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词为史”──对黄升《中兴词选》的再认识

第37卷第2期中国韵文学刊Vol.37.No.2 2023年6月Journal of Chinese Verse Studies Jun.2023
“以词为史”
──对黄升《中兴词选》的再认识
章　琛∗
(香港浸会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香港)
摘　要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是现存的三部为南宋人所选辑并以南宋词为主的词总集之一,与《阳春白雪》和《绝妙好词》各自反映了宋季至元初词体观念的一个层面。

在淳祐年间词体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环境下,黄升的选择强调了词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内涵,反映出他对当时以名公为本位之价值体系的认同,包括卫道风气对词之创作和接受之影响。

关键词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南宋词;以词为史;孙惟信;赵以夫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23)02-0056-08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以下简称《中兴词选》)和《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以下简称《唐宋词选》)同为黄升编选,至晚在元代便有合刊本①[1](卷十一,P25a-b),以故后人言及均合称《花庵(绝妙)词选》,将二者视为同一种选本的两个部分来讨论。

然而二者虽然编排体例相同,从中也体现出类似的批评观念,但其初始既各自成书,其间编选动机和宗旨之不尽相同处也不应忽略。

②有些特征在唐北宋部分表现得十分突出,但是在南渡以后部分就相对地淡化,反之亦然。

例如,词的本事和评点是《唐宋词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传达编者对具体词作命意造语的鉴赏,但在《中兴词选》中其数量大为减少,作用也相应减弱,但因人选词、以词存史的宗旨表现得更加明显。

故以下关于花庵选集的论述主要是指《中兴词选》,而用《唐宋词选》作为参照和比较。

凡研究一文章选本,有编者之序跋者先观其序跋,再看其选择去取是否有一定的准则、是否体现编选者的主观偏好,然后衡量其选本是否符合编者自己提出的宗旨、是否达成其预期的效果。

的确,黄升的自序明确表示了《中兴词选》的存词和应歌两种意图:长短句始于唐,盛于宋。

唐词具载《花间集》,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

而《复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吁亦备矣。

况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

暇日裒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

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

然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
黄升欲以是编继《花间》《复雅》《乐府雅词》之后,成为以中兴词人为主体的又一部“名公长短句”。

其跋语云:“亦姑据家藏文集之所有、朋友闻见之所传,词之妙者,故不止此,嗣有所得,当续刊之。

若其序次,亦随得本之先后,非固为之高下也。

”[2](P852)叙
65∗
①
②
[收稿日期]2022-03-27
[作者简介]章琛(1979—　),女,浙江杭州人,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歌。

据彭元瑞等编《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一著录“绝妙词选”条。

近来介绍《花庵词选》多云是南宋部分先成书,此说不知何据。

或云因为黄升在《中兴词选》的自序中没有提到唐北宋集。

案集中黄铢简介云:“名铢,号榖城翁,与朱文公为友,喜作古诗,乐章甚少,其母孙夫人能文,有词,见前唐宋集。

”而唐宋部分“孙夫人”名下简介云:“名道绚,号冲虚居士,黄榖城之母。

”可见编中兴集时已有唐宋集。

分别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与《中兴词选》,唐圭璋等辑《唐宋人选唐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749页。

述此书的编辑过程和作者的铨次,与曾慥绍兴丙寅(1146)的《乐府雅词引》如出一辙。

[3](P1)至如“胜丽如游金张之堂”至“豪俊如五陵”云云,是照搬张耒《东山词序》中语,泛指各类风格的作品均可以作应歌佐酒助兴之用。

《花庵词选》存史说是毛晋根据其书的体例率先提出:“每一家缀数语纪其始末,铨次微寓轩轾,盖可作词史云。

”毛晋认为《花庵词选》的排序不像黄升自己说的这么随机,而是“微寓轩轾”,故可作词史。

这里的“词史”是指“词之文类史”还是“以词为史”之“史”,意思并不明确。

从毛晋身处时代的语境来看,还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而今人凡论及《花庵词选》存史都指“词之文类史”而言。

如萧鹏论述道:“它是整个历史进程的实录,是每一词坛的各种层次、各种群体和各个作家的完整面貌之大汇展。

因此黄升基本上是抱持一种冷峻客观、不带任何艺术偏见的态度来别裁去取。

”[4](P155)他的观点代表了目前普遍的认识,即将《花庵词选》定位为一部客观、纪实、完备的学术性总集,如实地反映了南宋词史的进程。

但如此推许,未免过当,在结合黄升自述之宗旨、检验其选本之选择去取这一环节出现了两个误区:一是将所收作者人数之众等同于完备,二是将作品风格类型之多元等同于客观。

在对作者和作品的选择中,黄升并非没有偏重。

认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贬低其选本的价值;恰恰相反,正是这种非完备、非客观甚至有时在初看之下违背常理的选择体现了黄升的价值取向和批评观念,也正是其选本之意义所在。

二　身份尧类型和风格
黄升的名人情结在《唐宋词选》和《中兴词选》集中均有体现,但也不是任何名人均予选录,其自序云“暇日裒集,得数百家”,而最后入选的只有八十八家。

与《唐宋词选》集相比,《中兴词选》集减少了对具体词作的评点,但词人小传的内容明显增加,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巨公胜士”的共同点均是名臣、儒林或清流。

如当时儒林中称先生者,有吕本中、刘子翚、杨万里、赵蕃、魏了翁、刘镇等人。

其余黄铢与朱熹为友;蔡幼学尝从陈傅良学,宁宗时提举福建常平,被劾与朱熹交往过密,罢奉祠八年;李石于干道中太学博士,因直言径行,不附权贵,出主石室,从学者如云,刻石题诸生名者几千人;刘光祖于淳熙五年召对论恢复事,除太学正,光宗时为侍御史,极论道学所系,卒谥文节;刘子寰早登朱文公之门从之学。

名臣清流如叶梦得、赵鼎、范成大、韩元吉、辛弃疾、京镗、赵彦端、吴潜等均为相、帅;李昴英、王埜、曹豳、王迈等以忠直敢言见称;张元干、王庭珪、李弥逊、姚宽、潘牥等均忤当路而遭抑,以气节闻于时。

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相当一部分作者属于偶然为之,如郑域、姚宽、黄铢、蔡幼学、崔与之、李石、王埜、曹豳等等。

而当时有不少词名并词集行世的作者,如扬无咎、程垓、孙惟信、赵师侠等,反而未予选录。

舍此取彼,显然文学意义非黄升唯一的考量。

如果只是所选词人的群体特征,尚可以看作北宋名公词之延续,毕竟所谓“名公”一般都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有地位的人物。

于是涉及第二个方面,即所选词作的类型。

集中祝寿、赠送(包括送别、寄题、贺赴调、奏凯等等)、应制、同赋/次韵等类的比例远高出其他的宋代词总集。

如魏了翁词,黄升注云“皆寿词之得体者”,显然选录其词是为了备此一体。

又如辛弃疾和刘仙伦,前者是中兴前期的词坛盟主,后者是江湖诗客中的佼佼者,黄升选辛词
42首、刘17首,不可谓不多。

然而细看之下,辛词中包括了7首祝寿[不计《清平乐·为儿铁柱作》(灵皇醮罢)为其子生日作]、7首赠送[不计《酹江月·登赏心亭》(我来吊古)①和《瑞鹤仙·题南剑双溪楼》(片帆何太急)2首]。

至于刘仙伦,社交词的比例就更大,包括了寿词1首,赠送3首,席上同赋或和韵3首。

反观《阳春白雪》选辛词13首(包括外集二首)、刘3首,虽然在数量上远逊,但从作者风貌之代表性上来说,比之《中兴词选》也不遑多让。

多选祝寿、贺词、赠送、赓和等类未必是不看重艺术水平的表现,但肯定是对词社会意义的强调。

《中兴词选》之体例特征之一是十之八九的作品都冠有词题。

一部分词题看来有些多余,如“春景”“闺怨”等,显是编者所加,其作用相当于标示类型;而社交词的题、序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作者宦游之足迹及其交游关系网的讯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仕宦经历的起伏、团体内外的关系以及时事政局的折射。

换言之,黄升《中兴词选》的体例已令词前所未有地接近了诗的功能。

宇文所安先生写北宋词史时论述道,词所界定的话语空间是相对独立于男性的公众世界之外的。

虽然词是士人饮宴文化的产物,它的创作和消费多在士人的仕宦生涯中进行,但是有关家国责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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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酹江月·登赏心亭》一题“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见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道德等公众价值的元素不会直接表现在作品当中。

这个空间相对的隔离性能(segregation)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5](P4)而与此同时,关于社会公众领域之表现又随着词体之“雅化”而不断对之进行渗透。

比之散阕、小集和别集,这些元素进入词总集的时间更滞后一步。

从十一世纪中后期开始,虽然祝寿、赠送等类词的比例已明显提升,但词总集(包括花庵《唐宋词选》在内)仍是以春愁秋思、风花雪月为主,比花庵稍后的《阳春白雪》也不例外。

只有《中兴词选》所收社交词之密集度为宋代词总集之冠,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词的话语空间与士人之公众领域,尤其是他们仕宦生活之间的界限,而这正是
《中兴词选》之独特性所在。

黄升对作品类型的选择关系到第三个方面,即所选词作之代表性。

以陈亮词为例,集中所录7首都是纤丽哀怨之作,毛晋因在《龙川词补遗跋》提出以下疑问:
余正喜同甫不作妖语媚语。

偶阅《中兴词选》,得《水龙吟》以后七阕,亦未能超然,但无一调合本集者,或云赝作。

盖花庵与同甫俱南渡后人,何至误谬若此。

或花庵专选绮艳一种,而同甫子沆所编本集特表阿翁磊落骨干,故若出二手。

况本集云《词选》,则知同甫之词不止于三十阕。

即补此花庵所选,亦安得云全豹耶?姑梓之,以俟博雅君子。

[6](补遗P1a)
毛晋首先判断《花庵》所选不太可能是赝作,进而提出自己的解释:即《龙川集》的编辑者陈沆想要表现其父“磊落骨干”的形象,所以他选录的作品风格与黄升截然相反,而且无一首重合。

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从《花庵续集》的整体来看,黄升并不特别偏好绮艳一路,他选张元干、辛弃疾、刘克庄等人词时未尝避其雄杰慷慨之作,为何到了陈亮就“选绮艳一种”?
再如吴文英,集中共录其词九首,也是以社交词为主。

其中《声声慢·闰重九饮郭园》(檀栾金碧)和《唐多令·惜别》(何处合成愁)二首,《阳春白雪》和《绝妙好词》亦均予收录,大约是时人公认之佳篇。

《声声慢》起首“檀銮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洲”即炫人眼目,而通首用拟人手法写景,用亦园景、亦美人之形容传达惜别盼归之情,曲折精巧,又紧扣重九饯别之题目,确是梦窗绝技。

然而其余作品从写法风格上来说,均节奏疏快,构思平稳,结构单一,虽亦间出一二佳句,但总体显得平淡,在《中兴词选》中泯然众人。

其作者小传引尹焕《梦窗词叙》云:“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2](P835-836)关于梦窗词的造诣可堪方驾清真这一点,从黄升所选的九首词中是看不出来的。

当然,对吴文英这种其力能转风会的作者,时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对其艺术成就的把握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最后的选择其实更多地反映了选家自身的眼界。

整体看来,现存的三种以南宋词为主的总集都没有选雕缋太甚或用意晦涩的作品,但在《阳春白雪》和《绝妙好词》中可以见到如《八声甘州·秋登灵岩》(渺空烟四远)和《高阳台·落梅》(宫粉雕痕)等曲,具有梦窗词情思幽邃、用事委曲、思维跳跃、篇法顿挫等特色。

周密所选以令曲为多,《阳春白雪》则更重视其慢词,占所录13首的四分之三,尤见吴文英写大景大篇之笔力。

比较之下,南宋三位选家各自对梦窗词特征之把握便十分明显。

黄升所取较展现其醇厚和雅,凸显了梦窗与同时代人的共通之处,淡化了他的奇、幻、深、曲。

或许这正反映了黄升对“前有清真,后有梦窗”这句话的理解,而和雅之特征又代表了黄升选词的整体倾向。

三　孙惟信与“雅正”的尺度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云:“草堂不选竹斋、金谷词,花庵不选姑溪、友古词,古来名作散佚,或其佳处而不传,或传者而未必佳,正贺黄公所谓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也。

”[8](P8a)总集中缺席的名家向来引人注意,然而单单据此也不足以说明编者的某种“批评观念”,因为选录当然表示肯定,而未选则不一定表示否决,也可能是缘于一些客观因素。

如黄升未选《方壶诗余》,或许是因为汪莘词流传不广;未选谭宣子、胡翼龙等人词,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成名较晚,未及见到;集中不见程垓《书舟词》、王炎《双溪诗余》和赵师侠的《坦庵词》,①虽然有些费解,倒也无从论证什么“应该选”的理由。

因此,在排除了种种客观因素之后,再衡之以黄升自己的选择标准,尚余两家“应选”但是未选或低选的词人值得深究:孙惟信和赵以夫。

孙惟信(1179—1243)字季蕃,号花翁,早年弃官,终身以布衣游于江浙公卿间。

刘克庄形容其为人云:
85①《书舟词》有绍熙甲寅端午前一日,王称季平序;《双溪诗余》有王炎五十岁时自序;《坦庵词》门人尹觉叙。

见金启华、张惠民编《唐宋
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170、198页。

书无乞米之帖,文无逐贫之赋,终其身如此。

名重江浙公卿间,闻花翁至,争倒屣。

所谈非山水风月,一不挂口。

长身绎袍,意度疏旷,见者疑为侠客异人。

其倚声度曲,公瑾之妙;散发横笛,野王之逸;奋袖起舞,越石之壮也。

[9](卷一百五十,P13a-14b)(《孙花翁墓志铭》)孙惟信通晓音律、倚声度曲之能可在同时及身后的
接受情形中得到印证。

其词《阳春白雪》录7首、《绝
妙好词》5首。

周密在《浩然斋雅谈》中另外引录了
两首花翁词,谓是时人传录,注明“集中所
无”。

①[10](卷下,P1b、P11a-b)沈义父《乐府指迷》开首评点了清真之下六位词家之得失,在康与之、柳永、姜夔、
吴文英、施岳之后,孙惟信居其末。

[11](P5b)可见直至宋末元初,花翁词都以别集或小集的形式流传,并被格律一派词人视为可供借鉴的名家之一。

而与之同时、相交甚厚的刘克庄对其词评价更高:“孙花翁死,世无填词手。

”[7](P251)又诗云:“每岁莺花要主盟,一生风月最关情。

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都知柳七名。

”(《哭孙季蕃二首》之二)[12](第58册,P36320)竟然目之为一代宗工。

作为填词能手,名重公卿,其成名在《中兴词选》成书之前并有词集行世———孙惟信符合所有“应选”的客观条件,而黄升不录其词,那么缘于价值观念之取舍就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测。

孙惟信生前与刘克庄为知交,死后刘为之撰写
墓志铭,我们所知的关于孙惟信之人德、才具、诗词
等信息几乎全部来自刘克庄的记述。

刘在多首诗词
序跋中提到花翁词,都无一例外地将之比作柳七。

②或以为黄升不取花翁词如柳词一般艳俗,但问题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从孙惟信存世的词作来看,确“非山水风月,一不挂口”,而且其“风月”又非“清风明月”,而是“柳风眉月”之“风月”。

他因《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留存下来的8首作品,其内容无一例外是描写男女欢会和别后相思,见表1:
表1　《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中收录的孙惟信词作
大约因如《昼锦堂》中“争信有人,真个病也天
天”、《长相思慢》中“分付许多风致,送人行下楼儿”
等句,沈义父指摘说:“雅正中忽有一两句市井句可
惜。

”[11](P5b)他词中的风月多是正写、实写,远不及淫,但也不会曲笔用隐喻或联想来替代,更加不会避
讳情思的直白表露,从这几点上说,孙惟信之于其同
代词人中就显得比较独特,反而更加接近于柳永。

但无论是正面写丽情还是运用市井句,都尚在南宋
读者的接受尺度之内,连挑剔如沈义父之流都肯定
其词之“雅正”。

事实上,黄升对丽情和俗语的接受
度还较《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为宽。

他既然能认
可易祓游青楼之作,能欣赏严仁“极能道闺闱之趣”
而选录30首《清江欸乃词》,能评断吴礼之“我直
须、跳出樊笼,做个俏底”的“词鄙意高”[2](P741),也能选诸如刘过别妾词“回过头来三十里”“烦恼自家
烦恼你”一等词意俱鄙之作[2](P762),相比之下,孙惟信的“真个病也天天”等词简直可以称得上矜持。

孙惟信对雅俗的安排极为讲究,他融化诗句、炼字造语的功夫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位名家,而偶尔出现的一二市井句往往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阳春白雪》集录其《风流子》(三叠古阳关),这是一首考验俳偶功夫的词调,而孙惟信之作即使排在以对属之工著称的名篇———吴激《风流子》(书剑忆游梁)之前,也毫不逊色。

由此而观,黄升不选花翁词的原因应该不在于其艺术风格或内容本身。

除了风格内容之相似,刘克庄以孙惟信比柳永
还有针对专事填词这种行为本身、进而上升到人格
层面的意味。

他在《孙花翁墓志铭》中回忆道:
季蕃长于诗,水心叶公所谓“千家锦机一手织,万古战场两锋直”者也。

中遭诗禁,专以乐府行。

余每规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谬用其心,孙莘老讥少游放泼,得无似之乎?”季蕃笑曰:“彼践实境,吾特寓言耳。

”然则以诗没节,非知季蕃者,以词没诗,其知季蕃也愈浅矣。

[9](卷一百五十,P13a-14b)
刘克庄大约对这番交谈中关于柳永、秦观之评
介印象颇深,后来他在《夜检故书得孙季蕃词有怀
其人》(二首之二)、《自题长短句后》、《黄孝迈长短
句跋》、《再题黄孝迈长短句》、《汤野孙长短句跋》、《翁应星乐府序》等诗文中又一再提起,内容都大同小异。

刘克庄自己写词,纪甲子、论书史、行散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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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二词分别为《水龙吟》(小童教写桃符)、《望远行》(又还到元宵台榭)。

如《夜检故书得孙季蕃词有怀其人二首》,见《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册,第36443页;《自题长短句后》,《唐宋词
集序跋汇编》,第249页。

法,兼有杜陵之忧愤、昌黎之磊砢、稼轩之排奡,其歌咏升平、形容相思、作“雪儿啭春莺辈可歌”①之柔媚腔调者百无一二,倒是颇具气概,而一旦论词,却总爱在柳、秦、小晏等婉丽一路的接受问题上反复纠缠,大约是由于他所看到的当时词坛氛围之变化与他认知中词体言情之“本色”这两者之间出现了拉扯。

他的论述凸显了两个问题:一是道学风气对词坛之影响,二是词与时局政事之关系。

这两个问题恰好汇集在“专以乐府行”的孙惟信身上,而黄升不选花翁词或许正反映了他的立场。

随着词体“雅文学”地位的逐步确立,这一层新的文类身份不仅意味着词体地位的提升,还伴随着对作者的诸般要求和限制。

当词作为娱戏文字而隔离在公众价值和义理观念之外时,它同时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超然和独立;而当词逐渐被纳入诗的传统,当诗学中的理论范畴被用于建构词的批评语境,当词的意义被提升到诗歌言情体物的高度,那么词的创作也必将和诗一样须适应社会主流文化对雅文学的要求。

这在南宋中后期便意味着受到与日俱盛的道学风气之挤压。

可以说,到了南宋中后期,词之“雅化”与“合理化”这两条进路已然并轨。

对此,名公胜士们大可以延续北宋诸公的做法,一边写词一边自扫其迹,同时提醒读者读其词只是“听其余韵”。

也就是说,“正确”的读法是在对作者的人格有了整体了解之后,再因词而感受其柔婉旖旎的情感世界。

如胡寅(1098—1156)序《酒边词》时写道: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

……公宏才伟绩,精忠大节,在人耳目,固史载之矣。

后之人昧其平生,而听其余韵,亦犹读梅花赋而未知宋广平与欠
而对除了作诗以外于三立难有建树的江湖名士来说,在古诗感物言情的传统中从事词之创作也同样不失为雅正。

这类言论从黄裳的演山居士乐府序肇其始,南宋人亦多有承袭,如詹效之淳熙丁未的《燕喜词跋》:
宋广平铁石心肠,犹为梅花作赋,议者疑之。

殊不知感物兴怀,归于雅正,乃圣门之所取,而亦何疑于广平乎?[7](P151)
同是举宋璟《梅花赋》为例,但“余韵”说为词体另界一境,而“雅正”说强调与古诗传统之合流,虽然同为“尚雅尊体”,但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方向。

上述两种论述手法在南宋的题词序跋中都不鲜见,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北宋中后期的词论一脉相承,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实际上,由于其运用系应对不同历史语境的需要,其实质的意义早已不同。

对词内容之净化、意义之提升以及对主流传统之认同———这种种原本是附加于娱戏文字之上的价值,已然经由了内化的过程,在当时卫道风气骎盛的接受环境中,转为合理化词体创作的必要条件。

换言之,如果说在熙丰政和年间词体雅化的大趋势下,俳谐、侧艳仍然能与雅词齐头并进,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那么到了南宋中后期,词之“雅化”已转而对创作形成了一种限定和压制。

不雅不正、不能融入主流文化价值的词往往不能被认可,而这正是刘克庄所描述的当时对孙惟信、黄孝迈、汤野孙等人词的接受情况。

他的记述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这固然说明卫道观念对词人的拘限;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南宋之柳永”如孙惟信、黄孝迈、汤野孙等逆流而行者实不乏其人,南宋中后期词坛的发展情况也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多元,只不过他们的作品因为“世之不好”而未能持续广泛地传播而已。

由此反观上引《孙花翁墓志铭》中的一段话,说孙惟信专事填词并非他不能作诗,而单看其诗又不足以知其立身之大节———这显然是刘克庄在亡友身后,应合当时的主流价值体系而为他作的一次“正名”。

孙自己也曾辩解说,“彼践实境,吾特寓言耳”,似乎他词中的风月另寓深意。

然而从孙惟信见存的作品中看不出什么正面、具体的寄托,反而他放浪江湖、吟风弄月的行为倒是能被理解成对时局灰心之下的消极对抗。

吟风弄月有时是傲视公卿的一种表现,不务举业也可以理解为对体制的轻蔑。

这一点已经由宋仁宗和柳永之间“白衣卿相”“且去填词”的公案而为南宋人所熟知。

其事于柳永也许是流传于诗话笔记间难辨真假的逸闻,却在孙惟信身上成了现实。

孙中年弃诗填词固然有江湖诗禁的环境因素,但他不屑跻身官僚体制之内的态度却在早年弃官时就明确了。

刘克庄回忆起故友时总是脱不开柳永这个先例,不仅仅是因为作品内容和技法的相似,还有二人专事填词这种行为本身所隐含的叛逆。

故孙惟信一方面专写风月,一方面又不具备将填词之行为、内容和意义合理化的必要条件,甚至反其道而行。

在他生前刘克庄就对此表示过忧虑,而到了更年轻一辈的黄孝迈、汤野孙身上,这么做显然
06①
《翁应星乐府序》中语,见《唐宋词集序跋汇编》,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