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115100_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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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梦游太虚境赋
《红楼梦赋图册》.清.沈谦.清同治12年绘本
红
学，被誉为与甲骨学、敦煌学齐名的中国20世纪三大显学之一。

这里的“红学”是指1920年以来的“新红学”，而此前
清代学者运用题咏、评点、索隐等方法研究《红楼梦》被称为“旧红学”。

一般来说，对于《红楼梦》的版本、文本、文学、文化等研究都属于红学研究的范畴，尤其是《红楼梦》版本研究一直是新红学考证派研究的重要课题，主要对象是“著者”和“本子”，前者是指研究作者家世、创作经历、历史背景等，后者是指研究现存各种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和嬗递关系。

红学百年，其间疑案可谓层出不穷，现存十几种《红楼梦》版本几乎本本都有差异，此有彼无，题同文异，郢书燕说，真伪莫辨，这也是众说纷纭的根源之一。

因此，《红楼梦》版本研究是开展红学研究的文献性、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在早期版本研究中，主流红学家把现存各种《红楼梦》版本分成了以手抄本为代表的脂评本系列和以活字印刷本为代表的程高本系列。

脂评本系列包括早年发现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梦稿本、戚序本、
甲辰本、列藏本、舒序本、郑臧本、蒙府本等11种早期残抄本，以及新世纪以来发现的北师大本、深圳卞藏本、天津庚寅本等三种真实性存疑的手抄本；此外，还有一个子虚乌有的靖藏本。

程高本系列包括程甲、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甲戌本《石头记》“附条”寻真记
◆文/陈传坤
《红楼梦》版本研究一直是红学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痛点，本书延续传统考据学和实证主义方法，又引入了系统论方法考察《红楼梦》各版本的嬗递关系，得出了现存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均为程本之后的翻印本或整理本，并非曹雪芹原本的结论，而学界历来主张的抄本印本之“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研究中日益突出的矛盾。

本书作者认为，现存诸本传播的路径应分为《红楼梦》和《石头记》两个版本源头，两者均源自曹雪芹稿本，但在传抄中存在分化与杂交的复杂关系；同时，程高本之第一代翻印本——东观阁本存在个别异文雷同于甲戌本等“古抄本”现象，究竟如何解释，以及如何重新审视甲戌本真伪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

《〈红楼梦〉版本论稿》
陈传坤 著
齐鲁书社/2021.3/54.00元
陈传坤
安徽阜阳人，阜阳日报社编辑，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

在《红楼梦学刊》《文学与文化》《曹雪芹研究》《红楼梦研究辑刊》等书刊上发表有关《红楼梦》研究论文30余篇，著有《红楼清话》《〈红楼梦〉版本论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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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伪性探寻之路而展开。

一、“横空出世”的甲戌本
1927年5月，沪上惊现一套四本仅存十六回的甲戌本《石头记》脂评抄本，被新红学开山祖师高价收藏，从此红学作为一门严肃学问正式步入现代学术之林。

2005年春，这部在海外深藏半个多世纪的甲戌本归国，入藏上海博物馆。

但当年甲戌本的来历就是个无头案，且看1927
年5月17日收藏人的一段日记：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

我以为“重评”
的
《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

乙、丙本三种活字印刷本，以及翻印程高本之东观阁本、王希廉评本、妙复轩评本、大观琐录本等几十种雕版本。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抄本、印本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版本源流现象。

比如，被归于脂评本的甲辰本个别异文、脱误异于“三脂本”（指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反而与程高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被归于脂评本的梦稿本大部分文本特征近于“三脂本”，但也有很多文本雷同于程高本；被誉为新红学的“镇山之宝”的甲戌本，个别异文不同于其他脂本，反而雷同于程高本之第一代翻印本——东观阁本。

[1]
为了打破红学界的“脂本一元论”，20世纪80年代香港红学家梅节提出了“红”“脂”两个版本系统说。

近年来，笔者承袭前辈衣钵，进一步证实了《红楼梦》版本系统应分为《红楼梦》和《石头记》两个版本源头。

[2]
进入21世纪后，红学研究危机四伏，愈发日薄西山，一些红学家面临炒旧饭的尴尬和突破无门的窘境。

红学未来该如何发展，还能绝处逢生吗？红学大家冯其庸说：“我个人认为，有些人之所以胡编乱造，包括编假诗、造假词，这恰好证明他们研究《红楼梦》已经研究不下去了，所以只好靠胡编乱造，靠造假来
哗众取宠了。

”[3]而近年来诸如北师大本、天津庚寅本、甲戌本“附条”等学术不端案频频爆出，更加令人警醒，尤其是甲戌本频频呈现的诸多疑点，使得辨伪、
证真两派纷扰不止，本文正是围绕甲戌本一纸“附条”[1]陈传坤.雪芹原笔费思量——从甲戌本《石头记》“秋流到冬尽”说起[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3-94.
[2]陈传坤.《红楼梦》版本“二元论”诠考——以第五回“悲金悼玉”与第二十二回宝黛钗谜诗为中心[J].文学与文化，2014（3）：4-13.[3]冯其庸.2006中国大同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J].红楼梦学刊，2006（5）：9-10.
图1 甲戌本正文首页
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

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信中对于甲戌本的卖书人毫无述及，直到30多年后，蛛丝马迹才浮出水面。

1995年第2期《历史档案》刊布了一封胡星垣写于1927年5月22日的信函：兹启者：
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祇存十六回，计四大本。

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

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

手此。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半个世纪后，卖书人的投书依然存世实属侥幸，信封落款处有“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 胡缄”字样，显然是胡星垣当时在上海的寓居地。

据查证，这个地址距离转交甲戌本的新月书店仅一公里左右，步行也就几分钟路程，不由得令人疑惑：既然近在咫尺，过手人当年为何不去寻访此人？
其实，红学界对于甲戌本来源的可靠性一直都有异声。

当初，甲戌本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俞平伯手中停留了约半年时间，俞氏受物主所托，在甲戌本第四册书末作《阅后记》时，给出了极消极的评价：“然此书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又凡硃笔所录是否出于一人之手，抑有后人附益，亦属难定。

”若干年后，时任红楼梦学会会长的冯其庸撰文指出，现存甲戌本局部存在伪造之嫌疑，如甲戌本卷首之“凡例”是牟利书商伪造的，“凡例”前四条是后人加的，“其第五条是就第一回的回前评改窜的。

‘凡例’伪造的时代，最早大致不能早于乾隆四十九年前后……”。

[4]除了上述质疑的声音，甲戌本中还有文本多处“玄”字抄写时末笔不避讳、个别异文雷同于后期翻刻本等。

作为真伪论辩亲历者之一，笔者在此讨论的甲戌本“附条”引发的一段学术公案，亦是求真证伪之属。

二、“附条”疑案浮出水面
2012年5月，天津藏家王超在坊间购得一部有着“乾隆庚寅春月”字样的残抄本《石头记》，嗣后在孔夫子旧书网将该本复印件以每部680元的价格进行拍卖，立即引来红学家出手，围观者甚众。

然而王超自称于2012年5月购得原本，其展示的几帧原件照片拍照时间却显示为2010年1月1日；过了2010年2月4日（立春日）就是2010年的庚寅年，那么庚寅本《石头记》上所标“庚寅”是否暗示
[4]冯其庸.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M]//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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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10年2月后抄成的？对此，王超辩称：“2010字样是相机设置问题。

”另有拍得复印件者发现，“（庚寅本）这个‘抄本’一直在不断修改完善中”，存在拍卖几次后再加贴条的穿越问题，尤其是庚寅本第三
回目录中的“（荣国）府收养林黛玉”，其中“荣国”二字在拍卖过程中几次上拍的缺失情况有差异。

那么，这个贴条是何时丢失的呢？庚寅本总目第三回回目上“荣国”二字，在2012年5月12日到6
月15日的几次拍卖中均是空缺的；在6月15日至18日的第四次拍卖时，照片却显示有“荣国”二字，影印本上亦如此。

难道5月丢失的贴条在6月复得？既然失而复得就应该倍加注意，怎么后来又不慎丢失，
以致在2014年10月影印时不得不做技术处理？对此疑问，王超一直不作回应。

此后，红学家梁归智率先发文称：“这是一个清代抄本，其祖本为乾隆庚寅年（1770年）抄本。

”[5]
2012年10月，梁归智又在新浪博客上发文称，庚寅本第一回的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二十八字，在俞平伯编著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下称俞氏《辑评》）中查不到，在甲戌本的影印本上亦无着落，却同于周汝昌录副本的“附条”批语。

[6]但后来梁氏又
补充说，其最早查阅的俞氏《辑评》系1966年修订版，确实无此二十八字批语，但在1954年版俞氏《辑评》上确有此批。

正是庚寅本上这一特殊眉批，让甲戌本
“附条”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追溯起来，最早发现甲戌本“附条”问题的是香港红学家梅节，他考证的结论是周汝昌为了借得陶洙手中的庚辰本，把甲戌本原件借给陶洙，陶氏趁机在甲戌本上伪造批语：
甲戌本曾落入陶洙的手中，有几个方面的证据。

第一，陶洙自己的记载……第三，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鸿之迹”……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隐欲为雨村写荐书，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
[5]梁归智.庚寅本：新发现的清代抄本《石头记》[N].文汇报，2012-09-24.
[6]周文业.《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309.
图2 庚寅本拍卖图的装订孔外有“乾隆庚寅春月”字样
图3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影印
本上，总目第三回“荣国府”作添改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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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

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

”这使人怀疑现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货。

[7]
直到2012年5月，天津惊现庚寅本，其上亦见此二十八字眉批，且与陶洙抄在己卯本上的眉批相比，仅有“亦”一字之差：己卯本上蓝笔抄作“也不至於”，而庚寅本上朱笔抄作“亦不至於”。

对此，梁归智在新浪博客上发帖称，此批见于1954年版俞氏《辑评》第
51页“[甲戌眉批]”条下，但在1963年修订版上已删去。

梁氏认为，这自然可以视作“庚寅本”从1954年版俞氏《辑评》中采择批语的一个“铁证”。

此外，陶洙在己卯本上补抄甲戌本批语时，参照前人已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了个别改动。

譬如，甲戌本上残缺的“血泪盈□”，陶洙补成“血泪盈[腮]”。

再如，“極至”改作“及至”，“適问”改作“適闻”，“助你助”改成“助你[一]助”，诸如此类。

1954年版俞氏《辑评》悉数沿袭陶洙的蓝笔抄写图批，由此可推论，1954年版俞氏《辑评》著录的“附条”批语内容当然也来自陶洙在己卯本上补抄的批语。

那么，此批到底源于何处？陶洙是否存在补抄时“借汁下面”的作伪问题？因为陶洙所据本子来自周汝昌之手，所以周氏录副本是否有此批成了一个关键的参照物。

2013年1月31日，梁归智在新浪微博上透露，据周汝昌之女周伦玲所传录副本此处照片，“予若……”这条批语在周氏录副本上真实存在。

可以说，这为陶洙在己卯本上补抄了“附条”内容做出了澄清，但上海博物馆现藏甲戌本原件是否有
“附条”又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2013年12月17日，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陶喻之入库，在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页背面发现一纸粘贴痕迹，其上残留“予艹”一个半字，但是以下的纸条却被撕掉了，渺不可寻。

三、“附条”疑为后人所作
2015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项旋在
[7]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M]//梅节.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395.
图4 上海博物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原件第
一回第十五页“附条”残痕“予艹”字样。

图5 庚寅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第一
回“予若……”眉批。

[8]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J].红楼梦学刊，2016（3）：1-21.[9]周汝昌.红楼梦新证[M].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461.
美国调阅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甲戌本缩微本，惊喜地发现“附条”内容赫然在目。

不久，项旋公布照片并考论“附条”很可能是甲戌本原来的藏家刘铨福所制作，并判定庚寅本系抄自俞氏《辑评》的赝品。

[8]
其实细究起来，甲戌本“附条”问题的发现者是梅节，而最早注意到“附条”内容的却是周汝昌。

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1953年版）第七章“新索隐·贾雨村”条下云：
第九，婢为满洲某大家者；书中甄即贾，曹固满
洲大家，颇疑即书中之雨村、娇杏也。

雪芹极恶雨村，脂批屡言其为“操、莽”，为“奸雄”，又借平儿口
骂为“饿不死的野杂种”。

盖雨村由贾府而跻身显贵，人品既本不端，故后来定是“負義”（甲戌脂本附条墨笔评语）。

谅后来贾家败事，雨村不但不救，反投井而下石焉。

[9]
上述按语中，周氏指出甲戌本上有“附条”，且是“墨笔批语”，这与录副本“附条”现存状态是一致的，括弧前所加引号之“负义”一词，确见于此条批语之中。

从1953年初版《红楼梦新证》对此煞有介事地“本事索隐”，可见周氏当时认为它是“脂批”，并过录
在录副本上。

但是，周氏在其录副本的“附条”文字之后自注
“不必存”，却又与上述推断相矛盾。

据周伦玲介绍，周氏录副本在“（附条）”二字及批语二十八字之后，还有周汝昌手笔“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十字批注。

周氏录副本“附条”文字内所加括弧，应为周汝昌于
图6 美国国会图书馆1950年摄制缩微胶卷之“附条”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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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在西华大学任教时所作。

此“（附条）”字样当循此例，因此周氏十字批注时间应在1952年秋季，这已是录副本完工之后的第四个秋天了，记忆力和眼力都在衰退的周氏凭什么判定“此后人笔墨”，且“不必存”呢？在1954年之前，周氏撰写《红楼梦新证》时将其定性为“脂本附条评语”，并由此生发了一段索隐，周氏态度为何突然转变了？由此推断，周氏批曰“此后人笔墨”或有版本依据，或知晓内情。

但吊诡的是，周氏录副本上此处“（附条）”二字样和批语“予若……”二十八字系周祜昌抄写，可是陶洙蓝笔补抄的己卯本上却不见“（附条）”二字。

由此可见，陶洙所见甲戌本仅有批语二十八字，并无“（附条）”字样。

故此，陶洙所抄之底本应为甲戌本原件，而非周氏录副本。

换句话说，陶洙所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并非周氏的录副本，而是甲戌本原件。

又问，既然陶洙补抄的附条内容来自甲戌本原本，而原本“附条”迟至1950年拍摄缩微胶卷时尚存，那么陶洙为何不效仿原件亦加“附条”一纸贴条？陶洙从董康手中接收己卯本后重新进行了装裱，也曾以双色笔补抄脂批，并在题记中说在无处可抄时才加以另纸。

而不论甲戌本还是己卯本，此处天头尚空，足以抄下这二十八字眉批，无需另加一纸补抄。

此外，甲戌本书后晚清藏家刘铨福题跋用语古雅，而“附条”二十八字措辞半白半文，亦可见非出于刘铨福手笔，也不大可能是更早藏家所为，因为越早越可能是用文言题跋。

正如梁归智所说：“‘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之表述，更像清代通俗小说中人物的话语，有清末民初的白话风格。

”甲戌本“附条”
文字不经意间流露出白话文运动的流风余韵，必然是
俗语“我的朋友”流行之际，即在1933年之后制作的。

至此，“附条”制作者似乎已呼之欲出，但是囿于资料缺乏，不足以遽断“附条”作者必为周家人，仍亟待周家人公布录副本此处“附条”文字照片，以便证实或证伪。

四、“附条”失落谜团
既然迟至1950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制作甲戌本缩微胶卷时尚存一纸“附条”，那么“附条”是在何时、又因何而失落的呢？
主伪派代表沈治钧认为，甲戌本上的“附条”文字应为当代人伪造。

他分析，俞平伯终其一生也没有亲眼看到过甲戌本的“附条”，其在1954版俞氏《辑评》中误录了陶洙补抄的这条批语，在1963年修订时又依据台湾地区的影印本予以删去，“这证明该附条产生于1931年6月之后，即1948年夏季及此后的秋冬之际”。

而主真派代表梁归智、项旋等认为，“附条”很早就出现在甲戌本上，可能是较早藏书者粘贴。

实际上，1961年台湾地区的影印版做了一定限度的芟夷工作，这里暂以几个关键之处举例分析。

首先，台湾地区影印甲戌本时据他本对于残缺页给予了增补，而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本一如原样残缺。

据介绍，甲戌本到手时第四回末页就是第一本的封底，查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本可知，此页依然保留残缺状，可证至少在1950年拍摄缩微本时未作补阙工作。

但在1961年台湾地区的影印本上，此处已有95字补抄：“事，自有他掌管……因此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消了。

”
其次，在题跋取舍的问题上，美国国会图书馆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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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国新书目
微本与台湾地区的影印本相比，差异甚大。

刘铨福、
俞平伯、周汝昌等均先后在甲戌本上留下过手泽，或
长或短，不一而足。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缩微胶卷
和台湾地区制作影印本时，附着在原件上的各家题跋
的去留问题似乎曾困扰着制作者。

众所周知，1948年
周汝昌过录副本之时，曾在甲戌本第四回末题写三十
余字，并钤“顨父”阳文方章：“卅七年六月……借
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

周汝昌谨识（顨父），
卅七、十、廿四。

”现在看来，周氏在原本上写下这
条“谨识”，无疑是想为自己的录副本留下一个“户
籍证明”。

1961年台湾地区影印甲戌本时，将第一册
末周氏“谨识”一页、全书后俞平伯“阅后记”一页、
书末另纸三条胡氏题跋等全部删去，却保留了全书后
刘铨福跋语四则及胡氏题记一条。

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因为要把孤本甲戌本“真面
目”揭开给世人看，有必要把当代人的题跋一概删去。

可是在195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本上，不但存有
胡氏题跋一页，还存有周汝昌“谨识”一页，然而刘
铨福四则跋语和俞平伯“阅后记”却无踪影。

如此做法，
究竟是何微妙心理？其实不难推求。

俞氏虽是“遵命
作文”，但是在行文中对于甲戌本的评价甚低，称“然
此书价值亦有可商榷者”，甚至以怀疑口吻反问道：
“岂亦脂斋手笔乎？”故此，在拍摄胶卷时特意删去。

反观周氏“谨识”，仅客观叙述，并无甚褒贬色彩，
留下来传扬四海则可以赢得“提携后生”“未尝自秘”
之类的美誉。

因此，此处貌似有悖人情事理，其实如果联系上
述甲戌本“附条”问题思考，似乎又可以解释得通。

“附条”制作者并没有在甲戌本上涂鸦，而是另纸贴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上，可去可留——撕去一纸“附条”后，无损原貌。

如此示好之“附骥”博君一粲，“我的朋友”谅必不会太计较罢。

孰料，在台北制作化身千百的影印本时，这个“附条”却悄无声息地从甲戌本上失落了，历史从此湮没难辨。

此微妙心理正如台北影印本上某人补抄半页阙文而借重大名一样，大概出于某种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

正如沈治钧所言：“把它给撕扯掉了，理固宜然。

”[10]
世事如过眼云烟，如今回过头来审视当年这场纷纷扬扬的学术论战，依然是启发甚夥。

甲戌本一纸“附条”涉嫌造假问题，且涉及甲戌本、庚寅本、己卯本之真伪论辩，这对于今后的红学研究起到了一个极大的警醒作用。

首先，2012年假古董庚寅本在天津现身，此本的真假一度在红学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甚至有红学界重量级人物深陷其中，至今仍被蒙蔽。

其次，对于甲戌本“附条”批语涉嫌造假问题，红学家梅节特别撰文指出，甲戌本、己卯本过手人陶洙涉嫌“借汁下面”，对于陶洙经手的抄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其三，甲戌本“附条”问题浮出水面，不但让学界重新审视甲戌本“附条”的真实性，也让学者怀疑周氏录副本的真实性，更从侧面确证了所谓的乾隆庚寅本是一个现代人蓄意作伪的赝品。

其四，因甲戌本“附条”疑案，多位红学家卷入学术论战漩涡，曾引发一波学术打假高潮，不但主流学界，还有一些业余红迷也纷纷加入战团，更有网友对庚寅本的“死穴”进行深挖，比如揭发庚寅本多处文本讹误居然雷同于1954年版俞氏《辑评》，庚寅本的抄写竟然用了人称代词“她”——这是白话文运动时刘半农的首创，乾隆庚寅年何来这种用法！
总而言之，关于甲戌本“附条”真假的争论已尘埃落定，此“附条”应属后人假托的赝品，其制作动机不良，混淆是非，也没有真实的学术探讨价值。

而且，在台湾地区制作甲戌本影印本后，此一纸“附条”甚至被人为撕掉，昭示着西贝货必然的命运，其背后蕴含的学术现象、学术风气和学理逻辑则永远值得后人警醒和深思。

（作者单位：阜阳日报社）
[10]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J].红楼梦学刊，201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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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