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和珍君课文句子解释

纪念刘和珍君课文句子解释
<纪念刘和珍君> 课文句子解释
“中华民国……”
文章开头一句“中华民国……”象一出戏的开端，点出惨案的时间（十八日）、地点（执政府前）、人物（段祺瑞和刘和珍、杨德群，还有与此有关的“我”）。

这本是一般写记叙文的方法，但作者在这里特别点出“中华民国”，是对其进行揭露和讽刺，以“惨杀”爱国者的事实证明用烈士鲜血换来的“中华民国”已复辟成为屠杀爱国者的反革命工具。

在事件发生前一年（1925年2月），鲁迅在《忽然想到》中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

他在这篇文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记录了反动派三月十八日的凶残暴行，把这天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叙述事件的开始，同样大书“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并揭露说：“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作者多次提到“中华民国”，又拿俄皇政府来与“中华民国”的执政府相类比，这就告诉人们不要对“中华民国”抱幻想，革命应当从头做起，革命者必须正视在“民国”粉饰下的黑暗与凶残，进行反抗斗争。

（韩立群）
“出离愤怒”
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说了这样的话：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关于这一句话，有一种教材分析认为义同愤极：“‘我已经出离愤怒了’，作者已经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了。

”这样说，似乎倒是在解释“进入愤怒”了。

我的理解是：“出离愤怒”，意谓“实在无话可说”只有哀痛。

这可以从上下文来看。

上文是：“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

”这里所述说的心呛段政府虐杀爱国青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已经“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因而不能“有什么言语”，而在痛定之前，也没有“当哭”的“长歌”，那就只有愤怒与悲痛；惨案之后的流言（“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参见《死地》中所揭露的内容），“尤使我耳不忍闻”。

惨象，再加上流言，使“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这时也就“出离愤怒”。

有愤怒便有叫唤，“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

”（《“碰壁”之后》）“出离愤怒”也就是“正当苦痛”而“说不出苦痛”来的意思。

再看下文：“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只能“深味”而“无话可说”，也表明了“出离愤怒”。

这种感情，比“怒不可遏”更深。

后者起于人间的不平，前者则起于“非人间的浓黑”，也就是说，只有在“极苦地狱”中才有这种“出离愤怒”。

（王尔苓）
“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
在说了“出离愤怒”以后，鲁迅接着写道：
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这里，为什么说“显示”而不说“揭露”？因为“无话可说”，即使写了纪念文章，也仍然是“说不出话”（这一点，说见“沉默”条）。

“它们”指谁？当然是杀人者和流言家。

只显示自己的最大哀痛而无愤怒的叫唤，是“使它们快意”的；既然敌人“快意于我的苦痛”，为什么还要以这最大哀痛作为“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的祭品呢？
因为这是由“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而来的；作者并不相信有“所谓‘在天之灵’”，原就无意于告慰，况且作者也无可告慰，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祭品之所以称为“菲薄”。

原因亦在于此。

当然，这只是鲁迅自己的一种说法，文章的实际意义并不如此。

他的希望“在沈默中爆发”，就是一证。

（王尔苓）
“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又“实在无话可说”。

“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是因为刘和珍不仅是作者的学生，而且是作者的同志和战友。

一九二五年左右，鲁迅看到，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顽固，必须养成大批同黑暗社会战斗的思想革命的战士，再次进行思想革命。

为此，他办起《莽原周刊》（一九二五年四月）。

他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

”（《华盖集·题记》）一九二五年三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

”
当时自觉响应和支持鲁迅的就有刘和珍。

她不但“很爱看先生的文章”，并且，“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刘和珍支持《莽原》的行动，鲁迅是“知道的”，因此，她也就是鲁迅认为的“旧社会的破坏者”。

当时，鲁迅认为这样的青年数目是很少的，所以他提出“壕堑战”，保存这些主力军，“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但刘和珍却无端地被虐杀了，这怎能使鲁迅不感到悲痛呢？这样的战士牺牲了，写一篇文章来纪念她，自然很必要。

但作者又感到“实在无话可说”。

这“无话可说”是作者“最大的哀痛”和“真的愤怒”的表现。

它预示着推翻旧社会的革命行动的到来。

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写的《杂感》中说：“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

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象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预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这“真的愤怒”就是革
命的行动。

作者“无话可说”，正说明他的悲哀和愤怒的感情发展到“酷烈的沉默”，而接着来的将是比语言、文字更进一步的革命行动。

鲁迅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悲哀和愤怒呢？这就需要考察其悲哀、愤怒的感情内容。

鲁迅在《杂感》中曾谈到他的苦乐观说：“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

”从这个观点出发，联系“三·一八”惨案来看，作者的悲哀就很清楚了。

（一）这次学生被杀害，完全是反动派有计划的“诱杀”。

圈套早就设下了，但被害的青年却未识破敌人的阴谋，仍然采取了当时鲁迅不同意采取的请愿的方法。

他们没想到敌人竟如此凶残。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鲁迅在《空谈》中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

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
（二）这次烈士的鲜血只换得了有恶意的人的流言的种子和无恶意的庸人的谈资。

鲁迅说：“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又说：“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反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四十多个青年不但无端被杀害，而且换取的是卑鄙下劣的“流言”，这是鲁迅感到悲哀的。

所以，鲁迅在文章中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使我艰于呼吸视听，……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
（韩立群）
文中多次出现“我实在无话可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还有要说的话”、“我说不出话”，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全文贯串着一条明显的感情线索：无话——有话——无话。

这个意思从开头一直贯串到文章的最后。

为什么会“实在无话可说”呢？因为这哀痛太沉重，社会太黑暗，作者悲愤到了极点。

为什么又“还有要说的话”？因为面对“惨象”和“流言”，不能再沉默了，要通过呐喊来进行抗争。

无论是“无话”还是“有话”，都是作者对反动
的封建军阀屠杀革命青年的罪行的控拆，是对
流言家的卑劣行径的批判，是对革命青年的正义行动的支持与赞颂。

下面就这一感情线索在各段中的具体体现略加分析。

文章先从作者自己的“沉默”写起。

在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两人开追悼会的那一天，作者怀着满腔的悲愤，“独在礼堂外徘徊”，由于程君“正告”的提醒，才想到“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

这是感情由“沉默”到“爆发”的开始，即从“无话”到“有话”。

可是真要提起笔来写，却又感到“实在无话可说”。

为什么呢？一是巨大的悲痛。

“三·一八”惨案，示威群众被杀害的有四十余人之多，伤有二百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学生。

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惨案。

鲁迅称三月十八日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文章形象地描绘了作者当时巨大的悲痛：“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

不少的回忆文章都叙述过鲁迅当时的心境。

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正在写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下午闻讯，他愤怒万分，而且改变原来文章的思路，将满腔的悲愤写进了该文。

当晚，段祺瑞为了推卸罪责，诬蔑示威群众为“暴徒”，发出通缉包括李大钊、周树人在内的五十人的通缉令。

鲁迅在避难生活中先后写了《死地》、《记念刘和珍君》、《如此“讨赤”》、《空谈》、《淡淡的血痕中》、《可惨与可笑》、《大衍发微》、《新的蔷薇》等文。

可见鲁迅对于制造“惨案”的反动军阀与制造“流言”的反动文人，从未停止过揭露与批判。

三月二十四日，鲁迅到女师大礼堂去看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的遗容，回家后悲愤得吃不下饭，几乎病倒了。

正是这巨大的悲愤，所以才感到“无话可说”。

一是反动文人的无耻行径。

为了帮助反动军阀开脱杀人的罪责，陈西滢在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一篇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说什么“民众领袖”把群众引入“死地”，诬蔑群众“没有审判力”，盲目被人引入“死地”。

这也是使作者极为愤怒的原因。

面对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作者反而感到无话可说，只能以“最大的哀痛”作为“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第二段从时间的流驶，“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的角度，提出
“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

随着时间的流驶，人们会忘掉这“淋漓的鲜血”，会忘掉继续战斗。

为了让人们不忘记这“淋漓的鲜血”，不要忘记推翻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的战斗，所以又强烈地提出“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

第三段交待同刘和珍的关系，及刘和珍生前的表现，特别是在“女师大事件”中的表现，这是要宣扬烈士生前的品行、人格，是属于“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的内容。

第四段先说自己曾对“惨案”的传说，“颇为怀疑”，然后说到“目不忍视”的惨象，已经证明“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的事实，再加上军阀政府明令的诬蔑和反动文人的无耻的流言。

这黑暗的重压，这巨大的愤怒，这难以忍受的悲痛，使作者感到“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默的状态。

第五段紧承前段一转，“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说什么呢？详述“三个女子”被虐杀的经过，控拆了反动军阀政府杀害爱国学生的血腥罪行。

同时也赞颂了“三个女子”临危不惧，互相救助的行为和品格。

第六段总结血的教训：这种“徒手请愿”的斗争方式对于革命人民来说是不上算的，暗示要改换别种斗争方式。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烈士的鲜血也不会白流，她们的精神和影响必然会“扩大”。

这是承接上段“还有要说的话”而发的。

第七段总结全文，进一步指出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

最后又用“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煞尾，照应开头，又回复到悲愤至极的感情上来。

至于他自己，虽然写了这篇纪念文章，他还是说：“我说不出话。

”意思是说，他只是在沉默中显示最大哀痛，还不是怒吼的文学。

本文以“无话可说”起篇，以“说不出话”结束，原因即在于此（王尔苓）
原文第二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真的猛士，应怎样了解？又，为什么说真的猛士是哀痛者和幸福者？
照我的了解，真的猛士就是真的革命者的意思。

这是泛指；有人以为系指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杀害的四十多个爱国青年，我们看原文却不是的。

这些牺牲了的爱国青年固然也应该说是革命者，但作者在这一节话中并没有说到这一层意思。

实际上，这些爱国者完全牺牲于反动政府的阴谋凶杀；他们当时只是为了援助外交徒手请愿而已。

作者在全文中都并没有认为这就是革命的行动。

——根据原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就正是指的反动政府凶杀这种黑暗事实。

因此，这句话就是说，真的革命者是敢于正视这样黑暗的现实的。

第二句话的意思也就很明白：真的革命者既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那么，他也就能够真正看到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他显然是最哀痛的。

同时也只有真的革命者能够真正看到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这样，他也是最幸福的。

这是和下文所说的庸人比较而说的，因为“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这里说的庸人，是平常人的意思。

下文又说：“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这正是作者所非常感到沉痛的。

（冯雪峰《〈记念刘和珍君〉文中几个句子的解释》）
应该怎样理解《记念刘和珍君》中“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的这句话。

本文的第二部分首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作者怀着对死难者崇敬的心情，以极度激愤高昂的语调来赞颂死难烈士敢于面对残酷现实，不怕流血牺牲的忘我的战斗精神。

下句的“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是以疑问句式进一步赞颂死难烈士为维护国家民族而献身的高尚行为，肯定了他们为国捐躯的意义；呼唤人们觉醒，不要成为“在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里苟且偷生的庸人。

烈士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是真的猛士。

为什么说他们是真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他们因为国家所蒙受的灾难和耻辱而哀痛，基于这个巨大的哀痛，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
以他们是最大的哀痛者。

因为他们的哀和乐是和国家、人民融和一体的，能为国家担忧，能为人民解除苦难献出自己的力量就是一种幸福。

烈士为上述目的献出了生命，所以他们是最大的幸福者。

（钟腾嵩）
“哀痛者”和“幸福者”
鲁迅在写此文后七天，为“三·一八”惨案所作的另一篇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对“叛逆的猛士”作了热情的讴歌：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的良民们。

”
这段话正好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两句话最好的注脚。

“真的猛士”就是“叛逆的猛士”。

这里所说的“洞见”、“记得”、“正视”、“深知”、“看透”的“一切”，就是“渗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的具体化。

只是“叛逆的猛士”从历史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去观察，而“真的猛士”则仅就现实的观察而言。

“真的猛士”既然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当然能“记得深广和久远的苦痛”，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不是逃避，不是麻醉自己，过着“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的生活，而是用战斗去改变这惨淡的人生。

正因为他们是清醒的战斗者，所以是最大的哀痛者；又因为他们在“淋漓的鲜血”面前无所畏惧，为着崇高的革命理想而战斗，而献身，所以他们又是最大的幸福者。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句末何以用“？”而不用“！”，这是启迪人们思索。

犹之乎说：读者诸君，这样的“真的猛士”，你们可能知道他们是哀痛的，是否知道他们也同时是幸福的呢？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真的猛士”，指革命者，“直面”和
“正视”都表示正面注视，“惨淡的人生”，指黑暗社会，“淋漓的鲜血”，指三·一八惨案。

真的猛士，由于面对现实，深刻认识到现实社会的黑暗，看到爱国群众所流的无辜的鲜血，因此，他必然怀有深沉的哀痛。

又因为真的猛士参加了这一爱国行动，和反动派进行了斗争，对革命者来说，斗争就是幸福，因此，他又是幸福者。

用疑问句表示肯定，意在强调。

持这种对生活的态度的真的猛士，和下面所提到的“庸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对比中写出“真的猛士”的高尚品德。

作者对“真的猛士”不惜给以最崇高的赞美之词，可见他对“真的猛士”是非常尊敬与钦佩的。

就在写这篇文章一星期之后即四月八日，鲁迅写了《淡淡的血痕中》，对“猛士”又进一步作了赞美和评价，可见鲁迅对“真的猛士”是多么渴望。

③“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
鲁迅原先不认识刘和珍。

刘和珍是女师大事件中被开除的六个学生之一，刘百昭强拖学生出校之后，才有人告诉鲁迅谁是刘和珍。

鲁迅对刘和珍的印象和平素所想的不同，这个能够不被势利所压服、具有反抗性格的学生却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后来“偏安于宗帽胡同”（因为女师大被教育总长派人武力接收，学生被强迫出校后，另在宗帽胡同租房子上课，鲁迅用了“偏安”两字，从幽默中流露出对敌人的嘲讽），鲁迅与刘和珍见面次数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这里有几点应该注意：第一，反复写了刘和珍态度温和，始终微笑着。

刘和珍的威武不能屈、态度温和、平易近人、思考周密、感情丰富等特点都介绍出来了。

段祺瑞把这样的人枪杀，那就更显出段祺瑞的残暴。

第二，写的事都与女师大事件有关，这有几个作用：一、鲁迅与刘和珍是在跟杨荫榆的斗争中认识和来往的，彼此不仅是师生，而且是反抗黑暗势力的战友。

二、鲁迅知道谁是刘和珍，是在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学生出校之后；和刘和珍有来往，是女师大偏安宗帽胡同，赁屋上课之后。

总之，在女师大风潮初起时，鲁迅并不认识学生自治会的刘和珍，这就给陈西滢造谣说鲁迅“挑剔风
潮”（按：“挑剔风潮”这一说法是不通的），以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写刘和珍主要从与杨荫榆等的斗争来写，这一方面写出刘和珍一贯反抗封建黑暗势力，一方面也自然引导读者把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事件联系在一起，认识到这两件事都是反动势力对青年学生所进行的迫害。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
这句话是对“真的猛士”的赞扬，说明阶级社会里人的思想感情是不相通的，“真的猛士”和“庸人”的“哀痛观”和“幸福观”也不相同。

鲁迅在早期和前期经常将“猛士”同“庸人”相比较而提出。

“猛士”是革命者的形象，而“庸人”则是在旧思想传统统治下驯从的“怯弱者”。

鲁迅认为他们的主要不同是：
（一）前者对人类社会有精湛的认识并具有勇敢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而后者则在黑暗势力面前表现怯懦、驯从。

黑暗势力用狡诈的骗术来欺骗“庸人”，以达到维持黑暗统治的目的，“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秾；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庸人驯服于黑暗势力的驱使，在痛苦中“苟活”，用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而“真的猛士”则是黑暗势力的叛逆者。

他“不和众嚣，独具我见”，“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痛苦”，“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看透了造化的把戏”，要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革。

（二）具有不同的“哀痛观”和“幸福观”。

前者为黑暗社会的长存，人民奴隶命运的不能改变而“哀痛”，以为改革旧世界而流血牺牲为“幸福”；而后者的“哀痛”和“幸福”则以个人的得失为基础，他们因个人的不幸遭遇也产生一些哀痛与不满，但没有反抗黑暗社会的勇气，因此，只好把“苟活”和“暂得偷生”作为“幸福”。

鲁迅通过“庸人”同“猛士”的对比，从人生观上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刘和珍和一切革命者，阐述了革命的“哀痛观”和“幸福观”，指出：伟大的哀痛是因“惨淡的人生”、“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而产生，这哀痛和“黑暗”、“惨淡”的人生社会同存；要解除哀痛，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正视和彻底改革黑暗社会。

因此，在革命者看来，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从事砸烂黑暗社会的斗争。

从
这个意义上讲，刘和珍等革命者，都是忧天下之忧的伟大的“哀痛者”和以为国牺牲为荣的伟大的“幸福者”。

（韩立群）
真的猛士
“真的猛士”是泛指革命者，不是专指某一个人。

从文中的描述来看，“真的猛士”的特点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遭到挫折之后仍“将更奋然而前行”。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一）反动统治下的社会，是悲惨的，黑暗的，革命者决不回避这样的现实，他们对反动统治怀着满腔的仇恨，深切同情人民的苦难，并且敢于为结束反动派的罪恶统治而浴血奋战；（二）在严酷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革命者不怕牺牲，前仆后继，面对牺牲者的鲜血，他们牢记这血海深仇，化悲愤为力量，再接再厉地斗争，决不退缩；（三）革命者在斗争遭到失败之后，仍有“奋然而前行”的胆略和胜利的信念，并探寻着“前行”的正确途径，去唤醒尚未觉醒的广大群众。

鲁迅用“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来赞美“真的猛士”。

“真的猛士”的哀痛，是为人民的奴隶地位不能改变而哀痛、为被难者的不幸殒身而哀痛的。

在他们的哀痛中，可以看到他们的高尚的情操。

但他们又是幸福者，他们为自己能投身正义斗争而感到幸福，敌人的血腥屠杀是吓不倒他们的，他们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能为革命斗争而献身。

“真的猛士”的幸福观，体现了他们的伟大，崇高。

（卢今《〈记念刘和珍君〉的艺术特色和一些疑难词语》）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鲁迅在写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之后说：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这是撇开了仅有哀痛、尚不足以称幸福的人而专论真的猛士的。

对这一句，一本《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是这样解释的：
指“真的猛士”。

“哀痛”，因为失去了许多战友；“幸福”，因为还活着继续与敌人战斗。