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东亚与知识“东亚”-最新资料

区域东亚与知识“东亚”
“东亚”既是一个空间性概念――即地理性、地域性的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即历史性的和意识形态的概念。

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对“东亚”这一概念进行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阐释，其阐释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彰显着、隐匿着各种意识形态。

在各个时代(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着一个东亚区域化在知识上和观念上的关键问题：“东亚”是应该强调异质性还是同一性?对于东亚而言，不同质化，无以生存发展；不他者化，无以自立自省。

特别是现代性的介入，使得“东亚”成为一个需要不断重新界定和检验的概念。

一、区域东亚
在认识和分析区域东亚和知识“东亚”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关于区域的某些规范性论述。

尽管有学者认为，“区域是统计学、表示法(representations)、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的人造物(artifacts)”，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学者试图对区域进行规范性的界定。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职业地理工作者在几个不同的概念上应用‘区域’一词。

特殊项目上同一的区域概念(形式区域)以及特殊方式上组成的地区概念(作用区域)都是部分统一体的概念――部门探讨……在应用部门的探讨方法时，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地方现象的部分统一性(形式区域)或地方间现象的部分相互联系性(作用区域)而客观地划分区域”。

国际关系学界
也对区域进行了界定，巴里?布赞认为，区域指的是一组由于地理或者功能的原因集合在一起的国际或者社会。

这样的区域丛集有共同的特征(文化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等等)，而且相对外部世界有高水平的固定化交往。

另有学者将区域定义为：“包括一个、两个或者更多的互动的国家，它们拥有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联系，这些国家的认同意识有时会随着对体系外部国家的共同行动和态度而增强。

”安德鲁?赫里尔对区域主义的考察也从另一个视角折射出区域的内涵，他根据社会凝聚力(族群、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历史和共同的历史意识)、经济凝聚力(贸易模式、经济互补性)、政治凝聚力(制度类型、意识形态)以及组织凝聚力(正式区域制度的存在)的程度高低所导致的地区相互依赖度来分析区域主义。

赫里尔提出了五种区域主义现象：区域化、区域意识与区域认同、区域国家间合作、国家推动区域一体化以及区域统一。

此外，有的学者依据下列3个因素来识别区域体系：空间的地缘界线、多个行为体、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与军事互动网络。

有的学者列举了5个区域特征，即地缘上的接近、社会和文化上同质性、共享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政治上的相互依存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从区域的表现形式来看，“区域可以以不同的外观交替或者同时出现：政治上可以作为一个行政单位；文化上可以作为种族聚居或者语言共同体；经济上可以作为生产和交换的地域。

与国家的、世界的相比较，区域可以是当地的、地方的”。

上述诸种规范性的论述虽视角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涵盖了区域的内涵。

具体而言，区域包括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其一定是以次全球形式出现的)、多元单位(主要是国家，但国家并非唯一的构成单位)、共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某种互动方式(政治一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制度保障等。

然而，在确认和界定某一特定区域时，所依据的标准和所体现的内涵又有所差别。

因此，在探讨某一区域时，应将其视为形式区域和作用区域(或者称为功能区域)的统一体。

东亚究竟包括哪些区域?东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怎样?这两个
问题是认识区域东亚的关键。

“从亚洲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东亚包括中国东部季风区、朝鲜半岛区和日本群岛区，东南亚包括中南半岛区和东南亚岛屿区”。

这种关于东亚的界定是典型的形式区域的观点，其展现的只是一个静态的地理空间，关于东亚的具体内涵则无从把握。

费正清和赖肖尔从语系上论述了东亚区域，他们认为东亚最大的语系是汉语系(汉藏语系，使用范围包括中国、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和南岛语系(包括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菲律宾语以及台湾土著居民的口语)。

费正清和赖肖尔所界定的东亚概念将东北亚和东南亚视为一体，但由于他们过分强调了语言文化在界定区域过程中的重要性，又使东亚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一种静态境地。

巴里?布赞和奥利?韦弗从安全复合体的理论视角出发，将东亚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并论述了冷战时期和后
冷战时期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冷战期间，东北亚和东南亚虽然相互渗透，但它们固有的原动力不足以覆盖整个东亚区域。

在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和东南亚安全复合体业已融合在一起，而且澳大利亚也被纳入东亚安全复合体。

然而，尽管安全复合体理论中的东亚概念主要聚焦于现代时期，对古代和古典时期几乎未加涉及，但布赞和韦弗的观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他们所界定的东亚概念具有动态的特质，即随着时代的变换东亚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

一般认为，在地理空间上，区域东亚的内涵包括现在的东北亚和东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东亚的次区域)，即中国东部季风区、朝鲜半岛区、日本群岛区、中南半岛区以及东南亚岛屿区。

具体而言，在日文著述中，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

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可以将蒙古纳入进来，即相当于东北亚。

在英文用法中，东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一种与日本用法相同，另一种用法则包括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是指亚洲东南部现有的10个独立国家，即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

总面积约45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亿。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和历史单元的“东南亚”这一称谓，虽说在19世纪前半期西方偶尔也有人使用过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被广泛接受而通用则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在1945年9月同盟国在锡兰(今斯里兰卡)成立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以后。

显然，
最初是一个战区名称，后来被地理学家认可，为各国和学术界广泛接受和采用。

在此之前很久，我国曾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个地区，而且一直是一个地域的整体。

我国古代最早称它为南海。

在晋、唐以来的史籍中，南海之名，不绝于书。

当时的南海，其地域所指为今日中国南海的南部和西部等地。

历史上所谓南海诸蕃国，即这个地域内的诸多小国。

元明时代，我国继而称其为“东西洋”。

东洋指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北岸一带；西洋指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及加里曼丹之西南海岸诸国。

东洋与西洋分野的界标为文莱。

至清代中叶以后，今日东南亚地区概称为南洋。

西方人曾称这一地区为“远印度”、“外印度”、“印度群岛”等。

然而，即使是对东南亚进行这样的限定，还是受到某些质疑，霍尔就认为，“菲律宾在16世纪末年被西班牙征服之前，并没有明显地进入东南亚历史的范围。

”还有学者认为，“东南亚并不能作为一个世界区域，而是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空间群落(social―spatial grouping)的次级区域(sub―region)。

”总之，这种关于东亚地理意义上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除了作为一个形式区域的地理意义上的、静态的东亚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作用区域(或者称为功能区域)的、动态的东亚。

作为作用区域(或者称为功能区域)的、动态的东亚包括以下内涵：
――构成：多元单位(主要是国家，但国家并非唯一的构成
单位)。

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包括众多类型的构成单位，包括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

这些国际行为体和非国际行为体的性质和形态也并非一致，既包括古代和古典意义的国际行为体，也包括现代意义的国际行为体。

――认同：一般而言，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需要共享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但世界历史和区域历史的演进历程表明：这种共享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区域构成单位性质和形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特别是现代性的介入，使东亚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变化尤为明显。

――互动方式：互动能力的时代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的根本性因素，物质技术决定了东亚区域联系程度，社会技术制约了东亚区域制度层面建构。

――结构：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的结构由中心部分、边缘部分和介入体系(intrusive system)构成。

东亚区域的结构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区域存在中心一腹地结构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划分。

中心的意义在于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比腹地更占优势，从而将区域按一定的层次和规模等级关系组织起来”。

二是“区域不是独立或自我设定的实体。

它们受到外生性的影响”。

三是在国家层次上，区域的地缘接近性、国际互动、共同的纽带(种族、语言、文化和社会)以及认同，都呈现了各国与其外部区域之间关系的更高的可预见性。

因此有些学者用“次要/从属的国家体系(Subordinate state system)”这
一术语来代替“区域”术语。

他们进一步将次要/从属的国家体系细分为3部分：即中心部分、边缘部分与介入体系。

中心部分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主导国际政治过程的某个国家或一组国家。

中心部分通常由拥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遗产的几个国家组成。

边缘部分是某一特定区域内在社会、政治、经济或组织因素方面偏离中心部分的国家。

介入体系是指对次要/从属的国家体系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外部力量，通常的承担者是强国和超级大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中，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的三个组成部分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并非一成不变。

东亚区域构成单位性质和形态的嬗变、东亚区域认同的分化和重组以及互动方式的变化，使东亚区域结构的运行方式呈现出中心部分、边缘部分与介入体系彼此循环的样式。

作为一个形式区域的、静态的东亚，其空间限定是明确的，但各个历史时期的区域构成单位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古代和古典时代，可能同时存在部落、酋邦、王国甚至帝国等规模、形态差异明显的构成单位，在现代时期，构成单位至少在形式上是所谓的现代国家，但它们的差异依然巨大。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形式区域的东亚，其明显的特征――即在结构上具有封闭性和多元性。

作为作用区域(或者称为功能区域)的、动态的东亚，其内涵深受多元的构成单位、认同以及互动方式的影响，其结构由中心部分、边缘部分以及介入体系构成，这也意味着作为作用区域的
东亚具有等级制的特征。

作用区域的东亚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运行机制是动态的、循环的，在空间上超越了形式区域的范围，因而，作用区域的东亚在功能上具有流变性和开放性。

换言之，区域东亚具有封闭性、多元性、流变性和开放性四个特征。

正是由于上述四个特征，通常的情况下，东北亚、东南亚和亚洲内陆合成了东亚。

将亚洲内陆涵盖进来，是因为“割裂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就无法叙述东亚世界的历史。

就日本而言，往往将这一部分去掉，而成为日本与外国的‘关系史’，因而不能构成东亚世界史”。

由此，对区域东亚而言，有时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的绵延是不合拍的。

二、知识“东亚”
如果试图辨析“东亚”究竟有多少张面孔，有多少合理的抑或充满悖论的想象?那么，探究知识“东亚”的生成和演变的轨迹就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学术“峡谷”。

知识“东亚”是指各个文化背景下的知识界对区域东亚的理解和阐释。

区域东亚是知识“东亚”的理解和阐释对象，知识“东亚”是区域东亚在理论和知识上的抽象和提升。

知识“东亚”出现和演变的过程，既昭示了与区域东亚相关的知识界学术认知的变迁，也折射出与区域东亚相关的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各国实力兴衰的轨迹。

前者构成了知识“东亚”生成的心态背景，后者筑就了知识“东亚”的生态背景。

知识“东亚”的命题集中反映了知识界的“中心一边缘”
结构、各种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竞争和权力诉求。

关于东亚的知识生产和累积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知识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

这种“中心一边缘”结构不仅存在于欧美知识界，也存在于东亚各国的学术界，换言之，关于知识“东亚”，存在着一个双重的“中心一边缘”结构。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中心是一个价值观念的王国，是主宰社会的符号中心和价值观念中心……中心也是一个行为的
王国，是某种制度的行为机构。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价值观念才得以具体化，才能够被认识”。

在较早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眼里，现今被称为东亚的区域被其视为“远东”。

“东部西伯利亚、中国及其现在和过去的附属国以及日本群岛和菲律宾群岛，合而构成为‘远东’这个名词通常所包括的区域”。

众所周知，“远东”是一个带有强烈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称谓。

为了摆脱和矫正这种陈腐的偏见，费正清和赖肖尔认为，“‘东亚’这个名称才不含欧洲人是文明中心这种陈旧的观念”。

尽管费正清等人摒弃了“远东”这一词汇，但他们又从汤因比那里移植了“挑战一应战”模式，并运用这一模式来分析和阐释东亚和世界的关系。

诚然，费正清也意识到：“另一个社会的历史视角包含了大量的主观因素――观察者称之为无意识，即‘对我们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导致这种令人颇感无奈的原因恰如汤因比所言：对于那些持有一种公允、平衡的全球观点的历史学家来说，“他的先辈们的立场，出乎意料地成了全面认识这个世界真实景象的障
碍”。

如果说欧美知识分子关于区域东亚的知识生产反映出世界
范围内知识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的话，那么区域东亚内部的知识分子在反映“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同时，也折射出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权力诉求。

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自1797年(另一种说法是1796年)被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特拉西提出后，其内涵就充满了歧义和模糊。

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依然是一个高度弹性的概念工具。

”尽管如此，根据众多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探讨和阐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各种对区域东亚进行阐释的理论既是一种自在的意识形态又
是一种亚意识形态。

作为自在的亚意识形态的诸种阐释区域东亚的理论，是理解、阐释区域东亚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框架与模式，在其理解和阐释区域东亚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这些理论往往弱化或隐藏了其政治色彩，而增添了其学术认知范式的特质。

知识“东亚”所反映出来的权力诉求正如奥利沙文所言：“被描绘出来的世界政治的地理意象之所以是重要的，并非由于它客观地解释现实，而是由于它转译了或表达了某些权势集团人物的意图。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区域内外的知识分子在生产、累积和建构知识“东亚”的过程中，都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机能的组成部分，专业历史学家和他们撰写的教科书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

因此，在历史观层面，知
识“东亚”常常凸现为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张力。

现代化的“历史观”是指以现代化理论的逻辑理念、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一整套观念和总的分析框架。

而历史观的“现代化”则指认识、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观念应该是一个动态、开放、批判的知识生产、累积和扬弃的过程，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历史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前者是一种关于世界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后者是关于世界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由此，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形成了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以及规范与经验之间的张力。

在解构知识“东亚”的过程中，本文秉持了历史观的“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历史观”的批判立场。

东亚区域内各国的知识分子建构并阐释了各种“面孔”的知识“东亚”，其中，日本学者表现得最为活跃。

反思、批判、建构和解构一道构成了日本学者对知识“东亚”学术实践。

日本知识界对东亚的界定并非始于现在，子安宣邦指出，“从1930年代开始，日本建立起以自己为盟主而君临之的‘东亚’地域概念，又将‘南方’(指南太平洋地区)也作为自己不可缺少的领域附加于己，最后形成了‘大东亚’。

”以至于“‘东亚’是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依然无法抹去帝国日本印记的概念。

”子安宣邦对日本现代思想的批判，从历史的角度对东亚的知识建构进行深刻的反省。

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也兴起了一股‘海洋亚洲’论”。

这些学者以超国界、网络
化的新思维方式，来重新审视日本所在的亚洲，将这个近代以来由海洋通路连接起来的亚洲，视为一个超国界的地域整体，以网络化的眼光，重新认识这一地域内部构造和相互关系的历史，重新建构立体的海洋亚洲，改写亚洲的近代史，他们因而被称为“海洋亚洲”论派。

海洋亚洲论有三支流派：西洋派、日本派、亚洲派。

西洋派，认为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海洋通道来到亚洲，以资本主义贸易为先头，以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原理而建构起亚洲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在海洋亚洲地域建立起了一个超国家的、西方主导的非正式帝国秩序，一个“海洋帝国”。

近代亚洲各国就在这一西方主导的帝国秩序之内展开自己的近代历史。

日本派，以日本为一个中心视角，来构筑日本与海洋连接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来往与互动的历史图景。

由近代以前日本作为一个边缘国，与中心国中国，及同属边缘的朝鲜及东南亚国家形成的亚洲内部的地域秩序，到近代以后，转换为以西方为主导，进而由仿效西方而发展起来的日本为中心的地域秩序。

亚洲派，由滨下武志倡导，更强调亚洲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强调亚洲整体地域的主体意识，注重亚洲内部的网络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与前近代的内在连续性。

作为“海洋亚洲论派”的“旗手”，滨下武志呼吁亚洲的知识界应该重新确认自我认识，“亚洲的西方认识，不是以亚洲的自我认识――亚洲的世界观――为媒介，而只是以西方的取舍选择分析为主，亚洲没有用本来具有的世界观――认识体系以及历史观――为媒介来进行
研究”。

滨下武志与美国学术界的相关学者携手，重新对东亚的内涵进行了阐释。

他们把“东亚的历史遗产看作是独特的和动态的”，并且“把东亚作为一个世界区域(aworld region)来分析”。

对世界区域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世界”指的是一个包含多种相互关联的物质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实体。

采用“区域”这一名词，就是为了明确无误地表明“地球上的某个部分”。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日本自身和西方的关系出发，对知识“东亚”进行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

“日本对西方统治的挑战，并不倾向于解构西方统治，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将‘西方’和‘其余’(the rest)的两分对立改变为‘日本’、‘西方’和‘其余’的三分对立，但却没有改变那种二元逻辑”。

日本学术界对知识“东亚”所做的反思、批判、建构和解构的学术实践，既反映了后冷战时代来临后，国际体系、东亚区域现实以及日本自身的变化，又彰显了日本知识界的日本中心观。

这种日本中心观“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源于其中的人们对任何特定地区一贯所赋予的言过其实的重要性”。

但无论如何，这些学术实践探讨的主旨却是相通的：即在后冷战时代，日本在区域东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说，日本如何走出徘徊于西方与亚洲之间的困境)?
中国和韩国的学术界也对区域东亚进行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构建了与日本学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知识“东亚”景观。

赵汀阳在哲学的意义上，讨论了中国传统“帝国”理念对于任何一种可能的世界体系会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

他指出，“天下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同时意味着世界社会、世界制度以及关于世界制度的文化理念，因此它是个全方位的完整的世界概念。

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与世界制度问题的密切关系。

”赵汀阳从基于中国经验的“天下”出发，进而考察了天下与帝国和世界制度的关系。

帝国以及帝国主义就其理念来说总是世界性的，但是除了天下/帝国模式，其他的帝国模式都没有世界观，都只有国家观，只是以国家为主体单位而试图扩展至整个世界，无论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价值观以及制度设想都是基于国家尺度的视界。

与赵汀阳极为相似，王铭铭将“天下”视为一种世界图式，他认为，“思考‘天下’，使我们有可能在抵制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避免落人民族中心主义的陷阱。

具体而言，这一思考涉及古代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历史遗产与现代文明之间
的内在矛盾，涉及以等级制为特征的中心与边缘向平权主义过渡过程中国家内部文化差异的现实问题，也涉及天下主义的世界观曾经提供的描述世界模式潜在的对当今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启示。

”王铭铭得出了下面的两个结论：一是“天下观念”包含着某种权力关系，无法幸免于“政治人”对于他们之间、他们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观念形态想象。

但是，这种包含观念形态的体系，在历史的多数时期内将世俗权力放在神圣的力量氛围之内呈现，造就了一种不同于近代的世界关系理论。

二是“天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