代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力度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具体地，这一时期发生在中东、北非、中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各种政治冲突都表明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身份和民族主义都是政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解释性变量。

这些“文化性”和“感情性”的变量大大地影响着政治领域中行动者的决策，使得他们的行动似乎超越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人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Weiner & Huntington, 1987) 主张拒绝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理性选择理论），而回归到一种强调行为的非工具形式的意义。

其次，一些研究变迁社会中的政治过程的学者指出，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成就是为研究稳定的社会（如美国）的政治提供了一套有用的分析框架和工具，该理论的重点是利益、计算和策略。

然而，当社会及其政治体系处于变迁过程中的时候，由于规则没有明确定义，规则的权威性也成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象征符号、感情和修辞等对于人们的影响就会远远大于利益、计算和策略。

另外，由于社会过渡和转型时期充满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常常会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利益所在。

不知道真实利益所在的政治行动者就无法进行理性选择理论假设的成本和收益计算(Przeworski, 1991; Lohmann, 1994)。

正如理性选择理论的几位代表性理论家指出的，上面讨论的“文化政治学”和“过渡政治学”的研究实际上都可以归纳进所谓的“诠释政治学”（参见Bates，Figueiredo & Weingast, 1998）。

“诠释政治学”主要研究政治性地建构起来的身份及其在政治中的影响，它关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