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会内地九省及西部边疆开教考略

·基督教研究·
中国内地会内地九省及西部边疆开教考略*
张丽萍
提 要: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西方传教士获得许可进入中国内地、西藏传教,以向中华全境传遍“上帝的福音”为宗旨的基督(新)教差会中国内地会,率先进入清代十八省中尚“未有福音传入”的内地(西部)九省。

西部九省开教,成为近代基督教中国内地及西部边疆传播的时间窗,有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条款为时代背景,也是内地会的传教宗旨、戴德生的传教策略的结果。

西部九省开教,为内地会日后发展成为近代最大在华基督教差会叩开了成功之门,结束了基督教自入华以来仅局限于沿海地区的布道格局,随之而来的教会势力大量涌入内地,引发了民教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

张丽萍,四川大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题词:基督教 中国内地会 内地九省 西部边疆 开教
近代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主要路经,经
历了由东部沿海省份,向内陆及边远西部地区逐
步推进的演变过程,发起这一转变的是在华活动
的最大基督教宣教会(差会)中国内地会(又称
中华内地会,简称内地会),具体历史事件则是
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内地会内陆九省(又称内地九省、西部九省)开教。

基督教自1807年传入中国,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纷纷来华,但截至1875年,形成基督教差会以清代内地十八省(直隶、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河南、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中的沿海地区为惟一选择的布道格局,广大内陆地区,以及遥远的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没有任何新教传教士。

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传教士获得许可进入内地、西藏传教,以将基督教传遍中国全境为目标的中国内地会,派遣20位传教士率先深入当时尚未有基督教传入的西部九省、边疆地区,在此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内地会传教士行程3万英里(约9万6千里),通过旅行布道九省,横穿中国旅行,建立了第一批布道所。

自此,内地会传入整个清代十八省及西部边疆,近代基督教传教史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内地宣教时期”。

这一组历史事件,不仅是内地会一会之历史,也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史的重要事件。

对于这一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尚为薄弱,本文收集基督教差会英文档案、中文地方官府档案等资料撰写而成,以期复原内地会西部九省开教的历史面貌,并探讨其原因及影响。

传入过程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前)后,20位内地会传教士,以两人一组结伴,率先进入“未得”之地西部九省拓荒布道,开教九个内陆省份:河南(1875)、湖南(1875)、山西(1876)、陕西(1876)、甘肃(1876)、四川(1877)、贵州(1877)、云南(1877)、广西(1877),基督新教遍及于中国“内地十八省”。

(一)旅行布道“内地九省”
1.“九省第一”:戴亨利进入河南
戴亨利(H e n r y T a y l o r)1873年加入内地会来华,初在南京,两年后至湖北武昌,作北上河南的准备。

在江苏、浙江一带巡回布道,可以借助运河和长江,而从湖北到河南,却只有艰辛的陆路。

1875年4月3日,戴亨利与中国同工张传道开始第一次河南之行,沿途售卖福音书,
聚众宣讲福音,抵达河南南部汝宁府,到达上蔡时,已无书可售,旅费告罄,于6月中返程。

1875年内地会会刊《中华万民》(
,又译《中国亿兆》《亿万华民》)10月号刊登了戴亨利河南旅行布道的日记:
4月22日:经过(遂平)县衙大门时,我们发现墙上贴了一张新告示。

因此,我们
站在告示旁,高举一本新约圣经,提高喉咙
说:“大君王已经下了一道极要紧的圣旨,
大家快来听宣。

”这样一来,不仅把周遭的
行人都吸引过来,而且也使他们对我们所宣
称的“另一位叫耶稣的王”的公义产生了好
奇……①
有一次,全城的男女老少跑到客栈里来看“夷人”,却对站在他们中间的戴亨利视而不见,过了好久才发现这个作中国装束的人,就是他们所要“参观”的对象。

同年12月,又作第二次河南之行时,到达省城开封府后,继续走访河南府(今洛阳)和龙门。

但是民众抵触情绪严重,又受到官府监视,在该省设传教站的希望没能实现。

②1876、1877年,戴亨利和花国香(G e o r g e C l a r k e)第三次、四次访问河南,仍旧无法设立传教据点③。

直到1883年,内地会在河南建立传教站。

2.范明德、苏立道自缅入滇
内地会一直寻求由缅甸进入中国西南的捷径,到了1875年,伊洛瓦底江沿江通商,可溯流北上至离云南边境不到100英里的八莫,由缅入滇的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1875年范明德(J. W.S t e v e n s o n,又译范约翰)、苏立道(H e n r y S o l t a u,又译索乐道)从英国启程,于5月14日到达英属缅甸仰光。

由于马嘉理事件,英领事暂未批准北上的申请。

9月9日,范明德、苏立道带着“使云南西部的汉人成为基督徒”的渴望,向缅甸首都曼德勒出发,同行者还有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斯(R o s e)。

三人会见了缅甸国王,虽然国王希望他们能留驻曼德勒,但还是签发御函,令八莫地方官拨给西教士土地,协助购买物品及雇用工人。

10月3日,三人抵达八莫,并于此设立传教总站,该总堂成为以后内地会向西南边疆民族布道的一个重要基地。

次年,范明德和苏立道行至中缅边界,但英国政府禁止过境进入云南。

④
3.祝名扬布道湖南
近代以来,湖南即以“仇夷拒洋”著称,被传教士视为中国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

为向湖南开辟传教点,祝名扬(C h a r l e s H e n r y J u d d,又译祝家宁)协同两名中国同工(饶传道、张传道),于1875年6月10日从汉口出发,过洞庭湖,抵达湖南岳州(今岳阳),租屋布道,不数日即因士民反对,官府拒绝保护其安全,被迫退出。

⑤
祝名扬和内弟巴子成(J a m e s F.B r o u m t o n,又译包兰顿)于1876年、1877年又两度入湘,经过岳州、常德、桃源、辰州、辰谿、泸溪、马嘴岩、浦市、麻阳等地旅行布道,但无法在湖南立足。

遂出湖南,转入贵州,在贵阳开辟传教所。

⑥
此后,又有都亚当(A d a mC.D o r w a r d)到湖南传教,1880—1882年曾作4000华里的旅行布道,沿途贩卖宗教书籍,到过常德、辰州、武岗、衡州、长沙等地,在洪江居住达8个月。

⑦1891—1896年间,长江一带排外浪潮风起云涌,内地会湖南传教工作完全停顿。

4.金辅仁陕西开教
1875年10月,鲍康宁(F r e d e r i c kB a l l e r)和其妻包美丽(M a r y B o w y e r),与刚刚来华的金辅仁(G e o r g eK i n g,又译金义来)汇合,前往安徽首府安庆传教,该地6年前曾发生过“安庆教案”。

一年后,受命前往西北陕西开辟教会。

1876年8月,鲍康宁、金辅仁从汉口雇船,溯汉水上行,经樊城,抵达陕西兴安府(今安康),是年被基督教会视为陕西开教之始,鲍、金二人成为最早来到陕西的基督新教传教士。

在途经湖北时,云阳府官派士兵来保护,并向民众解释:洋人不会剪掉人的辫子,只是售卖洋书。

⑧因旅资告罄,只在陕西逗留2个月。

⑨1876年10月,金辅仁与巴德(C.H.
B u d d)第二次访问陕西[同行者还有义士敦(G.F.E a s t o n)、潘根(G e o r g eP a r k),他们将向甘肃长途旅行],12月抵达西安府,后遍游陕西各地,巡回布道、售卖圣书,复返上海组织传教士计划再赴陕西。

⑩1879年金辅仁再次来到陕西,在汉中府设立陕西第一总站。

○11
5.德治安山西开教
1876年10月17日,德治安(J o s h u aJ. T u r n e r)、秀耀春(F r a n c i s H u b e r t y J a m e s)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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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镇江到南京,准备北上作长途旅游。

偕两位华人(姚先生及中国传道),带着3000本福音书、1300本布道小册和大量的福音单张,经由陆路,过安徽、河南,于11月15日进入山西,旋经平阳,进入湖北,于次年1月抵达汉口。

沿途出售福音书,派送单张和小册子,此次旅行穿越4个省份,行程1700英里○12。

1877年2月10日,德治安、秀耀春第二次进入山西,沿途饥民遍野,在太原府设立总站,因救济山西灾民,先后染上伤寒症,于11月离开太原返回汉口。

○13
山西地居穷远,外省知者不多,光绪三年,有内地会教士德治安、林惠生二君,亲
往晋省查勘,知灾况实重,因将情形详记中
外报章,捐款以之渐集,当两君在晋之日,
曾过平阳府小驻,分送书册,局人初见西
士,无不惊异,互相传说。

○14
1878年3月,德治安与循道会、长老会传教士,携带四五千英镑赴山西太原、平阳等地赈灾,官府立碑表彰其义举。

○151879年山西平阳府成为内地会总站。

秀耀春于1882年脱离内地会,转入大英浸礼会,派到山东传教,后脱离浸礼会受聘京师大学堂西教习,1900年遇害于北京。

6.义士敦甘肃开教
1876年10月17日,英国传教士义士敦(G.F.E a s t o n,又译义世敦)和潘根(G e o r g e P a r k e r)踏上西北的征程,1876年12月28日,从陕西进入甘肃,于1877年正月抵达兰州。

随后,进入陕西,取道汉水,回到汉口。

○16
1877年1月内地会之伊斯顿(E a s t o n),帕克(P a r k e r)二先生进入本省(甘肃),
为本省宣教事业之开端。

二人历尽艰辛到达
兰州。

第二年本省重要县城秦州(天水)开
放为第一所差会总堂所在地。

在此创业时期内(1878—1900年),宣教师遍游全省各重
要地区并随处分发六种语言之经书,足迹远
至新疆之宁远。

○17
1878年义士敦在秦州设立甘肃第一总站,此后在甘宁青一带巡回布道,1882年定居陕西汉中,担任内地会陕西省监督。

1880年,内地会在天水北关泰山庙对面购置地产修建福音堂,是为天水最早的基督教堂。

7.贵州开教与广西布道
1877年初,祝名扬和巴子成由湖南前往贵州开创教务。

1月2日(新年的第二天),他俩在3名中国助手的陪同下从汉口出发,舟行一周到岳州,入洞庭湖,到达沅江口,横跨湖南北部,2月3日进入贵州,走访铜仁、玉屏、镇远、施秉、黄平、重安江、贵定、龙里等地。

“当地人惊讶地看到外国人,没有显示任何不友好的迹象。

行旅的道路因苗子叛乱而荒芜,苗子是原住民部落,没有偶像崇拜,表现出显著的愿意接受福音。

苗子是精细、坚忍、独立的山地部落。

”○182月20日,抵达省会贵阳府,成为最早进入贵州的基督新教传教士。

初到贵阳的祝名扬在日记中写道:
贵阳看起来尤其适合建立布道所,它位于通往云南和八莫的交通要道上,也很容易
通往四川、广西和湖南。

只要时间许可,我
们就上街布道和售书。

当地人很文明、彬彬
有礼,并听得懂我们的官话。

他们自由地买
圣书和赞美诗,曾经1小时卖书过百本,当
然价格很低。

○19
时在贵州教练枪炮的英国人威廉·麦士尼(W i l l i a m sM e s n y,因协助清军剿灭苗民起义, 1873年被提升为副将,并获御赐“颖勇巴图鲁”名号),将其坐落于贵阳车家巷的公馆转给内地会,后改建为福音堂,名车家巷福音堂,成为全省内地会福音堂的总堂。

本省基督教工作开始于1877年,创办人为内地会之祝名扬与巴子成二君。

该二君是
年由湖南至贵阳,得遇华军中之麦士尼将军,
遂因麦将军之力于贵阳获得一居留地。

○20
在贵阳停留十余天,祝名扬前往四川,继续旅行布道,于3月2日离开贵阳城。

巴子成则留驻贵阳布道所,开拓贵州教区。

最初租赁民房,开临时布道所。

1877年作穿越旅行的麦卡悌(J o h n, M c C a r t h y,又译麦嘉底),途经贵州,成为第二批来到该省的新教传教士。

同年,第三批传教士来到贵州。

花国香(G e o r g e W.C l a r k e)、费西(E d w a r dF i s h e)和“独立传道人”蓝道尔(R. J.L a n d a l e)从武昌启程,经湖南到贵州,于6月27日抵贵阳,蓝道尔留下来协助巴子成,花国香、费西则继续往广西,在广西境内旅行布道、售卖圣书六星期之久。

费西感染风寒,返回贵阳后去世。

花国香乃经过重庆,返回汉口。

这次旅行历时6月又2天,穿越9省,行程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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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会内地九省及西部边疆开教考略
英里○21。

8.四川开教与探路滇、藏
四川北连青海、甘肃、陕西,东邻重庆,南接云南、贵州,西衔西藏,是进驻边疆和沟通内地的跳板。

英国政府禁令不准传教士从缅甸进入中国,传教士选择由四川和贵州地区进入云南。

1877年麦卡悌、康慕伦(J a m e sC a m e r o n)及李格叔(G e o r g eN i c o l l,又译李格尔)先后经行四川,于重庆设立布道所,“在土地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大省建立起第一个新教布道所”,嗣后,麦卡悌南行贵州,穿越云南,到达缅甸八莫;康慕伦西行康藏,转入云南,到达缅甸八莫。

内地会传教士成功探路西部边疆的壮举,给予西方世界和基督教会极大鼓舞。

○22
(二)横穿中国旅行
1.麦卡悌从东向西横穿中国至缅甸
与内地会首批“兰茂密尔宣教士团”同在1866年来华的麦卡悌,原驻站杭州、安庆。

多年的愿望是穿越中国到缅甸,以考察遥远西部旅行和布道的可行性,他被告知这一想法是“愚蠢和不可能的”。

但是获得一位中国教徒支持,“如果你,一个外国人,可以为耶稣、为我的人民冒这个险,当然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可以冒这个险!”这位陪伴旅行的中国同工无法知道他的姓名。

○23
1877年1月,麦卡悌与一华信徒从江苏镇江出发,沿长江而上,抵达汉口、宜昌,过长江三峡,抵达四川万县,改由陆路,至商埠重庆,于此设立布道所。

继续徒步南去贵州,沿途可见鸦片烟毒之危害。

抵达贵阳后,西行云南,成为首位进入云南的内地会传教士。

经云南府,过大理,穿行在壮丽的山脉河谷中,该地区极其穷苦,当地妇女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在其他地方只适用于男性;疾病如甲状腺肿大、疟疾非常普遍,麦卡悌尽力施药救济。

8月26日抵缅甸八莫,麦卡悌在八莫滞留了半年,“带着幸福的故事返回英格兰,它讲述了上帝赐予他的善良,更为重要的是———华西被打开”○24。

在7个多月的横穿中国的长途旅行中,其过境的府县从未对他查验护照,他也不需要请求官兵给予护送,一路他都通行无阻。

但一抵八莫,英国官员禁止他从原路返回中国。

○25
2.康慕伦从东向西穿越藏东旅行1876年12月,康慕伦和李格叔由宜昌向西进发,上溯扬子江千里,抵达重庆。

在美国长老会李曼(L e a m a n)的陪同下,跨越富饶天府之国,在省会成都的9天里,宣讲福音,销售大量的经文和小册子。

在中秋节时,继续西行,到达川藏茶马贸易的口岸雅州,此后行旅崎岖而荒凉,高海拔及疟疾击倒了李格叔,由李曼护送其返回重庆。

10月初,康慕伦则单独西南之旅,从打箭炉入东藏境———他成为第一位穿越康藏的新教传教士。

长途跋涉,从打箭炉到理塘———世界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建筑有宏伟的喇嘛寺,住有3000僧侣。

继后从理塘到巴塘,渡过金沙江,沿西藏边境,远眺对岸藏人,写道:“何时耶稣的使者将可以自由进入这里。

将来有一天它会被打开。

”○2612月,经云南大理,他沿着麦卡悌的足迹,到缅甸八莫,在八莫,他被英国禁止返回。

从仰光转广州,经广东、广西、贵州,到云南府○27。

以后数年当中,足迹不仅遍及十八省中的十七省,也遍游满州、蒙古、新疆、东藏和海南。

○28
3.范明德从西到东横越旅行
1879年11月18日范明德离开缅甸八莫教会总站,于12月18日到达云南永昌府。

逗留一周后,返回八莫。

1880年12月29日再次出发,与苏立道(H.S o l t a u)同行,穿过云南,于次年2月22日到达重庆,前往上海,全程共为5700里。

后通过海路到达缅甸仰光,再逆伊洛瓦底江回到八莫。

对于两位教士的西部旅行,清代四川官府档案中有记载。

从该文献来看,传教士在内陆腹地旅行,并未向沿途官厅呈验护照,而地方疏于防控。

前奉宪札准湖广督部堂咨,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给英国教士范明德第十五号护照
赴四川、云南游历,又于六年六月,给英国
教士苏立道第十九号护照由汉口赴云南、贵
州、四川、两湖游历。

各等因。

均即由局通
饬各属接护禀报,迄今未据禀报该教士等于
何处行入川境。

乃突据乐山县张令明毅具
报,七年正月十三日,准青神县郭令世棻,
转准前途移送范明德到县,随于十四日开船
下行,又据宜宾县谭令振元具报,七年正月
十一日,巡差报有苏立道到县,前途并未派
差护送,该教士亦未报知,随即坐船下行。

各等情。

并据下游各州县纷纷禀报,范明德
等均巳过境,巫山县亦报范明德、苏立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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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七年二月十二日由上游到县,已送至湖北
巴东县交替前来。

查范明德等现已由川折回
楚地,而该教士等究系何年月日由何处入
川,仍未据入境首站州县禀报到局。

○29
结 论1875—1878年内地会西部九省开教,成为开启近代中国基督教内地、西部边疆传播的时间窗。

对于内地会来说,能够抓住先机,在《烟台条约》签订后的第一时间派遣传教士率先进入“未得之地”,成为西部教会的开拓者,奠定了日后成为在西部及边疆根基最深、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差会的基础。

探究其顺利西进原因,直接关系是《烟台条约》中清政府更宽松的宗教政策,重要因素是内地会一贯的办会宗旨,也与其传教策略、传教队伍储备、武昌前进基地建设等有密切关系。

1.《烟台条约》,提供了进入内地及西部边疆传教的条约保护。

中国基督(新)教以1807年马礼逊(R o b e r t M o r r i s o n)来华为开端,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等国传教士依条约为凭,纷纷携教东来,正如时人所指:外国教会在通商各口或内地,“租买田地作建筑礼拜堂、医馆、坟茔、周急院、学堂各项之用,业已载在约章……”○30
1840年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条款”,使基督教宣教团体及教士得以在“五口”立足。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打破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美国公民在五口通商口岸“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地”○31;法国在同类章程中也制定了“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32。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列入允许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宽容条款”,传教士取得在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

英国、美国、俄国、法国都在1858年《天津条约》中要中国政府对所有传授、学习天主教、基督教的人体恤保护,不得欺侮骚扰;对于“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33。

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文版本第六款规定:“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34自此,揭开了西方人在内陆游历传教的序幕。

但是,对于西部藏区及西南边疆,晚清朝廷有识之士如左宗棠等人力主严防外人的窥探和进入。

早在1846年,法国遣使会神父古伯察(R e g i s-E v a r i s t eH u c)、秦噶哔(J o s e p h G a b e t)
潜入拉萨,驻藏大臣琦善奉朝廷之令将其驱逐。

1848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罗勒拿(C h a r l e s-R e n e-A l e x i sR e n o u)由四川入藏,西藏官民力阻其行,清官兵将其拿获驱离。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对于外国人游历与传教西南边疆,清廷“依约”发给护照。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则坚决反对教士进藏,呈奏朝廷严密清查,防止教士潜入西藏,传令藏兵堵截进藏教士,令川边、滇边地区各土司、头人与寺院具结,不准洋人过境。

对于洋人入藏,各级官府“必先婉言阻止,决不令其轻入”○35。

基督教在东方的宣教活动晚于天主教,19世纪中叶清朝廷“弛禁”以后,新教各宣教会分派教士进驻广州、宁波等通商口岸。

但是,直到1875年中国内陆广大地区尚无驻地新教传教士。

据《中华万民》创刊号统计,1875年在华的常驻传教士有263名,仅有的这200多名西方传教士都集中在沿海九省(广东、直隶、浙江、福建、江苏、山东、湖北、江西、安徽),内地九省以及蒙古、西藏和东北地区只有天主教传教士驻留○36。

湖北武昌,是当时基督新教往西部渗透的最远点。

可是,就是来年签订的《烟台条约》,使形势为之一变。

1875年2月21日,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A n g u s t u s R.M a r g a r y)在云南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 h o m a s W a d e)出面与北京总理衙门官员交涉,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中英《烟台条约》。

该条约中“另议专条”允许英国人,“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或由印度直接进入西藏,总理衙门应察酌情形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派员照料”○37。

英国从《烟台条约》中夺得的各项在华权益,很快就被其他列强“一体均沾”。

之后,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开始“合法”地走进西藏,中国内陆的“后门”被打开。

在内地会传教士看来,没有哪个条约比《烟台条约》更有纪念意义:进入“东方帝国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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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门,比以往任何时候敞开得更大,外国人已经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帝国的每一个部分自由旅行,条约内容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公告张贴,
“紧锁的中国内陆终于被打开了”○38。

2.向内地传教的宗旨及传教人力的预备,是顺利进入西部的保障。

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曾经评价自己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他于1865年以所谓“十镑英金加上神所有应许”,在英国伦敦设立银行账户成立差会,第二年率领16名传教士(“兰茂密尔宣教士团”)入华。

内地会英文名称为C h i n a I n l a n dM i s s i o n(缩写C.I.M),如同名称“内地(I n l a n d)”之所指,其特别为在中国内地传教而设,通过聚合跨宗派、跨国籍的欧美各国传教士,凭借“信心原则”,不借贷、不募捐,目的是深入中国辽阔的“未蒙福传”的“内地十八省”以及遥远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向中华万民宣导“上帝的福音”。

为了实现尽快将福音传遍整个中华帝国,戴德生制定了有效的传教计划,在其带领下,在第一个十年中(1865—1874),内地会已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建有28个教会(总堂)○39,在湖北武昌和云南边境八莫(缅甸境内)也建立了布道所。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负伤返英休养,在几近瘫痪的情况下,卧床指挥事工,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祷告,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宣教士去中国,到中国内地尚未有福音传入的九省去。

1875年1月他写成一篇题为《请为超过一亿五千万中国人代祷》的短文,发表在几个主要宗教报刊上,向英国教会和基督徒发出呼吁,募求18位适合的工人到中国去,两人一组,深入到未有福音传入的九省:
无论是热心的青年、商人、文员或是店员,凡有与公众接触的经验,知道怎样符合
买卖双方要求的,都适合做这份工作。

他们
要有很大的信心、虔诚的奉献和火般的热
心;同时要有乐意为主生活、作工和受苦的
心志,甚至在有必要时,为主而死。

○40
招募的18位传教士,在1875年有16人, 1876年有了5人,总共21人,而且用于在西部省份“开荒”的经费也已经募集到手。

○41人力、资金到位后,为内地九省预备的这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了两年多的准备,接受语言训练、适应中国社会环境。

“近两年以前,他们已经充满信心地向上帝祈祷,为九个福音未达省份来到中国,开展工作,学习语言,开始觉得与在母国的人民一样。

”○42正因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内地会传教士才能第一时间使自己利用新条约保护的有利条件。

3.武昌布道所的建成,起到了前进西部基地的作用。

武汉坐落在汉江和长江汇合之处,为华中地区的大都会。

内地会认为武昌在向西部推进中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将之比喻为“中国的芝加哥”:
其位置相对中国沿海和西部而言,犹如美国的芝加哥。

像三十年前的芝加哥一样,这里是物质文明向西涌入的最远边界。

○43
多年来,戴德生计划以该地区为基地,深入向中国内地进军。

1874年6月,戴德生亲自与宿将祝名扬一同前往湖北省会武昌开辟布道所,成功租屋传教。

在创建武昌教会后,祝名扬以此为基地,开荒布道于湖南、贵州、四川等地。

后来,内地会传教士先锋西进过程中,武昌基地发挥了给养接应、舟车中转等重要作用。

4.西部九省开教,为日后在西部地区及边疆少数民族中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1865年内地会成立时,已有20个不同的基督教差会在中国工作,分布在沿海各地的十几个传教站。

相对于这些差会而言,内地会是新差会,没有多少名气,但是它却看准了中国广大内陆福音信仰的机遇:
中国内地(除沿海地带和汉口附近地区),拥有四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大约三
分之一美国那样大,人口超过三亿,几乎不
知道只有奉上帝的名才能够得救。

○44
只有将这一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内陆作为做工的“禾场”,也只有进入还没有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西部及边疆地区,内地会才不会与其他教会的工作产生重叠、冲突。

在1876年秋到1878年夏,内地会的男教士进入一个又一个内陆省份,打开了中国西部的布道大门后,内地会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将原本驻留在沿海省份口岸城市的女传教士输送到这些新开辟的内陆“禾场”定居。

在1878—1881年,以戴德生夫人福珍妮(J e n n i eF a u l d i n g)为首的第
·822· 宗 教 学 研 究 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