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作用研究

西部地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作用研究
作者：郭冠男宋爱娴
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21年第09期
按照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协调范围及《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等政策文件涉及范围，政策范畴的西部地区一般包括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和西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共十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加上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形成西部大开发“10+2+2”战略格局。

鉴于其区位的战略性、资源的富集性、发展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始终在我国大政方针和战略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9年末，我国正式啟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长期方针开始正式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2020年，正值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我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四五”时期，西部地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发挥重要战略作用、在新阶段如何更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既是需要从学术层面剖析的理论问题，也是亟待从实际层面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西部地区基本发展情况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全局中承担着四个重要角色：一是突破资源瓶颈的“战略根据地”;二是扩大内需的“战略抓手”;三是东西部经济互补的“战略支点”;四是我国向西向北的“战略通道”。

经过20年的发展，西部地区GDP实现了较快速的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更加优美。

虽然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对外贸易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指标的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二、西部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资源和优厚的政策，在过去20年中把握住巨大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首先，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西部地区提供资源—中部地区提供劳动力—沿海地区进行生产—产品对外出口”的区域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弊端就是西部地区的资金、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转移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受到抑制。

其次，在新古典思潮影响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等传统对外贸易策略束缚了西部地区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西部地区的口岸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面
临明显的“开放短板”。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配套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囿于保障制度、考核办法、施政目标、配给逻辑等方面的局限，对制度变革、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等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长远影响有限，对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植不足。

种种问题导致了西部地区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部分经济指标与东部地区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也导致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双循环新格局对西部地区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学术界关于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全球化和地区化如何平衡的一系列讨论中，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是大国国内市场的价值比小国的更加重要。

亚当·斯密、霍利斯·钱纳里、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均有相关论述，理论的声音表明，由于大国的国内市场和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因而大国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高贡献度。

纵观世界经济史，荷兰、美国等大国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积累发展经验的试验场，其发展实践启示我们，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经历了依赖国际市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如果要巩固发展成果、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必须经历国内市场宽广开发和内需经济持续升级的阶段。

因此，重视国内大循环有着来自理论和历史的证据。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替代前一阶段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新历史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道路”，在打破要素流通障碍、扩大消费市场和实现消费升级、营造良好的营商氛围、保证产业链稳定、建立多层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新方向。

“双循环”新格局中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随即正式启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对西部地区的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也标志着西部地区与全国一道，同步进入全面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时期。

四、“十四五”时期西部地区参与双循环的路径分析
西部地区自身具有参与“双循环”的巨大潜力，为支撑新的发展定位、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应以构建高质量开放格局为核心，以实现内部协同和区域协同为方向，以高端价值链战略和优质供应商战略为重点，以加快要素资源高质量发展、加速消费市场高质量开拓和加强营商环境高质量培育为抓手，开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局面，使西部地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战略作用（见图1）。

（一）一个核心：构建高质量开放格局
西部地区应抓住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持续萎缩、我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的有利局面，依托包括“一带一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平台开展高质量合作与对话，积极推进与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相关地区的对外贸易，在重点领域如能源开发、农产品加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战略合作，通过构建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打造服务业开放聚集地完善高质量开放格局。

构建高质量开放格局的重要基础是建设多层次高质量开放大通道。

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是大通道建设的核心要义，“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

西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未来要更注重基础设施的跨国联通，构筑多层次高质量开放大通道，特别是要着重弥补多数西部地区非临海的劣势，完善陆路、内河运输与海运的衔接，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快铁路、公路与港口、园区连接线建设，探索陆海联运、空铁联运、中欧班列、长江水道等有机结合的联运服务，打通国内国际物流大通道。

构建高质量开放格局的重要抓手是打造服务业开放聚集地。

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对区域供应链的要求不那么苛刻，而更依赖于下游市场需求，无论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更倾向于“邻近市场”并发生空间集聚。

随着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推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市场主体规模扩大，服务业及其开放发展将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

因此，在开放领域向服务贸易及服务业投资拓展的进程中，西部地区供应链布局分散化、要素优势特定化的劣势能够得以规避，转而与东部地区同台竞技借助开放推动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和数字应用创新。

在推动高质量开放格局形成的过程中，西部地区应注重多元策略耦合，坚持开放创新策略、消费升级策略、产业结构升级策略，以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增能”，以布局大科学装置、重点实验室和科创基地“扩能”，以提升对外贸易投资的技术隐含流“蓄能”，打造西部地区在“双循环”格局中更好发挥战略作用的重要支点。

（二）双向融入：强化地区内与区域间协同
一是强化西部地区内部联动。

“欲外开，先内联”，西部地区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必须避免区域内部无序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促进多层次开放平台基于各自优势实现有效联动。

因此，应加强西北与西南地区合作互动，促进成渝、关中平原城市群协同发展，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同时，打造具备强大开放枢纽和辐射带动功能的渝—成—西“金三角”;推动北部湾、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宁夏沿黄、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互动发展;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疏通节点城市间货物流、资金流、人才流、数字流的流通共享渠道，针对空间范围广、经济落差大的城市带探索新型联动模式。

二是强化区域之间多元协同。

加大西部开放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重点区域发展战略融合推进。

支持东中部投资主体跨区域共建产业园区，探索吸收进口和投资技术溢出的“飞地经济”模式;基于水系的天然联动优势，推动青海、甘肃等地在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过程中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鼓励广西利用珠江—西江水系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西北省份借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契机加强与京津冀及江苏、山东、河南等东中部省份互惠合作。

（三）两大战略：打造高端价值链与优质供应商
一是实施高端价值链战略。

西部地区只有提升本地对资源和能源进行深加工的能力，并且向高端价值链挺进，使高科技的高附加值留在当地，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并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良性运行。

因而，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强化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的竞争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部分过剩产能;同时，构建由地方性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产业链。

向高端价值链挺进的“当头炮”可以选择支持先行地区建设技术融合创新试验区和核心技术国际创新中心，重点支持西部地区核心城市诸如成都、重庆，以及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中心城市建设国际领先的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孵化中心，使西部地區核心城市成为西部高端价值链的发动机、高质量大开发的增长极，更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和增长极。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区域基尼系数高的特征，决定了其先行开放地区发挥辐射带动效应时难免发生一定的效率损耗，但这在特定条件下反而可以成为政策试验的良机。

例如，早在2007年重庆和成都就曾获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西部大开发积攒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协调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与推动开放创新关系、维护产业链安全、实现内外相济的高水平供需平衡，并实现多维目标的有机统一，西部先行地区将在综合改革与融合创新试验上表现出天然优势。

二是实施优质供应商战略。

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应大力实施“优质供应商”战略，承担起“好的贸易”领头羊角色，重点是打造数个进口吸收转化聚集区。

优质进口品通过进入国内循环体系参与分工生产，能够带来产品种类效应、竞争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

在东部产业和技术跟随逐渐触碰到“天花板”的背景下，西部产业在价值链上的相对滞后特征可转化为后发优势，接替东中部地区完成进口品技术属性吸收转化的循环链条，产出下游优质中间品，进而高质量高水平进入国内大循环。

例如，近些年西部加工贸易的增幅及其占全部贸易方式份额表现较好，促使本地装备制造等行业迅速发展。

（四）三项抓手：要素资源、消费市场和营商环境
一是加快要素资源的高质量开发。

长期以来，尽管我国西部地区相对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但其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土地广袤，矿产、生物、水力、太阳能、风力、地热等资源蕴藏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基础，通过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等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供给重要来源。

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产出效益，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源要素与东中部地区资本要素的流动和交换，提高西部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和效益，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资源“红细胞”高质量“循环”“流通”起来。

二是加速消费市场的高质量开拓。

以激活区域消费为基础，以扩大外来消费为重点，以培育具有聚集辐射能力的消费中心城市为核心，抓住最具潜力的消费领域，培育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新模式，着力打造一批消费增长极，助推西部地区建立起“辐射周边、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梯度消费格局。

引导消费者加强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信息消费、时尚消费等新型消费观念，促进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健康和安全等领域消费升级，激发消费者购买活力。

以
AI、5G、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驱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把握未来新的消费场景，以更高的效率、更新的体验、更好的品质和更优的服务刺激消费需求增长点。

三是加强营商环境的高质量培育。

不少实证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无论在一般生产要素，还是在研发投入上，都存在比东中部地区更严重的配置扭曲，市场化程度不足、市场及市场主体培育不够是其重要原因。

西部地区要借助新业态和商业模式应用，带动资源整合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外源技术吸收能力大幅提升，则必须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加速弥补市场发育程度上的短板，贯彻新理念，探索新模式，让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不再是“门槛”，而是“招牌”。

（郭冠男，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研究员。

宋爱娴，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