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借鉴

欧美国家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借鉴

一、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溯源

风险研究最早运用于项目工程管理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应用于管理学、金融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

(一)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1963年梅尔和赫奇斯的《企业的风险管理》、1964年威廉姆斯和汉斯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出版，标志着风险管理理论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风险管理理论经历了从传统风险管理理论到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再到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不同时期。传统风险管理理论主要对风险管理的对象进行界定和区分，将纯粹意义上的风险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将不利风险纳入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范畴。企业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减少不利风险的发生，降低不利风险对企业的可能损害。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采用保险的方式转移和减少风险所带来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市政管理中的风险问题进行研究。托德(Todd，1969)和沃恩(Vaughan，1971)通过对美国九个州市政管理现状的调查研究，提出市政官员应加强市政风险管理的主张。风险管理理论逐步与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与发展，风险管理研究对象逐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风险管理理论对纯粹风险的管控，金融风险管理兴起。金融风险管理不仅是为了克服纯粹风险，更不是仅仅利用保险的方式转移风险，而是注重保险的收益功能。金融风险管理标志着风险管理理论向纵深度发展。20世纪80年代，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推动了风险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迫使金融界进一步思考风险管理问题，全面风险管理时代来临。全面风险管理主张从系统的角度对所有风险集合整体上加以管理和控制。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已经成为企业决策和金融业决策的重要指导，作为一种系统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被广泛应用。

(二)风险社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人类社会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取得非凡成就，但也潜藏着各种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频繁发生，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峻;与此同时，化学污染、核威胁、各种电磁辐

射、转基因产品危害等现代性的负效应正威胁人类，使社会面临严重风险。出于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反思，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在其德文版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但是在当时风险社会理论并未引起过多关注，直至1992年其英文版著作《风险社会》出版，风险社会理念才备受瞩目。伴随着对风险社会形成原因的不断追问，贝克进一步指出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与以往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存在区别，如果将人类社会早期所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归结为自然规律所导致的，那么工业社会发生的危机则与人类社会的重大决策紧密相关。贝克认为:“工业化以前人类社会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与工业化以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大不一样。”［2］安东尼•吉登斯则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的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社会风险关系进行探讨，提出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认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如果是来自自然界的外在风险，那么是自然风险;如果是由人类社会内部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等“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那么是“人造风险”。人造风险与人类工业化发展、对社会现代性的追求相伴生。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对由现代性引发的社会风险类型进行了阐释，认为现代性蕴含着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破坏、极权主义、军事冲突、核危机等社会风险。从风险管理理论和风险社会研究可以看出，风险并不必然伴随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消失或减少;相反，可能由于人类的某种选择和决策的失误而被强化。因此，从全球的视野来分析社会风险，反思人类社会的管理与决策，加强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有助于探寻社会风险的化解方法。

二、欧美重大事件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

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社会发展能力被彰显出来。与此同时，社会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风险转化成危害，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为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积极强化风险社会管理手段与方法。其依靠重大事件的科学决策有效化解风险、促进社会稳定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一)美国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美国一直以来重视环境保护，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将环境管理问题上升到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同等重要的高度。美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

管理，对于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美国对于环境管理及风险防控的基本做法主要体现在:一是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将其确定为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重大事件。1977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Brown)在其研究报告《重新定义国家的安全》中，首次提出将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相连。布朗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关于环境安全的研究逐步增多。1987年里根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明确指出，自然资源的损耗与污染成为国家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与风险，环境安全、环境管理被列入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成为政府决策管理的重要范畴。二是进行深入系统的环境风险评价科学研究，为环境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路线。美国是较早开展环境风险评价研究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环境风险评价开始萌芽，但关于风险评价的内涵尚不清晰。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评价的框架基本形成。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环境风险评价包含危害鉴别、剂量—效应关系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四个阶段［3］。20世纪80年代后期，环境风险评价运用于决策的相关研究逐步增加，特别是比较风险评价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大大推动了美国环境决策发展。艾扎斯(Ijjasz)和特雷耶(Tlayie)认为，“在宏观上，比较风险评价是在掌握大量正确数据的基础上对决策中的风险进行排序比较，并以风险的大小作为决策方案的选择依据，从而形成一个包含有科学家、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开放、公平的相互交流的环境。”［4］三是建立生态风险评价的政策依据，为风险评价提供行动指南。“1998年美国国家环保局正式颁布了《生态风险评价指南》，提出生态评价三步法:问题形成、分析和风险表征，同时要求在正式的科学评价之前，首先制定一个总体规划，以明确评价目的。”［5］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风险评价方面的指导文件。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将比较风险评价应用于环境决策，确定了将当前环境决策未解决的问题具体化、在对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决策方案、决策者依据环境因素与潜在风险等因素对方案进行评估、方案选择决策确定、校验决策等基本环节。四是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与环境应急机制。对于环境存在的风险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美国建立比较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机制。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机制主要包括环境风险的宣传与教育机制、风险预测预警机制、风险管理机制，针对潜在的环境风险进行识别、宣传与防范，为降低风险和科学决策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